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什么样的乡村规划（乡村空间规划的八大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其对良好的生活居住、生产工作、游憩休闲等环境的追求也日益增长。因此，对于乡村空间，要做到科学合理的规划引导，让村民确实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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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空间宜居宜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人口的增长，乡村的各项建设，尤其是住宅建设的规模在近二三十年间增长巨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大部分村庄在一定程度上向外扩张了一定的规模，同时村庄内部也发生着解体和重构。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享受到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环境，农民回归农村后，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没有消失，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家具家电等进入农家。

对于乡村而言，村庄是农民主要的聚集区，主要包括民宅、聚落及周围环境等。就农村的民宅而言，其功能特点与城市住宅明显不同，城市住宅属于消费性的商品，是住户通过商业手段（大部分是购买形式）得到用于居住的场所，而农村住宅则具有居住与劳作的双重属性。首先，农民在得到住宅的途径上，往往是自己参与建设的全过程；其次，从功能上讲，农村住宅不仅要满足包括起居饮食在内的生活居住功能，同时也为农民的生产经营提供便利，因而农宅往往具有较大的储藏空间、家务院、晒台等配套空间；最后，从生活的方式上讲，由于农村的经济水平有限，社会提供的各类综合服务不完善，如村民需自家或多家配置水井以满足生活用水的需要。当前，随着部分农村经济水平向城市接近，随着村镇的城市化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一部分农宅开始向消费型过渡，这些现象在城市近郊区比较突出。

那么，在进行乡村规划的时候，要从乡村的特点出发，设计符合农民生活生产要求的建筑，营造宜居宜业的空间，同时要考虑房屋建造的经济性、非商业性和可变性。

建造住宅对于农民而言，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经济负担，农村住宅的造价水平直接依赖于农民个体家庭的经济收入情况。尽管近年来农村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由于起点低，低造价依然是农宅建造的一个广泛前提。面积、材料、工艺都要受到造价的约束。

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和住房政策的影响及限制，农宅建造具有很大的非商业性。农村宅基地是作为一项国家福利，由政府批给村民的，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一般只允许在本村的小范围内进行。

由此，农民通常会自己动手建房，雇用少量本地的劳力，基本上全程参与到住宅的建设过程中。住宅建成后为农民自用，很少出现转卖现象；随着一户一宅等政策的实施，农村住宅买卖现象将更少发生。

由于农民住宅一经建成，之后十几甚至几十年都是该家庭的居住之所，所以农宅必须具有足够的可变性来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农宅通常运用最单纯的空间结构来适应不同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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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绿色自然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四章的标题是“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文件提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通过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建设绿色自然的乡村生态空间。

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可以想象，如果乡村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又无法和城镇相比，如何能够留住村民、吸引人才，如果人口大量进城，尤其是青壮年外出务工并定居城市，乡村的建设、管理等各项事业也就无从谈起，乡村振兴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青山绿水得以保留，生态环境宜人，同时产业兴旺，能够为村民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或渠道，必将吸引人才回归，共创美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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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安全可靠

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十年来，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比较明显，基本的社会服务不断向乡村地区延伸，乡镇多类基本社会服务近乎实现全覆盖。到 2016 年年末，几乎所有乡镇都建有现代的交通和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其中部分基础设施正在提档升级，所有乡镇人居环境均有明显改善，乡镇公路基本实现“镇镇通”。农村交通条件改善，基本实现与外界互联互通，农民出行更加便捷，这些为乡村振兴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通过多年的农村电网改造，几乎所有农村都通上了电。通宽带互联网的村占比约 9 成，即便是西部地区，通宽带互联网的村占比也近 8 成。

但与城市相比，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国乡村有些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区域间差距仍然较大，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突出短板。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覆盖的村还比较少，2016 年年末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村占比不足 2 成，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约 1 成，而东北地区不足 1 成。

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环境整治中，垃圾、水体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是主攻方向之一。展望未来 10 年，需要优先打造城乡一体和相互融合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服务格局，基本消除农村地区间基础设施的差距，使乡村更加生态，更加美丽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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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完善便利

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农民最关心、最急需、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公共基础设施、最低生活保障、农技支持、就业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安、金融支持等，其中对公共基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最为关注。农民自身的诉求也非常强烈，大量调研结果表明，村镇公共服务设施亟待改善，在部分村庄，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大大超出了对给排水、采暖等基础设施的需求。

