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杂志社（深圳创新后劲财经封面）

深圳属于有创造力的人群，就像硅谷在创新主导下，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深圳和硅谷有某种相似性，更有作为新兴经济体新生代一线城市的历史际遇：因改革开放而生，因制度创新而活，靠市场竞争成长，靠产业创新发展

封面设计：黎立

文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王延春 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少有中国城市能像深圳那样，在40多年里成为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新生代中国一线大城市，更是中国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标杆性符号。

在多年来探索形成的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中，深圳的经济持续增长广受赞誉，其创新发展后劲亦深受关注。

2022年9月6日，中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公布。这部《条例》提出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创新产品准入制度，对于国家、地方尚未制定标准但符合国际先进产品标准或者规范的低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允许通过测试、试验、试点等方式在深圳开展先行先试。

9月2日，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与香港财库局还联合推出《关于支持前海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的十八条措施》，允许香港创投机构等主体在前海开立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原则下，允许境外资金自由进出FT账户。这是深港首次同步对外发布联合公告，也是在探索一条新路。而这半年来，深圳还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条例》等政策，后者鼓励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将于2022年11月生效。

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衰退边缘、经济增长普遍承压的大背景下，深圳多年积累形成的产业发展和升级节奏，对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支撑价值不言而喻。这种发展后劲，得益于深圳40多年来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改革开放实践。

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总结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实践的十条经验时，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2022年8月16日至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考察时表示，广东是第一经济大省，深圳已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引领作用和经济挑大梁作用，为全国发展作更大贡献。在考察盐田港时，李克强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经济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

考察期间，李克强专程到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小平铜像，并敬献花篮。

9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提出续写新时代改革开放传奇，深圳是最好的观察哨。

回顾40多年前，深圳从蛇口工业区起步时，还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1979年，广东宝安县拿出2.14平方公里土地给招商局试办蛇口工业区，掌舵人袁庚率先允许外资进入兴办企业，承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句响亮的口号，随后也传遍大江南北。

1980年，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开始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哨港。五湖四海，新的知识、技术、人才，一切朝气蓬勃的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深圳，继续向内陆流淌，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也受益于此。2021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3万亿元——这几乎已经占到整个广东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

如今，和40多年前比，深圳已经脱胎换骨。从经济看，深圳经过几波腾笼换鸟，不再是草根们轰轰烈烈承接加工贸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城市。根据深圳“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谋划，未来的深圳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打造全球数字先锋城市⋯⋯倘若一切进展得当，15年后，深圳可能变成一座更加不同凡响的全球性科创城市。

风起于青萍之末。《财经》记者2021年4月末到深圳采访，福田区华强北电子市场的脉搏跳动依然强劲，但一些变化已经在悄然酝酿之中。华强北从20世纪80年代的上步工业区起步，随后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长达930米的华强北路串联起赛格广场、华强广场、新亚洲等20多家电子商厦、购物中心。拖货的商人、淘货的顾客，连同街边贩卖潮汕小吃的摊贩、赠饮热茶的志愿者，摩肩接踵，一如往常。

彼时，没人能够预料到，半个月后，华强北风向标、曾经的深圳第二高楼——赛格大厦会突然发生晃动，大楼半封闭后，上万商户一度无法正常营业。而实际上，如果仔细打量，华强北的一些档口已经转型经营跨境美妆、零食等生意，由华强北市场所连接起的、那张巨大的电子产业网络早已处在剧烈的震荡中。

最近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潮流，均令深圳多重承压。华为公司居于深圳电子产业的核心位置，自2018年来在中美贸易战中首当其冲。技术被卡脖子后，华为与上万家配套供应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深圳的土地、劳工、公共服务等资源也日渐捉襟见肘，因此2018年后，华为加速将部分业务转移至了东莞松山湖以及惠州等地，深圳电子产业的区域布局已经进入重组阶段。

类似的产业转移，也出现在深圳其他经济领域。2015年以后，深圳企业比亚迪选择在汕尾落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无人机企业大疆入驻东莞，富士康将生产线转移至郑州。2019年上半年和2020年上半年，深圳市第二产业投资额同比均出现负增长。由此，外界对深圳企业外迁、深圳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多次被触发。

