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是什么主义的代表（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

曹卫东

作为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但就其政治理论和政治理想而言，卢梭的形象向来又是很鲜明的:左右翼学者一致认为，他是“共和主义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哈贝马斯语)，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甚至于，卢梭还被颂扬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和精神领袖。然而，不容否定，人们对卢梭作为启蒙者和革命者的形象一直都是存有疑惑的，由列奥·斯特劳斯和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就曾指出:“卢梭政治思想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人类过去的幸福的自由状态，并且旨在将来建立一个能求助于受其统治的人们的意愿的政府。”换言之，卢梭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追求“进步”观念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是一个要么沉酒于过去要么幻想于未来的思想家，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保守主义者。

　　随着德国学者费切尔教授的《论卢梭的政治哲学:关于民主自由概念的历史》一书的出版，卢梭的启蒙者和革命者形象遭到了彻底的质疑，他在思想史上也得到了重新定位。费切尔的核心观点在于，卢梭非但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者和革命者，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

　　费切尔的观点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是众多。

　　费切尔是德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九二二年生于德国马尔巴赫，曾学习过哲学、政治学、德国文学以及社会学。一九五九年获得教授资格，一九六三年起，一直在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担任教授，现已荣休。代表作除《论卢梭的政治哲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统治与解放》等。

　　《论卢梭的政治哲学》是一部系统阐述卢梭的民主和自由概念的著作，初版于一九六O年，自一九七五年新版开始畅销，至今已连续再版八次，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费切尔断言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也并非出自他的独创。他承续了其他一些人，主要是尤文纳尔(Jouvenel)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挖掘和发挥。

　　费切尔在“前言”中上来就强调指出，卢梭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同路人”，也不是“专制主义的反对者”，而是一位彻底的“保守主义者”。这一论断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在费切尔看来，后人称卢梭为“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奠基人”，纯属一厢情愿的臆断。为此，费切尔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逐步深入分析了卢梭的保守主义思想实质。

　　首先，费切尔分析了卢梭的“时代诊断”。我们知道，“时代诊断”是每一个现代思想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从中不但可以看到当事人的时间意识，更能读解出当事人的现代性观念。从卢梭的“时代诊断”中，费切尔发现，卢梭与现代社会之间是极端的格格不人。卢梭在批判时代的过程中，矛头直接针对的，与其说是行将就木的封建社会，不如说是当时正在蒸蒸日上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卢梭清楚地意识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不容逆转，人的本质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但是，卢梭并没有被这种进步所鼓舞，而是陷人了深深的担优和恐俱之中。按照卢梭的理解，作为现代性表征的技术文明在取得进步的时候，必然要以道德沦丧和人性堕落为代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压根就无法同步展开，齐头并进，这样就会造成历史发展的悖论。

　　很显然，卢梭的“时代诊断”背后潜藏着一整套的现代理解和历史理解，这就是悲观主义和历史主义，费切尔统称之为“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满腹悲观的同时，又充满了满脑子的清醒意识，它同时看到了现代进步观念当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联系。这就使得卢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表现出一定的辩证法特征。很可惜，在卢梭的“进步辩证法”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理性主义”(因此，卢梭被卢卡奇列为非理性主义的先驱之一)，而是“道德判断”。卢梭辩证法的出发点是悲观主义，或者说是进步的怀疑主义乃至否定主义，故而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乐观主义的“进步辩证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接着，费切尔把分析的重点转向卢梭的“两论”(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并着重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细读。《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未竟之作《政治制度论》的一个部分，一度改称(论政治社会》，如副标题所示，探讨的是政治的形成过程和政治权利的原则。一句话，《社会契约论)阐明的是卢梭的政治概念。在卢梭看来，政治严格来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现代政治的实质就是“社会公约”，现代政治的表现形态是“共同体”，或者说“共和国”。主动状态下的共同体成为“主权者”，被动状态下的则叫做“国家”。

　　由于卢梭主张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国家的主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最好的政治形态应当是民主共和国，于是，人们便坚持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理想:针对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提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战斗口号，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果真可以如此来理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卢梭自己是怎么说的。卢梭在“论社会公约”一节之后紧接着论述了“社会状态”。他认为，社会契约是人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无奈选择。之所以说是无奈，是因为社会契约虽然带来了“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但剥夺了人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且，在卢梭看来，决定人的社会状态的关键因素，不是政治自由，而是道德自由，因为“惟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不难看出，卢梭与其说是主张政治自由，不如说是在看到人的自然自由和道德自由丧失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策略选择。卢梭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是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的，从社会条件，到经济条件，再到心理道德条件等等。这些条件当中没有一项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能满足得了的。这就决定了卢梭的理想目标要么是回归原始自然，要么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一个“精神一道德的共和国”，其基础在于传统、习俗和道德，而不是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时代诊断”到现代理解再到政治概念，贯穿着卢梭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进步怀疑论”。可是，就是这样一种“进步怀疑论”，在历史上却始终都被认为是在发挥着“进步的历史作用”，尤有甚者，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特别是雅各宾党人的教科书。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费切尔最后分析的重点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想由此一边来透视卢梭与现代社会以及现代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边进一步阐明卢梭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实质。费切尔选择法国大革命作为契机来透视卢梭的保守主义思想，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现代社会理论一般都认为，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不但改换了法国的政权，而且也改变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和国家秩序，因而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主体性哲学一道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也成为一块政治立场的试金石。由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或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可以判断出一个思想家的基本政治立场。一般而言，凡是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或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有着紧张关系的，都是保守主义者。

