低音炮大喇叭（大喇叭）

原创 许文明

我们村的李士翔，成立人民公社那年，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那年，他下了台。连任书记好几届，贯穿了人民公社的自始至终。

他当支部书记，挣了个外号“大喇叭”。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李士翔去了天堂。然而，他仙逝许多年之后，人们提起他，念念不忘这位“大喇叭”。

人民公社诞生在火红的年代，是为了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而狂热的年代，是高举总路线的年代。

总路线的内容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就是要在15年之内，赶超老牌资本主义英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大跃进的主要项目，就是让“钢铁元帅”升帐。于是全民参战，大炼钢铁。

听说不久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上上下下的人都狂热了，村村成立了食堂，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一时间，炼铁的土高炉遍地皆是。为了炼钢铁，伐光了树木烧木炭，家家把铁锅铁鏊子之类的铁家什，统统贡献出来，砸了，填进土炼铁炉里化铁水，充当钢铁数目。炼钢铁成了中心工作的中心，在这火口上，坐上村里第一把交椅，压倒一切的大事件，当然就是发动全民参加炼铁大战。因而，李书记每天都要登上村里的广播台，进行广播宣传。

何谓广播台？村中央有一棵老槐树，老得树干只有一层帮，中间空了，破了一个大窟窿，孩子们钻到里面藏猫猫。树干很粗，三四个大男人手接着手都搂不过来。老本并不高，从树杈到地面，才人把高，只要踩着窟窿两侧凹凸不平的树帮子，把着树干，就能攀到第一层树杈上。于是，这老槐树杈就成了一个制高点，大事小节，出工调人，表扬批评，传达信息，通报情况，干部们总要爬上老槐树，用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喊话筒，人们称之为大喇叭，进行喊话，社员们美其名曰“广播台”。

最有权威登上广播台进行广播的，当然是村官里的第一把手。那年代，还是无电时代，不用说电视机、收音机、电话机、麦克风，就是用上舌簧喇叭的有线广播，已经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社员与外界的沟通，实际就靠这个广播台。

于是，登上“老槐树广播台”，拿着大喇叭喊话的，就是村里最有权威的人士，理所当然，非李士翔莫属。每天天不亮，他就爬上老槐树，踏着那股粗大的树枝，背倚着树干，一手掐腰，一手握着大喇叭，鼓起嗓门，转动着脑袋，进行广播。中午一次，到晚上，还是照旧。有什么重要事情要传达，随时都要进行广播。久而久之，只要他登上广播台，一亮嗓子，“唉——”的一声，社员们就说：“大喇叭又鼓嗓子了。”

久之，“大喇叭”就成了他的绰号、代号。

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四，辈分在村里不高不矮，人们对他的称呼也不相同，或叫他四叔，或叫他四哥，或叫他四爷爷，亦或叫他四侄子，四孙子。就因为他有了“大喇叭”的代号，所以，人们每每在他的称呼前面，再加一个固定的称呼——大喇叭，叫成“大喇叭四爷爷”或“大喇叭四侄子”等。

这大喇叭之名，有两层含义，一是能在广播台有权拿大喇叭进行广播，表明他有身份；二则，他天生长了一副大嗓门，尽管声音有点沙哑，从那个铁皮筒子里传出来，连数里外村庄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名副其实的大喇叭嗓子。

老槐树不光是村里的广播台，老树下的空地，同样也是我们村的人民广场。召开社员大会，放电影，“文革”时期传达“最高指示”，批斗“走资派”等活动，都要在老槐树下进行。

老槐树隆起的树根，像无数条虬龙盘结在一起，托着偌大的树身树干。这盘树根“龙墩”就是主席台。每逢开会，在上面放一张长条高腿的木头凳子，也不摆放桌子之类。大喇叭等几位领导就坐在长凳上主持会议。当然，除了“大喇叭”挨批斗那段时间，每次开会讲话的主角基本都是大喇叭。他背靠着老树干，讲起话来，不用凭借铁皮大喇叭，就震得满街巷子里有回音。

那时，每年村里都要放几场电影，每次放电影，就在老槐树下，摆上一张长方桌，供摆放放映机之类。再安放一把椅子、一条凳子，供放映员、大喇叭坐。银幕悬挂在远处的屋后。每次放映之前，大喇叭总要讲一通话，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形势、任务以及村里的大事件，甚至，连看电影时，防火、防盗诸事，小孩儿掉了鞋子，掉了帽子，挡好鸡鸭防止被狐狸、黄鼠狼叼去的琐碎事情，也要一一嘱咐。

人们最讨厌放电影前，当官儿的借着人家的麦克风，连篇累牍、陈芝麻烂谷子，滔滔不绝的讲话。尤其是孩子们，有的捂着耳朵，有的小声诅咒：“怎么不把大喇叭的嗓筋头鼓断，省得没头没腚的吹喇叭！”

