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教学设计(天津教案的另一面)

1870年初,法国传教士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获得的权益,在天津三岔河望海楼租赁地皮建起一座天主教堂,开始在山东地区展开传教活动。教堂建成后又相继开设了医院和育婴堂,一方面收治病人,一方面收容社会上的弃婴。

天津市教学设计(天津教案的另一面)(1)

教士们希望通过这种温和的手段,获取民众的认可和认同,以便于吸纳教民,传播福音。对于教会的医院和育婴堂,普通民众并无什么不满。但是价值观的差异,让民众们对于抛头露面成日与男人一起出没的修女,误解很大,认为她们行为不检点甚至是不守妇道。

这种误解,让民众对于修女的工作之一收容弃婴产生了误解。觉得这些品行不端的妇人不是在做好事,背后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于修女的误解和敌视,让她们外出收治弃婴多有不便。加上教堂人手有限,天津教会就改用有偿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将弃婴送到教堂。一些无良的人贩,发现了生财之道,就开始偷拐婴儿送到育婴堂,以换取奖励。

很快,婴儿失踪的案件不断攀升,社会上开始议论纷纷。再加上春末疫病横行,教会护理婴儿的方法、能力有限,育婴堂里有40多个婴儿不幸离世。教会雇佣民夫将这些婴儿埋葬在坟地里。

但是一些死婴埋得不够深,被野狗刨出并啃食的残缺不堪。人们争相观之,一些不理解教会为什么收容弃婴的人,就开始谣传教堂收容弃婴的目的是剖心挖眼做药引子。很快谣言就在天津地区扩散,连天津知府张光藻都堂而皇之地发公告说项:

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这么荒诞的谣言之所以被传播相信,是因为民间历来就流传着秘方治大病的说法,而秘方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千奇百怪的药引子。当年鲁迅父亲病重时,绍兴一位名医曾开出经霜三年的甘蔗和原配蟋蟀一对做他父亲救命的药引子。

用鲁迅的话说,似乎在这些人眼里昆虫也要贞操!所以后来鲁迅曾狠狠地说过一句话:“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所以当时民众相信用婴儿器官做药引也就不难理解了。

正巧天津衙门又抓到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按律应处决。为了自救保命武兰珍强攀洋人,谎称他是受望海楼天主堂传教士指使,并供称迷药是一个叫李三的人在教堂的铁栅栏处交给他的。

天津市教学设计(天津教案的另一面)(2)

现今修复后的望海楼教堂

这下,群情激奋,数千民众,随同知县刘杰押着武兰珍去望海楼和传教士们对质。然而武兰珍到了望海楼教堂,却找不到那个“铁栅栏”。并且“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刘知县马上就明白是武兰珍在乱咬人。

然而上千义愤的人群不是刘知县可以遣散的,他们包围了望海楼天主堂,并开始抛掷砖头、石块。传教士见情况不对,赶紧到法国领事署求救。

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随从先是到天津府衙,要求口岸通商大臣崇厚派军队镇压,保护法国侨民。因其态度恶劣,崇厚没有理会他的要求。气急败坏的丰大业返回教堂的途中正好遇到知县刘杰和他的家仆。

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仍未成立专司外交的衙门,朝廷也仍然不愿意和洋人接洽。因此朝廷继续沿用旧制,由各口岸负责商贸的官员兼职处理其它洋务。

丰大业与刘知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过程中刘杰的家仆阻挡丰大业(可能是丰大业想把刘杰强拉到现场或者是丰大业想揪住衣服斥责),被丰大业拔枪击伤(也有说被打死)。这一枪激怒了围观民众,当即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和他的随从围殴致死。

打死丰大业后,民众又冲入教堂,打死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暂居教堂的俄国商人,这也成了俄国积极参与天津教案的借口),另有三十多名当地教民也被打死,并纵火焚烧了教堂和附属的医院、育婴堂。

这还没完,当天愤怒的民众又接着攻击焚毁法国领事署、以及天津当地的英美教堂数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市教学设计(天津教案的另一面)(3)

教案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清廷处死相关人员,并赔偿各国损失数百万两。法国还以保护传教士为由,额外提出天津驻军的权利,并且驻军军费由清政府承担。