在费切尔看来，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乃至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莫名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卢梭对革命基本上是表示反对的。尽管卢梭当时敏锐地感觉到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将席卷法兰西大地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但他并不认为，这会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到头来也不会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因为，卢梭冶己信仰和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民主，他打心眼里不希望用革命的手段，而是希望通过人的改造(教育的手段)来推行这种平等主义的民主模式。

　　在革命过程当中，卢梭与革命者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学者曾做过关键词分析，比如“直接民主”、“共和主义”以及“联邦主义”等，这些概念一般都被公认是卢梭提供给革命者的。但研究表明，这样认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以“直接民主”为例，这是巴黎激进俱乐部的政治理想，也一直被认为是从卢梭那里借用过来的。可是，如果仔细阅读一些俱乐部成员的言论，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俱乐部成员虽然同意赋予人民代表以权力，但他们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是出于实际需要。拿罗伯斯庇尔来说，他最初是赞成议员的独立主权的，但到一七九一年重新选举后，当他发现国民议会没有能力对付革命的敌人的时候，他便开始怀疑和反对议员的独立主权。而且，激进俱乐部当中最支持人民参与立法和决策的，竟然是一位卢梭的反对者，他就是弗朗索瓦·

　　罗伯特(Flancois Robert)，他指责卢梭从骨子里反对代议制宪政。实际上，从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一年期间，几乎所有批判(社会契约论)的言论，差不多都是出自革命者之手。西哀耶斯(Sieyes)在革命中是所谓的“最坚定的卢梭主义者”，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站到了卢梭的对立面，比如，卢梭的“公共意志”概念，在他那里被等同于“多数意志”，并被用来替卢梭所反对的代议制辩护。另外，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我们也找不到蛛丝马迹，能够证明卢梭对他有过影响，倒是经常能读到他对孔狄拉克、洛克等人的盛赞。

　　革命阵营当中，不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对卢梭持批判立场，认为卢梭的小国民主过于理想化，“虽然精致，但不实用”。温和派包括斯达尔夫人(Stael)、古丁(Gudin)等，他们批判卢梭反代议制的立场;激进派则有富什(F即chet)、布里索(Brissot)以及上面提到过的罗伯特，他们主张要用人民来监督议员，因而与卢梭发生了冲突。罗伯特甚至认为，卢梭是自由的敌人，因为卢梭否认直接民主以及共和主义能够适用于大国。他们还指出，革命的结果充分证明卢梭的理论不是无效，就是过时。总之，正如英国学者麦克唐纳(McDonald)所说:“很显然，对卢梭政治理论的最尖锐的批判，来自革命阵营。他们用以反对(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是一些实用论据和经验论据。他们认为，卢梭的理论过于抽象，远远不能跟上政治技术和已经得到启蒙的公众舆论的发展速度，因而根本不适用于法国的现实。”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奇妙和反讽，一直都被后人誉为革命思想先驱的卢梭，在革命中遭到了革命者的冷遇和批判，却受到了保守主义者和反革命者的青睐。就保守主义者而言，当特莱格(Antn石gues)是革命前的政治活跃分子，也以卢梭的崇拜者和知音著称。他的(论一般国家)(几介砌葱陀:ur如云如招晓肥怂以)当时影响十分广远，与西哀耶斯的作品一同著称一时。该书第一部分探讨的是政治的普遍原则，第二部分阐明的则是法国的古老宪法思想与他的政治原则之间的一致性，并指出，法国人要做的不是革命，而是要对古老的宪法思想重新加以挖掘，以便使法国人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政治原则的核心范畴包括:人民主权、限制议会力量等。他在论证自己观点的时候，尽管没有直接依赖卢梭，但却与卢梭的思想之间有着亲和性。

　　另外两部直接讨论卢梭政治思想的保守主义著作，也许可以更好地说明保守主义者是如何认真对待卢梭的。一部是《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自贝尔蒂埃(Berihier)之手。另一部为《十八世纪法国、日内瓦以及美国革命的形成原则》，系伊斯纳尔所作。表面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在批判卢梭，而且毫不留情，主要集中在卢梭的“公共意志”概念上面。但认真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批判的实际上不是卢梭的观念，而恰恰是法国大革命的核心观念。上文说过，革命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卢梭的“公共意志”等同于“多数意志”。保守主义者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卢梭的“公共意志”是先验理性的统治基础，和多数或少数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封建君主制度可以说是这种源于公共意志的理性法则的具体体现。卢梭一向强调习俗、习惯以及法律之间的紧密联系，卢梭的这个观点也被保守主义者用于反对革命者的革新主张。