你烦你的，你骂你的，大喇叭并不在乎，或者他根本没看见，没听见，大喇叭该怎么吹，还是怎么吹。直到大喇叭说：“为了不耽误看电影，不多讲了……”

不等他再往下说，场子里立马响起海浪般的鼓掌声和呼哨声。这巴掌可不是欢迎他讲的精彩，而是为他总算吹完了大喇叭而鼓掌，而欢呼。

大喇叭不是文盲，也识不了多少字。上世纪30年代初，俺村有一个进步青年，叫李鸿宝，自己出资盖了学堂，制了桌凳，印了书籍，自己当老师，办了一处农民夜校，专门招收那些放牛羊、扛长工上不起学的穷苦青少年，识字明理。学堂办得红红火火，即便为了躲土匪住在山上的围子里，农民夜校也没有停止。当时进夜校学习的，不光是本村的，还有来自附近十几个村的贫穷孩子。办学堂的李鸿宝，就是沂水县西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刚建国就当了政务院救济司的司长。

李士翔家是地地道道的穷光蛋，当然是夜校招收的主要对象。于是，他和二哥李士禄，三哥李士增都进了夜校。谁知道，除了三哥能学进点文化，他和二哥是两块榆木疙瘩，根本钻不上眼儿。兄弟两个夹在人群里，学了大半个月，没学几个字，反而闹出了许多笑话。

二哥学《千字文》，只前四句就学了十几个晚上，老师让他站起来背，他脸憋得通红，结果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背成“西北玄天，黄风卷起，飞沙走石，路绝人稀”。哄堂大笑，李鸿宝说：“李士禄，你这是说《响马传》咋的？过来，揍你屁股三板凳！”

“二爷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给您牵马坠镫，铺床叠被，端屎端尿也行，就是别再逼我念书识字了……”

这是二哥的学历。

李士翔比二哥强不了多少，学了大半个月的《百家姓》，只当顺口溜背过了前五六句，其实一个字也不认识。背到“冯陈褚魏”，忘了，别人只要一提起下句的头一个字，他立马能背出“蒋申韩杨”来。单挑出来让他认，十个字不许认识一个。在夜校学了一阵子，借故头疼腚疼，和二哥一起逃之夭夭。

建国初期，到处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各村都办起了速成识字班。李士翔又一次随大流，也进了速成班。这一次，别说，真认得了一些字。就凭这文化底子，为当书记那阵子看书看报看文件，着实帮了大忙。只不过，他认字，大部分都是“似曾相识”，看报读文件，他就来个“三分认七分猜”。每每照他自己的思路猜出来的字和内容，不是变了音，就是变了意，一致弄出了许许多多的笑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一致引起边界武装冲突，在珍宝岛开了仗。每隔一两天，上级就要发下一份通报，向全体民众传达。每次传达，都要在老槐树底召开社员大会。传达文件的任务，自然属于大喇叭书记。按说，念念文件，找个文化水平高的就可以，李士翔生怕跌了架子，当仁不让。一次，当念到“乌苏里江”时，歪头晃脑地端详了大半天，扯开大嗓门，念道：“在鸟苏里江……”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震天的哄笑。这一笑，把他笑愣了，一手端着文件，一手指着字，眯起眼仔细端详，自己大笑起来，高声纠正：“不是不是，不是鸟，是岛，岛苏里江……”

人群里像炸了锅一样，爆发出更大的哄笑，青年们一齐高喊：“吆——鸟苏里江！岛苏里江！鸟苏里江！岛苏里江……”

李士翔大吼一声：“叫什么叫！岛苏里江，就是捣进苏修窝子里的江……”

他这一解释，好多人笑得捧着肚子，有人说：“真不赖，大江也会捣苏修……”

李士翔知道自己又读错了，大喇叭变成小喇叭，自嘲地说：“反正是条江……”

过了好长时间，有人给他编了顺口溜重他：“鸟苏里江，岛苏里江，反正是条江，就是捣进苏修窝子里的江……”

大喇叭文化水浅，还好打肿脸充胖子，上广播台喊话，开大会讲话，喜欢引经据典，更多的是引用毛主席的诗词。不过，经他引用的话，几乎全都变了味儿。譬如，一次斗私批修大会上，他讲话，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金猴提着千斤棒，领着豪杰剥熊皮’。对阶级敌人，我们就要提着千斤棒，剥他的熊皮！”

类似这样的故事，多得数不清，人们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从没人上纲上线计较他，只当笑料传播而已。李士翔也不以为然，对老的少的重他，他总是说：“大伙儿明白意思就行，细嚼磨什么……”

大喇叭晚年得了喉癌，动了手术，连话都说不出半句来，有人说：“敢不是吹了大半辈子喇叭，把喉咙鼓坏了，叫他到那辈子再别吹喇叭了。”

大喇叭临死之前一年多，没说一句话，咽气的时候，突然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拖音的“啊”，算是寿终正寝的之前，又吹了一次喇叭。

原载《铃子随笔》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