未来的深圳产业结构会变成什么样？以日本过去的经验作参考，一些产业变化是深圳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顺势而为选择。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的产业先后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从低技术密集型到高技术密集型的海外转移过程。深圳的变化也吻合这一规律：2002年至2006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外迁；2007年至2012年，装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企业出走；2012年起，更多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向外走。

日本经济也因此出现长期缓慢增长，但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不断推进。通过放弃比较优势消失的产业，日本聚焦高附加值产业，微电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新产业快速腾飞，实现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产业空心化现象继而消失。倘若顺利，深圳或许会重复这一过程，但也将有所不同。

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广袤，深圳具备将产业转移至珠三角城市群的天然优势，周边城市可缓解深圳土地紧缺、公共服务不足的劣势，并从中获得发展机遇；深圳也可继续深入内地，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雁阵排列——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受限于国土面积，只能将大部分产业转移至海外。

近年来，在土地稀缺、房价飞涨的时代，与广州、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产业，通过总部经济和创研服务保持联动，也成为深圳的优先选择。

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当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越来越高时，强行留住制造业，不符合客观规律。参照美国经验，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越高的地方越出专利、出论文，随着密度递减，土地则用于制造业、农业。高房价要求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克服成本上升，这将不断把无法承受高成本的产业往外挤，推动本土产业走向更高端。这一规律已经在纽约、旧金山的发展轨迹中得到验证。

未来什么产业能支撑深圳经济发展后劲？哪些人适合来深圳发展？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原院长李贵才对《财经》记者表示，深圳近年来的重要文件已经很少提及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而大数据等先进制造业、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将是深圳的新目标。深圳今后吸引的人将主要是高精尖的创新人才、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人员，以及少量来到深圳享受生活的人。

“这个城市不属于任何人，它属于一个创造性的人群。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深圳天生就是我的。”唐杰说，硅谷一波一波地衰落，又一波一波地兴起。当成本太高、难以抵挡，产业的潮水便会退去；一旦成本下降，又会有新的产业到来。深圳和硅谷某种程度上很相似，也是一个有周期的城市，八到十年折腾一次，这就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产业升级的“破坏性创新”。

前沿技术实用取向 持续加速产业更迭

当下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但从未来持续发展着眼，深圳的产业格局也面临新的调整升级。

6月6日，深圳出台《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提出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八大未来产业，以“20 8”产业稳住制造业基本盘。到202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超过1.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这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示、智能终端、智能传感器、软件与信息服务、数字创意、现代时尚、工业母机、智能机器人、激光与增材制造、精密仪器设备、新能源、安全节能环保、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大健康以及海洋产业集群。八大未来产业则涉及：合成生物、区块链、细胞与基因、空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深地深海、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量子信息。

从上述政策措施来看，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受到深圳欢迎的创新型企业。

这家公司位于南山区有“中国硅谷”之称的粤海街道。在这片2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212个产业园区，聚集着上百家上市公司，腾讯、百度、大疆、飞亚达、中星微等高科技企业林立于此。粤海街道一年创造的经济总量超过3000亿元，大约是南山区的二分之一、深圳的九分之一，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

云天励飞入驻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楼下拐角处的星巴克挤满了熙攘的人群，写字楼里还有不少家科创企业，云天励飞的名字挤在大厦前台的导引栏上，并不那么醒目。然而，这家公司已经冲进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第一梯队。而目前，深圳拥有人工智能相关企业1300多家，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为什么是深圳？为什么最新技术与高科技企业选择深圳落地生根？追溯起来，云天励飞的创始人陈宁，原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博士。2014年，他们从硅谷回国时，深圳在海外留学圈里已有了不错的创业口碑。深圳龙岗区的民警，也恰好为他提供了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技术落地与试错的机会。

2017年除夕前，深圳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事件。陈宁等与龙岗公安分局的民警探讨，能否用人工智能激活街巷的摄像头，以高效的图片检索代替缓慢的人工视频回放。这套“天眼”安防系统从龙岗区的几架摄像头开始试点，慢慢扩展，在协助破获一桩沉寂20多年的命案和一次持枪袭警案件后，逐渐在深圳推广开来。

