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诸葛亮到底有没有空城计（诸葛亮的空城计）

说起历史上实现“无为而治”经典案例形象，除了庄子的“呆若木鸡”外，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诸葛孔明的“空城计”了，只要一提到诸葛亮，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他的得意之作“空城计”，虽然这可能只是根据《三十六计》的内容演义出来的一个故事。一则庄子的“呆若木鸡”已被后人玩坏，完全变成一个贬义词，二则庄子只讲了故事的梗概，没讲具体的操作步骤和内容，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而《三国演义》的诸葛孔明则是实打实的具体演义，一招一式，一颦一笑皆内涵丰富，因此，当然更被人津津乐道，争相传诵。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95回，是这样演义“空城计”的：“‘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手摇羽扇，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高声昂曲。”

上兵伐谋，空城计，不战而屈人之兵

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话，意思就是：魏国派司马懿挂帅进攻蜀国街亭，诸葛亮派马谡驻守失败。司马懿率兵乘胜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迎敌，但沉着镇定，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唱曲。司马懿怀疑设有埋伏，引兵退去。”

但历史上，首先提到诸葛亮使用空城计的是南北朝一个叫做郭冲的人，后被罗贯中改编到小说里。

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事实上，诸葛亮并没有摆过空城计，“诸葛亮摆空城计”这件事是罗贯中的艺术创作，街亭之役，魏方主帅是张郃，而非司马懿，孔明根本无法以“空城计”吓退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司马懿。这只是郭冲在注解里编出的小故事，街亭之战时司马懿远在洛阳，攻克孟达后回驻宛城，和发生地点相隔千里，和诸葛亮对战的是张郃 ，孔明见街亭败绩，迅速撤回汉中。所以，此事件本身是虚构的。

然而《空城计》的兵法策略，却是实实在在的智慧结晶，是实打实的“无为而治”的兵法战略，出自于《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二计，意思是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缺乏兵备而故意示意人以不设兵备，造成敌方错觉，从而惊退敌军之事。后泛指掩饰自己力量空虚、迷惑对方的策略。 它是根据我国古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因此，总体上来说“空城计”，就是一种心理战。指在己方无力守城的情况下，故意向敌人暴露我城内空虚，就是所谓“实者实之，虚者虚之”。敌方产生怀疑，更会犹豫不前，就是所谓“疑中生疑”。敌人怕城内有埋伏，怕陷进埋伏圈内。但这是悬而又悬的“险策”。使用此计的关键，是要清楚地了解并掌握敌方将帅的心理状况和性格特征。诸葛亮使用“空城计”解围，就是他充分地了解司马懿谨慎多疑的性格特点才敢出此险策。诸葛亮的空城计名闻天下。此事虽是小说家演义，其实，中国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几个用“空城计”的出色战例。

比如，唐朝的张守圭就用了“空城计”的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智退强敌。当时张守圭接替战死的王君焕，正在修筑城墙，敌兵又突然来袭。城里没有任何守御的设备，大家惊慌失措。守圭说：“敌众我寡，又处在城池刚刚破坏之后，光用石头和弓箭是不对退敌的，应该用计谋。”他让将士们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饮酒奏乐，若无其事。敌人怀疑城中有备，只有退兵。齐祖铤也用近似的方法退兵，他的做法比张守圭又多一招：等贼兵以为人走城空，不设警备时，突然命士兵大声叫唤，更将贼兵搞得糊里糊涂，只得退兵。

亦比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仅凭三则电讯就能吓退十万国军，成功上演“空城计”。当时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1948年10月，我解放军攻克重镇锦州后，国民党营垒内部人心动荡，军心涣散。蒋介石急于挽救连连受挫的被动局面，想出了一个毒计，准备偷袭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企图摧毁共产党的最高统帅机关。为此，蒋介石还亲自飞到北平督战。

　　当时，西柏坡只留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石家庄虽已解放，但无部队驻守，实际上是一座空城。敌人兵力已集结保定，而保定距石家庄也不过150公里，10万机械化装备的蒋军如果突进石家庄，西柏坡就危在旦夕了。十万火急，怎么办？毛泽东从容地拿起笔，于10月15日、26日、30日亲自撰写了3篇新华社电稿：《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我军严阵以待，决予歼敌》、《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军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全国播发。毛泽东一方面发表3篇电讯，迷惑敌人，一方面急调主力部队救险。

　　蒋介石听到电台播发的消息后大吃一惊：自己的如意算盘竟被毛泽东轻易看穿，再偷袭已失去了意义。正犹豫间，迅速赶回的我先头部队已与敌接上了火。国民党军损失官兵3700余人，汽车90余辆，还有一大批作战物资被我军缴获。得到情报，再思量毛泽东的3篇电讯，“剿总”司令傅作义也怕凶多吉少，只好急急忙忙撤军，偷袭计划彻底破产了。蒋介石还很庆幸地惊呼：差点又上了毛泽东“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当！