相对而言，乡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普遍存在不足，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村民的实际需要。许多公共服务设施在部分农村地区相当缺乏，一些偏远的村庄甚至根本没有设置基本的、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部分村庄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用房等得不到落实，存在租用民宅或和其他设施混用的现象，这些都给村民的生活造成很多不便。

随着村民素质及意识等各方面的提高，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和渴望程度也逐步提高，普遍希望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完善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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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功能复合

农村的公共空间是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集会、休闲等的主要场所，其功能相对于城市的广场、公园等而言，更为复合多元。

乡村公共空间一般为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例如，位于村庄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等场所能够满足村民组织集会、红白喜事等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公共空间的功能将更加复合化，从发展历史及现代化的使用要求来看，主要有乡村信仰、乡村生活、乡村娱乐、乡村政治等方面的使用要求。

乡村信仰公共空间多指农民从事祖先祭拜、民间信仰、宗教信仰等活动的空间及场所，如祠堂、寺庙、教堂等。尤其是在家族聚集的乡村，祠堂是从事信仰活动的主要场所，主要涉及孝道、传宗接代等伦理道德文化，对于规范代际关系、凝聚宗族力量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祠堂还具有团结宗亲、维系社会秩序的实际功能，在调解村民纠纷、救济贫困、维护社会治安、邻里生产互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民间信仰活动是一种具有地域性、自发性、草根性的非制度化信仰，一般指植根于乡村传统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积淀并延续至今的有关鬼神、英雄、历史人物的信奉，主要信仰空间有土地庙、关公庙、观音庙、山神庙、龙王庙、财神庙等场所。这些空间以及以此开展的相关活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农民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

农民有交往、表达、参与、分享的需要，各种聊天场合就为他们提供了相互交流、沟通感情的平台空间。农民在闲暇时间一起在村头、树下、河边、商店门口等公共场所聊天。聊天的话题无所不有，上至国际风云、国家大事，小至村子里哪家媳妇不孝顺、邻居吵架，都会成为农民嘴边津津乐道的趣事。另外，公共空间是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建房、考上大学、过寿等人情事件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仪式、举办酒席、礼物交换的空间载体。

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也日益增长，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享受和文化娱乐。公共空间可以为农民提供文化需要，在没有增加农民货币支出的情况下增加农民的幸福快乐，是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文化生活方式。娱乐性文化活动为农民在农忙之余提供了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的公共空间，娱乐的同时也成为农民的一种健康文化生活方式，能够为其提供生活意义和乡土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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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间体系清晰

传统乡村以农业为主，其主要经济活动为农业种植、家禽家畜养殖。一般而言，村庄外围多为耕地菜地、养殖水塘等空间，同时家家户户的住宅还附带猪圈牛棚鸡窝等家禽家畜的养殖设施，构成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

相比城市而言，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以及关注都非常不够，再加上农村地区受本身地域广、人口素质低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农村的经济发展异常缓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了现在农村的整体经济格局仍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农民的劳作仍处于整个社会生产链条的最低端，缺乏附加值。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发展，要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满足村民就地工作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必然遵循普遍的经济规律和效率首选的原则；打破地域和所有制界线，投奔效率和效益更高的地域和产业，自主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开放的农村，已经打破过去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存在着多种经济组织；乡村经济实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外来生产要素的涌进，将使过去固有的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经管体制快速分化、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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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服务高效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加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及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由于农村社会结构、农业经营体系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等的变化，对乡村治理及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社会组织的高效服务能力，对于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已经打破，城乡间的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村的生活生产方式、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步转变，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也明显增强，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化，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

为此，各级政府及社会阶层需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通过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积极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积极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在强化党组织和政府自身建设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提高农民社会治理组织化的程度，使各种社会服务能够高效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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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独特活跃

乡村文化是在乡村这种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特有文化，它的主体是村民，千百年来在他们中间不断发展、传播。乡村文化是指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能够紧密关联在一起，并且能够适应本地区村民的物质精神两方面需要的文化。我国的乡村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文化形态，广大农民是乡村文化的主体，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并不断发展着乡村文化。另外，农民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大元素，农村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特点使乡村文化深受影响；还有就是，农村承担着乡村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重任，是乡村文化的载体和依托。

我国新型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使乡村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意味着数亿农民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意味着乡村文化主体的农民形象的再塑造。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农村建设视域中的乡村文化建设，是在广大农村建设和谐、生态、文明、科学、现代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文化状态，以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和保障农民的文化利益，缔造新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其中既包含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民观念和乡村精神的重塑，也包含乡村文化机制获得创新与多元发展，以及乡村文化活力的激发和乡村文化生态的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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