云天励飞副总裁郑文先向《财经》记者介绍，2015年云天励飞创业团队入选深圳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孔雀团队”，市政府给予4000万元的奖励与部分股权投资。其中的奖励资金在一周内到账，兑现承诺的速度非常快，也促使公司最终决定将总部落地深圳。这些年，云天励飞的估值上升后，深圳市也依据战略投资分享了红利。“深圳的基因好就好在这里，它给予草根创业者机会”。

同样获得过4000万元扶持资金的，还有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云天励飞公司出发，沿着南山区科技南路向北约500米，便可来到深圳市数字科技园。奥比中光就坐落在联合总部大厦里，仍在粤海街道管辖范围之内。

201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SMART中心博士后黄源浩携团队在深圳成立奥比中光，主攻3D视觉感知技术。2014年，他们获得深圳政府“孔雀计划”的巨资支持后，很快在次年研发出中国第一颗3D深度引擎芯片，成为全球少数实现消费级3D摄像头量产的厂商。而今，国内市面上的3D刷脸支付、VR看房等应用的底层技术，很大一部分源自这家公司。

2021年《财经》记者到深圳调研，奥比中光副总裁孔博告诉《财经》记者，公司办公空间超过1万多平方米，受益于政府惠企政策，办公租金只要市场价格的一半。尽管企业在深圳很难获得大规模生产用地，但政府不会让真正需要用地的企业没有地用，仍在全力保障一些企业重要的总部用地。奥比中光还在上海、西安、美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当时也正在深圳筹建第一栋研发办公楼，预计须两年左右落成。

“深圳好像跟世界是同步的。”孔博说，公司周边是中国一线的科技创业公司，来往的科创人员大多拥有国内名校或海外留学背景。他们中很多人和硅谷保持紧密联系，对标全球最牛的科技企业，同步链接全球最新的科技前沿动态。在粤海街道，晚上10点到11点才到下班高峰，打车排队200位以上是常见的事。

彼时，对创新科技的渴求，萦绕在南山区的各个角落。记者看到，柴火创客空间的教室里，挤满了前来参加物联网技术培训的年轻人。这其中，既有初创公司的负责人、从事基建类信息化服务的人员，也有万科等大公司派来的员工。前沿的技术就这样跨越壁垒、扩散开去，传播至不同应用领域。

柴火创客空间是深圳第一家创客空间，成立于2011年，空间入口处的墙上还挂着传感器、主控等各类硬件。总经理叶雨记得，2013年她刚入职柴火创客空间时，就有一大帮小众机器人爱好者云集于此。2015年到2017年，人们拿着创新项目路演、拿着样本上网众筹，很容易就能获得第一桶金或者天使轮融资机会。

这些年，柴火创客空间的创客孵化出过科技企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技术创意转化为消费级产品，甚至是独角兽企业，挑战难度很大，更多的是不了了之。于是2017年，柴火创客空间开始转型，侧重于搭建创客与产业对接的平台，通过协助企业技术外包等方式施展创客的技能，自然而然地去等待创业公司出现。

叶雨观察到，前几年，深圳的创客充满了冲动与兴奋，近年则更加回归理性。与上海创客天马行空的技术探讨相比，深圳创客明显更务实，一旦真做就要实现商业化。这或许源于深圳完备的硬件生态：华强北近乎全球创客的好莱坞，买齐零部件大概只需要两个小时，“你可能在想，别人已经做出来了，这也是很残酷的”。

2021年4月采访时，深圳这种“创新 务实”的技术气质被多位受访者所提及。孔博也有类似感受：欧美企业的很多创新，更加追求技术挑战与前瞻性，波士顿机械狗做了十多年，技术越来越强，但2020年才开始零售，离产业化还有很长距离；相比之下，深圳的创新更讲究注重实用性，看重产业落地，这算一个优势，但过于实用主义，也要警惕欠缺前瞻性的弊端。这也或许会是个劣势。

这座移民不断涌入的南方城市，非熟人社会催生出清晰的法律规则与政企边界，又反过来对高学历、海归创新人才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深圳人才总量达到663万人，高层次人才超过2.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达19万人。