彭大将军的“空城计”，谈笑风生解重围。1949年6月中旬，我军顺利占领西安。为挽回被动局面，胡宗南纠集大军向西安古城疯狂反扑，形成四面合围之势。当时，我军西安守军兵力不多，胜负很难预料。此时，彭总紧急会见新华社随军记者，还以嘲笑的口吻说道：“马继援那个花花公子，我们欢迎他进西安。西安的羊羔、美酒、漂亮姑娘多的是！”记者很不理解：这就是司令员要发表的重要讲话？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了一番，才懂得彭总“空城计”的用意，最后以“一野前线指挥员发表谈话，欢迎马继援进西安”为题写下一篇新闻。这次讲话由电台广播、西北局机关报头版头条刊出，迷惑了敌人，为西安解了围。

无为而治，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实，《三十六计》中的“空城计”与《孙子兵法·谋攻篇》中“上兵伐谋”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甚至是同宗同源的。其在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阶段就是“无为而治”的具体应用阶段，其次伐交，就是到了阴阳太极的临界状态，而一旦突破了这个状态就到了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有为”阶段。因此，中国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向来都是具有承前启后、一分为二的整体观的，在战争将发未发的初始阶段，能以“无为而治”的方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时，尽一切力量和办法争取，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也在所不惜，以期达到“善莫大焉”的至高至善之境；

而一旦到了迫不得已要“有为”的状态时，也绝不含糊，毫不退缩，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斗争到底，因此，中国人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整体性军事战略方针。高明的中国人，会在事物真正发生之前尽全力“无为而治”，一旦敌人觉得无机可乘、知难而退，就能实现“善莫大焉”的“无为而治”，比如现代军事和外交斗争领域常用的“以空打空”、“点到为止”的军事演习，就是这种“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灵活应用实例，亦是“无为而治”智慧的完美继承和发扬广大。

然而事实也并非尽如人意，因为“无为而治”是需要施治者具备高超的把握恰当时机的能力和纵横捭阖、混沌无极的战略智慧的，两者中一旦有一个破局，发生了被侵伐的具体事实，或者说有人开了第一枪，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就到了“有”的状态，“无为而治”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了“奋发有为”的阶段，而奋力厮杀、“有为”敢战就成了其唯一的选择。因此，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不为”，不然把《道德经》中关于“无为”的词句都替换为“不为”，合而为一好了，干嘛还多此一举呢。“无为而治”也并不是说施治者什么都不做，就能坐享其成，达到自然而然地治理效果，世界上没有这种不劳而获的好事。反而是需要施治者具备高超的把握恰当时机的能力和纵横捭阖、混沌无极的战略智慧。

所以老子在十七章就给出了“无为而治”的具体评价标准，以及在具体管理应用过程中的几个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就是说，管理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无为而治“的境界，是对“无”用“为”，使被管理者根本没意识到有个人在“管理”着他，感觉只是自己自觉、本能、轻松地做着他“本来该做”的事情。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发挥到极致，社会关系也最和谐，继而达到“道法自然”“自然而然”“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无为而治”。

然而，“一阴一阳之谓道”， “太上，不知有之”，也不仅仅只是对被管理者来说，对管理者来说，亦是同样的道理和处境。就像前面讲“空城计”的案例，其实只有在敌人实际做出退兵举动的时候，大家也才知道施行“空城计”的具体效果如何，成功亦或是失败？其中也包括谋划执行“空城计”的将帅本人，因此在正式的答案揭晓之前，他也处于“太上，不知有之”的“混沌无极”状态，因为箭一射出，成功或失败？他也已经无法把控，全在于对方的一念之间。而对方是怎么做出决策的呢？也是在“太上，不知有之”的“混沌无极”状态下做出的，对方的虚实真假不知道，此仗打下来的成败得失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不打无把握之仗，保险起见，退兵观望为好。

由此，就为我们引出了一个很好玩又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有”和“无”，“有为”和“无为”的关键转折点在哪里？它们之间转折的具体标志是什么？其实，要说清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先来聊聊“薛定谔”养的那只“猫”，为什么它能处于“亦死亦活”、“或死或活”、“太上，不知有之“的”混沌无极“叠加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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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内容链接：“上兵伐谋”和“上医治未病”，践行“无为”思想的两大精英代表 ，敬请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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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东方既白

十年学“易”，一朝顿悟，由“易”及“老”，以“老”解“百家”，

独创《以易解老，以老解百家》国学研究架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