七国发出照会后就在天津海域集结战舰,向清廷武力施压。面对列强的压力,自知落后、实力不足的清廷为了避免战争,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处理天津教案,希望和平解决。

教案本身并不复杂,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做药引等均系传言。曾国藩将他的调查结果上奏朝廷(《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希望清廷将此公布,一方面给洋人雪冤,一方面给百姓解惑。

而清廷一方面觉得按曾国藩的结果发布公告,洋人会借题发挥,引起更大的争端。另一方面天朝上国两次败于洋夷的屈辱,让教案的肇事者被皇朝上下当成了“诛杀洋妖”的英雄,清廷不愿意出头做恶人。

所以清廷玩起了暧昧,并不直接答复曾国藩,只是催促他尽快结案。曾国藩不是看不出朝廷用意,也知道这么捣稀泥的做法只会让自己深陷其中,然而他又能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背锅,曾国藩在牢里找了些死囚,用他们顶替肇事者为洋人偿命。

最终曾国藩数次与洋人交涉后达成以下几条协议:

1:处决为首作乱的18人,另充军流放25人;

2: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

3:赔偿洋人恤金46万银;

4:派崇厚作为清廷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虽然比最初七国使团的要求低了不少,但是这个结果还是引得朝野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口诛笔伐,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朝中湖南籍官员纷纷以他为耻,他题写的“湖南会馆”的牌匾,都被摘下捣毁(那个年代乡谊是非常重要的,被同乡所不齿,做人已经没有任何颜面可言)。

天津市教学设计(天津教案的另一面)(4)

名誉扫地的曾国藩已无法继续处理教案,转由李鸿章接手。因为有了曾国藩在前背锅,朝廷再接受协议就可以理解了(不是我们向洋人妥协,我们是被国贼曾国藩坑害了),最终李鸿章只是将处决18人改为16人,其余不变,达成了协议。

对满清有再造之功的曾文正公,就这么被朝廷给强扣了国贼的帽子,名誉扫地,在抑郁中不到两年就病逝了。

注:对于天津教案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朝廷是为了打压曾国藩,而故意歪曲事实从而让曾国藩背锅。理由是朝廷在邸报里转载曾国藩的奏报时删除了很多内容,让曾的奏报看上去成了替洋人开脱的奏报。篇幅原因这里不展开这个话题了,天津教案相关论文、书籍很多大家可自行查证。

天津教案就这么结束了吗?没有,清廷并没有去澄清谣言或者尝试消除愚昧观念,而是刻意地保持民众对洋人的仇恨,这就是所谓的“使民心为我所用”。这样的处理,让民众的屈辱感更加强烈,对洋人的仇恨也更深。

二十年后压抑的仇恨再一次大爆发,义和团兴起,对洋人、教民展开了报复。仇恨和屈辱宣泄了么?没有,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耻辱。庚子国变,京师再次被攻占,大清臣民一人一两的羞辱性赔款。

直到此时满清的子民们才开始认清了自己的愚昧,进而逐步抛弃自身腐朽和枷锁,敞开怀抱迎接新的文明。

引入西式社会价值观发起辛亥革命破除皇朝的循环,走向共和;引入西式语法、词性、时态等改造现代白话文;社会伦理、人际社会关系也摒弃传统的“伦常、尊卑、上下”,开始倡导平等……

承认落后,才能不耻学习,发愤图强;承认愚昧,才能正视己身,摒弃自卑。

从1992年正式从法律上允许外籍人领养中国孤、遗弃儿童至今,仅美国人就收养了近十万孤、遗儿童。对于这段历史,一些人不去反思为什么现今还有如此之多的儿童被遗弃,反而质疑这个群体和国家的善意。

天津市教学设计(天津教案的另一面)(5)

天津市教学设计(天津教案的另一面)(6)

这些人说老外多挑好看的,没什么病的领养,伪善!合着这些老外的不闻不问,才是善意么?领养都是罪,那么遗弃呢?

还有人说老外领养的孩子八成以上都是女婴,目的邪恶而不纯。福利院收容的遗弃儿童里,女童比例原本就高于男童,男女童差异最大的还不是数量,是男童先天性残障的比例远高于女童。或者说大量女童并没有先天性疾病也一样被遗弃。原因是什么?

以最大的善去宽容自己的恶,以最大的恶去仇视他人的善,这就是愚昧引发的自卑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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