云天励飞、奥比中光、柴火创客空间⋯⋯一批企业密集地在2015年前后崭露头角。它们的创始人大多出身理工科专业、接受过欧美技术思潮影响。科技创新企业一经诞生，便根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瞄准最前沿的技术。国家层面与地方政策对技术创新的重视，也为这批高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绝佳土壤。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过去40多年里，深圳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接力发展脉络颇为清晰：

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中国平安、招商银行、中兴、华为；1992年小平南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发展，深圳出现了腾讯、比亚迪；1999年，互联网与技术因素显现，大疆、华大基因应声而起⋯⋯到现在，2015年前后诞生的、拥有海归背景的新科技企业正不断壮大，为深圳注入新鲜血液。

今年8月30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2年中全球独角兽榜》，33家深圳企业上榜。微众银行、大疆、平安智慧城市、喜茶、新瑞鹏、优必选、丰巢科技、华大智造、菲鹏生物、蕉下、行云集团、海柔创新、晶泰科技、岩心科技、精锋医疗等企业，正填补着欧菲光、兆驰股份、海派通讯等传统制造业搬离后的空白。

研究短板如何补齐 基础布局雏形初现

一批老牌企业也继续扎根深圳，努力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攀登。

成立于1991年的迈瑞医疗，从代理医疗设备起步，如今已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同在粤海街道，新兴的科创公司大多只能租下一两层写字楼，这家公司已经沿着科技南十二路建造出了规模庞大的总部园区。中式建筑风格的公司大门漆成朱红色、气派十足，将后方的现代高楼衬出了一份文化厚重感。

2020年，迈瑞医疗向全球供应超过50万台设备用于抗疫。董事长李西廷向《财经》记者介绍，他们研发的监护仪、呼吸机、血球测试仪已经能同国外品牌正面竞争。相关产品，一旦迈瑞实现规模化生产，国外公司的同类产品价格至少能降一半。例如20世纪90年代，国外一台简单的监护仪在中国售卖13万元，如今在中国市场标价几千元。

这家企业的雄心是，要将海外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70%。而与国际巨头竞争，尖端技术的价值更加不言而喻。截至去年9月，迈瑞医疗在境外拥有40多家子公司，还在深圳、北京、硅谷、西雅图等地布局了九大研发中心。李西廷说，公司在硅谷收购了全球领先的成像技术，超声水平大幅提升；西雅图则专注超声探头研发。

在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研发能力的同时，深圳从政府到市场、从研发到产业的协同创新体系也不断优化改善，变得愈发成熟。

2020年，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成立，迈瑞医疗也加入其中，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影、先健、纳通医疗等其他十家股东一道，投入1.4亿元，对医疗器械关键技术、核心部件等项目启动重大专项攻关。这一创新中心是国家工信部批准的重要项目，也是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打通产学研用的探索。

长期以来，支撑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名牌大学不足，成为深圳开展技术创新最大的短板之一。眼下，这块短板正在加速补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在2021年4月介绍，过去几年，深圳一下子新建了六七所大学。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中山大学在内，深圳市已经有16所高等院校。而现在，与香港大学的合作也在推进。到2025年，深圳高校或将达20所。

行走在西丽湖畔的南山区大学城，校园里，绿地宽阔；学校对面，崭新的楼宇用作购物中心、酒店商铺、新材料产业园，配套十分完善。这片区域已经吸引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等机构入驻。

正在筹建的深圳理工大学，聘请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顶尖教授、院士，组建好了管理团队与师资队伍，准备瞄准生物医学工程、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生物医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先进电子材料专业，从本科阶段开始培养前沿技术人才——这种跨越国界的人才流动与知识合作，也是突破中美技术壁垒的尝试之一。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也坐落于此。深圳先进院已经培养超过1万名研究生、博士生，其中75%留在广东。除了教学，这家新型研究机构还布局研发健康医疗、新能源与新材料、机器人、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等领域，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探索新出路。

时任院长助理、产业资源发展处处长毕亚雷在2021年告诉《财经》记者，深圳先进院的内部管理偏向企业化，“许多研究机构或大学是有了技术成果再卖给企业，但我们在项目开题初期就同企业开展合作，创新链与产业合作呈双螺旋式上升。研究院2000多个课题主要是国家的，只是很开放地让老师去接受产业”。