　　如果说保守主义者是由于他们与卢梭之间的亲和关系而青睐卢梭的话，那么，反革命者则是看到了利用卢梭反对革命的价值才拥抱卢梭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革命者对卢梭著作的解读是极其错误的，革命者其实不是卢梭的嫡系传人，反革命者才是卢梭的真正后裔。反革命者之所以选中卢梭来攻击大革命，按照费切尔的解释，原因在于，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忙于采取行动，忙于夺取权力，忙于建立新的制度，因而在理论上不可能精益求精，难免会留下一些漏洞。另外，卢梭思想与革命思想之间本来就有的紧张，也被反革命者给抓住了。于是，他们便从卢梭入手，一方面攻击革命者(靶子是国民议会)，另一方面为自己的主张辩解(核心是法国封建君主制度)。当时，著名反革命者有热诺尔曼(玩non”ant)、费郎(Fe蒯记)等。他们对卢梭的著作可谓熟捻于心，是革命者所无法比拟的。他们认为，卢梭是传统和习俗的辩护人，卢梭深切地认识到了彻底转型所能造成的危险，因此，革命在卢梭那里是不受欢迎，甚至遭到彻底否定的。

　　从正面(革命者)和反面(保守主义者和反革命者)两个角度阐述了卢梭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之后，费切尔觉得意犹未尽，便把法国大革命中的中坚力量又拿出来考察一番，以证明他的分析没有虚晃一枪，这就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雅各宾派。举凡肯定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关系的人，都会倾向于认为雅各宾派深受卢梭的影响。

卢梭与雅各宾派之间的关系的确有些扑朔迷离。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卢梭的思想本身就错综复杂，也充满矛盾，即便真的对雅各宾派发挥了影响，我们也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雅各宾派本身也是一个并不严密的政治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纲领也相应地有所改变。把卢梭的思想因素从他们的纲领中识别出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费切尔倾向于认为，卢梭与雅各宾派之间究其根本而言，有的是偶然的巧合，而没有什么必然的影响关系，甚至在一些关键观念上还发生了抵悟。因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是一种纯粹的政治理论，雅各宾派当时关心的，严格来讲不是政治理论问题，而是政治实践问题，或者说，是一系列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决定雅各宾派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的，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而雅各宾派既没有兴趣把卢梭的政治理论付诸实践，也没有兴趣在卢梭政治理论基础上再演绎出一套政治哲学来。

　　卢梭的政治哲学虽然没有对雅各宾派起到过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但这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在一些政治观点上会有一致的可能。费切尔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罗伯斯庇尔关于“革命政府”的演讲(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直被认为最能反映雅各宾派的政治立场)两相对照，指出卢梭和罗伯斯庇尔在政治理想上的一致性在于:共和国的立法使命和执政使命首先在于捍卫道德和平等。政治理想的一致性，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理想也有相似的一面，即一个由独立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平均社会。但是，这些相似性不能遮蔽他们之间的根本的差异，这就是: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对现代技术文明是持肯定立场的，对建立在技术文明基础上的社会进步也表示出乐观主义的态度。而卢梭是反对现代技术文明的，对现代性的未来也流露出极大的悲观情绪。概言之，一个是进步的肯定主义者，一个则是进步的否定主义者。

　　综合卢梭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影响，费切尔最后断言，卢梭并非一个“革命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传统主义的道德家”，他所追求的，不是用政治手段和教育手段来“推动进步”，而是“阻止进步”。卢梭所主张的民主，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一种小国寡民状态下的“直接民主”。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固然揭示出了其中所潜藏着的消极面，但他所提出的“向后看”的替代方案又过于保守，实在不足以成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一种选择。当然，费切尔批判卢梭的民主概念，指出他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其用意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卢梭，而是要还给卢梭复杂思想一个真实的面貌。其实，我们只要反观一下卢梭之于启蒙运动的紧张关系以及对于德国保守主义(主要是德国古典保守主义，如哈曼、赫尔德;德国文学浪漫派和政治浪漫派等)的影响，认真考察一下卢梭的宗教观念，特别是他的公民宗教观念，也就不难理解卢梭思想当中所潜藏着的保守主义情结。而卢梭之于现代思想史的意义，或许正在于他作为一个保守主义思想家所开辟的独特思路。

　　卢梭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思想当中出现矛盾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或然性设计，没有定于一尊的解决方案。历史上对卢梭的理解的确有些片面，甚至出现误解和曲解。现在，现代性反思和批判已经走向深人，换个角度重新清理卢梭的思想，也应当提到日程上了，这样做，对于中国思想界似乎还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