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历史名人小故事（东至人物故事皖籍名臣郑三俊）

皖籍名臣郑三俊

郑素明

我的远祖郑三俊，字用章、伯章，号玄岳、元岳，又号影庵，晚号巢云老人。其一生著述颇丰，后悉数毁于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兵燹。民国四年（1915年）众裔孙搜集遗存，汇编成《巢云老人焚余集》，又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重印《巢云老人焚余集》，此刊本由乡贤、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叔弢先生捐藏于国家图书馆。虽然版本不同，但内容基本出自于地方志和家谱，因此篇幅有限，故称《焚余集》。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东至县，唐朝至德二年（757年）建县，以年号为名称至德县，五代改为建德县，隶属池州府，直至民国时期相继更名为秋浦县、至德县，新中国1959年与东流县合并成东至县。又因境内有玉峰山与兰溪水，古时文人雅称玉峰、兰水，今多称尧舜之乡，寓意地灵人杰。我的远祖生于1574年，自幼入宗族私塾读书，1597年考中举人，1598年考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县令、知府、按察司副使兼学政、布政司左参政等地方官职，并入南京礼部主事和郎中，再入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最后担任六部中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优赐一品服，共陟位十五任。其一生经历了晚明由盛转衰、党争纷乱、社会动荡、国家灭亡、民族危难的至暗时期，三次弹劾罢免，三次起复任用，始终不改儒生本色，怀抱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秉力维持国家太平，忠心挽救民族危亡，以清廉公正著称，是晚明时期的一代名臣。

《焚余草》收录了远祖诗文、信笺及序文、传记等73篇，其中奏疏只有4篇。我在此基础上，收录了其诗文、信笺及序文、传记170篇，仅奏疏就有34篇，涉及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任上重大事项。同时还收录了同时期历史人物酬文124篇，共计294篇，合辑为《郑三俊文集》，能全面展示其一生，极大地丰富了时代内涵。

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丰富与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文集能全面可观真实地反映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职位上的执政思想和施政纲领。如初任元氏县令三年秩满后，调任真定县令时，写下了《南正村起集碑记》，真实的记载了他任元氏县令时开设了南正村集贸市场进行商品自由交易，并免除一切赋税，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发展社会商品经济的思想。当然元氏人民不会忘记他，将他列入名臣祠，并由当地名儒魏克顽撰写了《元氏县令郑公德政碑记》刻石纪念。

擢升南京礼部主事、郎中后，与葛寅亮合辑《金陵梵刹志》，编纂后四卷，并撰写了《金陵梵刹志后序》。将南京地区所有寺院道观进行了详细考证，明确记载它们的历史现状、规模大小、寺产田产、僧侣管理等情况，为推动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宗教规范管理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被奉为佛事圣典。

晋升归德知府后，以改善民生和发展教育为己任。经常听取归德籍致仕辅臣沈鲤、刑部右侍郎吕坤等乡贤的建言献策。吕坤在《答郑玄岳太府》信中就官解一事，建议郑三俊“每亩概加三厘，而害可永除，百姓鼓舞从之矣。”并说“司尊若不肯从，不知虞城沈鲤每亩加七厘，柘城每亩加四厘，何以允详耶？幸留神。”他在《明故朝议大夫资治少尹南京国子监祭酒侯公暨元配沈恭人合葬墓志铭》中写道“方吾守雪园时，创建范文正公讲院，集诸士，月旦其中。”身为知府，选拔优秀人才亲自课之，把发展教育列为头等大事，如侯恂、侯恪、王家彦等七十余人科第显后，多人成为一代名臣。同时为了振兴文风，上《范文正公从祀议》，请祀北宋名臣范仲淹，比清康熙五十一年（1715年）正式诏令范仲淹为先贤，进孔庙从祀孔子早了一百多年。并建“六忠祠”，撰《六忠全集》授之于士。从此归德文风大振，实属一方百姓之幸事。其同科进士、吏部文选司郎中董应举在《答郑玄岳》信中写道“抵都下见洛人，问兄政绩，皆曰清而才。”可见其政绩卓越，有口皆碑，因此归德人将其列入名宦祠，侯方域在《重建书院碑记》中详尽记载了这一盛举。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商都国画院院长李书伟先生特作《商丘知府记》以纪念，2017年商丘市将其与晏殊、范仲淹等一起列入中华圣人文化传承者。