毕亚雷说，先进院给予老师充分自主权，并规定来自企业的横向课题经费比例。先进院与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后，老师可以获得50%的股权。先进院下设九大研究所，但以五六十个中心作为核心单元组织创新，根据论文量、专利量、社会贡献等指标进行年终评估，实行末位淘汰制，继而重新进行内部求职、组织人员。

面向产业需求的基础研究，将实验室技术加速传至珠三角产业链中。到2021年4月，深圳先进院拥有超过4000件授权专利，与企业设立150个联合实验室，累计孵化与持股的企业约1500家，还牵头组建了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深圳市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深圳先进电子材料国际创新中心等三大基础研究机构。

在深圳，基础研究所倚仗的国家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硬件设施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2017年，深圳出台“十大行动计划”，提出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立十大基础研究机构、组建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等等。短短几年过去，提高源头创新的布局已经雏形初现：

国家超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陆续建成，大科学装置“鹏城云网”进入试运行阶段；合成生物研究、脑解析与脑模拟等大科学装置设施，以及深圳综合粒子设施研究院在南山区光明科学城开工建设⋯⋯

放眼深圳版图，科创产业与区域布局已经十分清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有望成为引领深圳创新的三大翘楚区域。光明科学城初具规模，人工智能、脑科学、材料科学有关的布局前景可期。

深港合作区总面积3.89平方公里，跨越深圳福田区与香港边界，是一个天然的跨制度试验场，致力于加强与香港合作。机器人、新材料、微电子、大数据及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医疗科技将成为重点方向。未来，深圳的创新区域还远远不只这些片区，《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25年）》（草案）透露：粤海街道及周边片区将成为深圳最核心的综合性创新核心区，而深港创新合作区、坂雪岗科技城、龙华高新区、光明科学城、会展海洋城，作为创新集中承载区，沿着粤海街道的东北面形成一道珍珠项链般的弧线。再往东，则是宝龙高新区、坪山高新区作为创新集中承载区，承担起与惠州的对接协作功能。

这八大片区构建起深圳创新的“1 7 N”格局，若干代表未来方向的产业集中区间杂其中。区域里的高校、企业、研究机构、实验室，将是深圳未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阵地、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经济的重要依托。

理想中，深圳将基于完整的供应链与产业集群配套优势，逐步向全球创新链的高端攀升，通过居于龙头的链主企业带动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不断升级。

但现实与规划存在距离，深圳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之都究竟能不能顺利成功？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一要看产业大方向有没有找准，二要观察深圳能否通过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释放活力，三则取决于关键企业能不能实现长久发展。

郭万达等专家介绍，这几年，深圳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力度不小。2020年11月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精神，提出基础研究投入不低于市级科研资金的30%；允许“先赋权后转化”；允许职务成果70%以上的所有权归科研团队和个人，或者许可使用期限不少于十年等。此外，深圳也积极针对大数据、汽车智联等新业态进行立法，以此规范促进新经济发展。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深圳创新体制的变革仍有一些空间可以探讨。比如，能否探索更小尺度的创新空间要素集聚？唐杰说，除了西丽湖科教城规划70平方公里，光明科学城规划100平方公里，福田可不可以探索一些小街区模式的创新区域呢？罗湖老城区能不能探索？这可能是深圳还要继续研究的命题。

归根结底，郭万达说，深圳行不行，不是看政府行不行。“是任正非这一次能不能渡过美国打压华为的难关？是腾讯能不能继续往前？是比亚迪能不能继续创新？首先要问企业家，深圳未来10年、20年怎么样？还能不能生存？”

深圳四十不惑 聚集创新后劲

一个地区的企业创新发展行不行，除了企业内在基因、宏观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企业所在城市能否提供充足的要素资源。

近十年，不断涌入的人才支撑了深圳的高速发展。最新普查数据显示，深圳常住人口为1756.01万人，十年间增加了713.6万人，增长68.46%。当下，深圳还在渴求高层次的创新创业者，但人口的大规模膨胀已经考验着这座城市的承载力。

深圳面积将近2000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估算逾2000万人。创新企业需要土地建设办公场所、道路厂房，个人也需要居住、教育、医疗、购物、运动的空间。深圳的土地资源捉襟见肘，工业用地比重连年下滑。动辄上百万元的房价、昂贵的私立学校，也远超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

“任正非说，我们华为的员工要征战非洲、欧洲，现在美国还要打压我们，人家孩子上学都是个问题，我还得找政府批条子，批得过来吗？”郭万达说，企业家向政府提建议时，经常提及补充深圳教育资源的话题。华为当年之所以外迁东莞松山湖，不仅看重当地的发展空间，也看重配套的员工宿舍、公共服务资源等等。

如何让创新企业安心地留在深圳？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关键。

2020年10月，中央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给深圳。但受访专家认为，深圳是“千园之城”，非常在意生态绿化，此举对增加深圳土地供给的意义不大。“深圳农用地现在只有3万亩，早就画了基本生态控制线，即便放开，深圳也根本不会动用，因为要保障城市的自然空间。”李贵才说。

目前，深圳主要推行城市更新、城市空间复合利用、探索二三产业混合用地、增加居住用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等举措，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按照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到2035年深圳要按常住人口1900万人配备高品质住房及教育基础设施，按照2300万实际管理人口配备行政、医疗、交通、市政等资源，将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105平方公里，通过调结构、提品质盘活存量土地。

此前，前海是杂草丛生的乱石滩。2012年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获批、2015年自贸片区挂牌成立后，前海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近十年，前海开发速度加快，金融、法律、物流、科技等服务业企业大量入驻，海滨的摩天大楼、公园、学校拔地而起。2021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前海扩区8倍，给未来的产业经济发展腾挪出更大物理空间。

不过，若干举措终究只能缓和紧张。郭万达说，“前海很快起来了很多物业，一问租金很高的，当然也有政府补贴之类的。但是毕竟没有办法，深圳的土地、住房就这么多。价格一高，一定会让创新成本变高，这种情况其实在硅谷也存在。”

有限的资源，最终要求深圳生产更高的价值去克服成本的上升。唐杰说，深圳人均GDP约3万美元（2021年17万元人民币），但这一数据在香港是5万美元、旧金山10万美元、纽约9万美元。到2035年，深圳人均GDP 要达到6万美元。考虑到需要供养老人儿童，深圳未来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实际需要超出6万美元，那时候经济要靠什么作支撑？

按照中央要求，“十四五”期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要高于GDP增长，唐杰解读说，这背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收入增长就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香港就是实现工业化后，基础研究与制造业断开，没能完全切换成创新驱动发展，因而在当下面临着转型的阵痛。类似情形也可能是深圳即将面临的挑战。

深圳能不能顺利迈过这道坎，对城市未来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创新也有重要价值。如果从更长的时间维度观察，深圳创新发展的挑战从未止息，这座城市大概每隔十年便会引发一轮讨议：

20世纪80年代，深圳出现“姓资姓社”之争；90年代特区政策取消，深圳面对“特区不特论”的冲击；2000年前后，深圳加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腾笼换鸟引发大企业迁离深圳的传言，“被谁抛弃”的争议四起；紧接着在2005年，有关深圳土地空间、能源水资源、人口、环境资源难以为继的讨论影响深远。

虽然有诸多争论，但各方面对深圳未来发展仍然保持乐观。郭万达说，深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有企业趴下，但能走出来的企业就更厉害了。经历一场又一场大浪淘沙，通过产业置换和空间腾挪，才锻造出如今的深圳。

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水平和生活品质，也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压力和突破中得到持续提升。

20世纪80年代前，饥饿与贫穷还是广东宝安县的底色，上百万人不顾安危、选择逃港。从招商局在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办蛇口工业区开始，从宝安县升级为深圳市开始，从承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开始，深圳的市场经济开始了，科技创新也打下了最原始的底子。

当时深圳的电子工业刚起步。国企赛格集团成立后，相关领导去日本考察秋叶原电器大街后大受震动，回国后在1988年创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随后蔓延成华强北电子一条街。同期，深圳在财税、金融、外贸、外汇、国企、土地等领域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率先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为辅的经济体制。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力量得到极大释放。马化腾来到华强北写字楼里创办腾讯研发OICQ，王传福南下深圳创立比亚迪折腾电池，华为拓展海外市场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以1999年深圳将年度举办的荔枝节改为高交会为标志，科技开始更加深入深圳的发展脉络。创新之都正式奠好了地基。

“1995年到1999年，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可能就不会有今天深圳的技术创新。如果深圳政府没有给企业家让渡空间，也不会有华为、中兴这些民营高科技企业。”郭万达认为，如今的深圳就如同热带丛林，纷繁复杂的创新主体都在丛林中找到了栖身之所，但这并不是政府计划出来的局面，而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毕亚雷说，一个创新机构里的生物多样性越好，越可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实际上，一座城市也是如此。但丛林里充满竞争、危与机并存，深圳这座丛林还有没有发展后劲？郭万达说，要看市场力量能不能得到发挥。硅谷几起几落，市场的力量不断进行调整纠正，硅谷始终是全球的创新发动机之一，深圳也应该是。

不过在最近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加上经济全球化的跌宕，许多经济体和企业命运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在深圳也有体现。“深圳已经40岁了，跟12岁是不一样的。深圳的产业、企业、空间、人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改革也会有所不同。”郭万达说。

2020年10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出炉，以清单式、批量式的申请 批准方式，授权深圳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体制、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制、生态和城市空间治理等方面大胆进行体制创新，为全国先行探索经验。

这与改革开放初期“干了再说”的探索方式也不相同。以公共服务为例，考虑到避险安全，教育部发布的《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等规定，小学普通教学楼不宜超过四层，中学不宜超过五层。现在，深圳经过特别批准后可以加盖一层楼，这对加大教育资源供给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增量仍然有限。

深圳的创新要获得更大空间，除了要争取更多改革授权，也需要向城市的行政边界之外去寻求。因此，深圳提出了“东进、西协、南联、北拓、中优”的城市发展战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承载更多的人口，一定是以某个大城市为核心往周边扩散，通过通勤带动共同发展。”郭万达说。

深汕特别合作区是深圳代管的一块飞地，距离深圳东部约60公里，西北与惠州市惠东县接壤，东与汕尾市海丰县相连。经过十年建设，深圳的创新制度已经外溢至此。目前深汕合作区的定位之一是“国际科教创新走廊”，引进了深圳南山外国语学院等深圳学校合办教育，有望缓解深圳教育资源的不足。

根据规划，这片区域将成为深圳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深莞惠大都市区构成都市圈主中心，深汕特别合作区连同汕尾都市区、河源都市区成为三个都市圈副中心，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连通，共探产业创新、公共服务的深度合作。

“千分之三的盐”与大湾区制度创新

深圳更远的目光还投向了粤港澳大湾区。这座城市的创新前景，更取决于能否同周边城市形成“创新 制造”的命运共同体。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重磅落地，深圳、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广东九市，与香港、澳门共同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城市拥有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创新、金融、制造、旅游、文化、服务的互补性极强，有利于构建起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湾区之一。

参照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湾区经济，硅谷就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南部。但硅谷并非一座行政城市，起先是一段长约25公里的狭长地带，主要在圣塔克拉拉山谷地段，随后扩展到周边市县。苹果、谷歌、脸书、英特尔、特斯拉等科技企业，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聚集，当地房价也居高难下。

根据公开信息，硅谷所在的圣塔克拉拉县1960年的房屋按2018年购买力约合14.5万美元，到2000年已增长至65.1万美元。2018年，硅谷内的房屋平均价格110万美元，许多科技公司的职员只得选择周边城市定居通勤。

在此过程中，旧金山湾区核心城市旧金山、圣荷西和奥克兰的定位逐渐明朗。硅谷南部的圣荷西市成为科技创新中心，北面的旧金山主攻服务业，东北面的奥克兰则作为港口物流中心，旧金山湾区的人口、企业逐渐呈现出分散增长的态势。

联讯证券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研究报告指出，区域协作提升了旧金山湾区的空间效率，降低了核心城市的极化作用，形成更大创新优势，因此成为世界科技公司研发中心的首选地，形成了人才吸引和科技创新的循环累积优势。

正在筹划中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雄心也是类似。它被称作“中国硅谷”，由一条细带串联起广州、东莞、深圳，从北至南，经广州中新知识城到深圳国际生物谷的十大核心创新平台、37个创新节点，未来五年将有望取得大的建设进展。

不过，仅仅观测这些年的发展，受访专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速度相较长三角更慢，各地政府协作中不免有各市的考虑。

唐杰介绍，在深圳、惠州、东莞的交界处，已经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制造带，聚集了大约1500万人口，主要服务于华为、vivo、OPPO、比亚迪等四大企业，但这里的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生活条件还有待提高。

好消息是，连通城市的计划已经提上日程。2020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指出，大湾区将构建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广东省地级城市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至相邻省会城市3小时通达的交通圈。

2021年，深莞惠三市参加的深圳都市圈城际铁路建设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举行。深圳都市圈2022年已经开工建设城际铁路共十个项目，包括深惠城际前海保税区至坪地段、深大城际深圳机场至坪山段等，主要由深圳市进行牵头。

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的连通不仅仅是深中通道等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连通，更重要的关键是制度。

李贵才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核心其实在于制度。没有制度创新，就无法建设国际创新之都、无法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深圳开展一系列制度创新，最终是要助力大湾区打造一个跨制度、跨边界的制度创新空间，进而在全国推广复制。“深圳要真正成为世界级创新中心，除了大科学装置、大学等知识技术方面的创新，还得靠制度创新。一旦深圳的制度创新被国际认可，中国是不得了的。”

然而，深圳的制度创新从何而来？

官方将深圳精神总结为：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追求卓越。过去40多年来，深圳率先改革、不断探索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边界，从中寻找创新生发的空间。李贵才说，深圳真的不干涉企业，为了企业发展，明白企业的需求是什么，能设计一系列制度。中国从来没有城市像深圳这样，制度创新不拘一格。

在唐杰看来，过去40多年，深圳做得最对的就是相信市场、相信政府规范、相信政府有效行为可以引导市场。好似深圳湾的红树林，大浪来袭，湿地植物逐波后退，缓解海浪对堤坝的冲击、防风防灾，又很美观。政府就是要做湿地里“千分之三的盐”，也就是保证有利于万物生长的恰当生态环境，除此以外，鸟吃鱼、还是鱼吃虾，均属自由竞争的空间。

从历史进程看，深圳的制度创新得益于改革开放，也推进了改革开放。

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周其仁曾撰文，将中国1978年至2008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归因于，通过改革降低了经济体系运行的制度成本。但如今，国际环境在开放与封闭间摇摆不定，深圳的制度改革会朝着哪个方向演进？一旦深圳的制度改革势头放缓、制度成本上升拖累经济发展，深圳还能带动粤港澳大湾区转型升级吗？

面对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如何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关系，也将极大考验深圳的智慧与定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2018年在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演讲中提醒：一不当心，特区的发展方向就会出问题；在没有体制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项目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如果仅仅把湾区视为一个经济发展项目，那么湾区的整合必然很难实现，最终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于是，破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深圳的制度创新能走多远、能外溢多远，又回到了综合授权改革上。一些专家曾分析认为，先行先试示范区再次面临新问题：如何处理好制度创新与规范的关系？如何提高中央地方的授权和行政对接效率？

综合多位专家建议，深圳的创新有赖于完善国家治理能力，清晰界定中央与地方权责，尤其是通过可行的细化法治建设，为深圳的制度与产业创新打开更多空间。

与中国许多城市相比，深圳这座城市已经筑就了更加精细化的城市治理能力，更有可能在科创、土地、住房、教育、医疗、产业、人才等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打通科创人才、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和制造业升级链条，推动深圳与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引领中国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辐射极。

面向未来打造全球产业创新之都，并引领中国创新经济继续向前，深圳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2021年唐杰回答说：还是勇气，勇气永远是重要的。“你太成功了，还敢往前走吗？每往前走，勇气其实越来越重要，因为情况比以前复杂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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