在福建按察司副使兼提督学政任上，专司教育，前后及第者如黄道周、黄景昉、刘宗藻等名士八十余人，先后成为晚明重臣和民族英雄。黄景昉称其“闽数十年督学，竟推公第一，鲜继者。”评价之中肯，与史载无异。黄道周《年谱》记载“万历四十三年，先生年三十有一。是科典试事为内翰来公（讳宗道）及科臣姜公（讳性），得先生文拟第一矣，而以违式闻。督学郑公惋惜久之。因以《齿录后序》属先生代草，来公、姜公出谒先生旅次，皆旷举也。既而郑公中蜚语解组，将以先生归。先生行之水口，而兄匪石公以母命及之，乃还。郑公复举学租百三十金为先生母寿。故先生于郑公感遇尤深也。”可见其礼贤下士、爱惜人才之如此。《福建通志》载其“督学入闽，奖防滞才，搜罗无遗，一切竿牍屏弗通，与刘宗周齐名。”盖以名儒定论。

继任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后，因极力反对税璫高寀贪赃枉法，未赴任即请辞归养，恰逢其母亲、父亲相继病故，按例丁忧。泰昌初起为光禄寺少卿，天启初改太常寺少卿，旋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上《薛蕙恤典宜优、徐大相斥去宜复疏》，救徐大相，恤薛蕙，其公忠体国之心昭然。

继而在户部右侍郎任上，目睹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持皇权，篡位擅政，残害忠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不惜褫职闲居，上《平众怒消隐患疏》，言“东厂太监魏忠贤凭宠张焰，擅作威福，皇上之左右多其腹心，外庭之罗织皆其牙爪，毒流宫禁，即三宫九嫔啣（衔）怒而不敢言；威劫朝绅，虽元老公孤含情而不敢问。故忠贤之恶日滋，忠贤之谋转甚，满朝知之，天下知之，皇上之近习更无不知之，但无一人敢为皇上言之耳。”其孤忠耿直、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永载史册。时任内阁辅臣丁绍轼在《赠别郑玄岳》诗中写道“春暖乘舟出帝京，河澌冰泮水初平。嵇生龙性真难驭，张氏鲈羹却有情。朝社不留时雨润，江湖应见岁星明。故园丛桂森森茂，何日从君再订盟。”把其比作嵇康，可见其君子风度。

崇祯即位，阉党覆灭。立擢为南京户部尚书兼管都察院、吏部事务，主京察。此时的明王朝已经是内忧外困，大夏将倾。为此，其开展了一系列的施政举措，先后上疏数十章，整顿吏治，清理积弊，宽商恤税，修生养息，发行货币，繁荣经济。首先，查参拖欠、侵占钱粮的知县以上官员多达二百余人。其次，将魏璫余党一百余人澄汰一空。另外，铸造钱币，增加流通，繁荣市场，振兴经济。通过近二年的南都新政，钱粮盈余积十年之久，为北方的抵御外敌入侵提供了雄厚的经济保障，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牢固的政治经济基础。傅振商在《奉赠玄岳郑公考绩叙》中记载“二年（1629年）而城社无奸，壮哉！雀鼠影销而饷锾俱敷，歌鼓以儛矣。三年（1630年）与豫石吕公（吕维祺）清心远画，万艘云集，各庾充盈，可支三年，全不闻庚癸之呼，而柳营帖然饱腹以励朝气矣。声绩赫然，为今昔所未曾有，以年劳当考绩期，不佞深服公英树真光竹素，南都军民无不颂公，绩简帝心，立见殊庸，又恐无以復沾覆露也。”考满，廷推应擢吏部尚书或左都御史，因首辅温体仁作梗，屈任南京吏部尚书，即上《尽逐魏璫疏》，言“窃惟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为大；朝廷行法，凡怀二心者必诛。自逆珰窃弄威权，辇下诸奸首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于是遥奉魏忠贤为盟主，近借内监胡良辅、刘敬、刘文曜、雷逢春为转关，有建祠者，有拜像者，有颂璫功德者，有代璫驱除者，有受珰荐引者，更有借珰速化者，或虽无献媚之词，而身与祝颂之列；或已奉朝褫之旨，而犹侈昼锦之荣，在今日祗类夜行昼伏之踪，在异日恐肆覆雨翻云之计。若与溺职者同一处分，非所以杜奸萌而肃计典也，一一胪列上闻。”将魏璫余孽十六人即行罢黜，其与阉党的斗争是晚明最为彻底的。后请辞不允，给假归里。

秩满，转刑部尚书，奉旨清理积狱，实施刑官守法与寒审之法制度，民情沸腾，天下颂之。后因户部屯豆、工部钱局案，崇祯皇帝拟重判，其坚持轻罪安能重惩，忤旨谳罪，孔原弹劾其包庇东林党人户部尚书侯恂而下狱，孔贞运、黄景昉、徐石麒、黄道周等众多大臣纷纷上疏陈言事实，最后经卢象升营救，许以配赎，五天后无罪释放，罢免归里。黄景昉在《宦梦录》记载“司寇郑公三俊以屯豆、钱局二端忤旨下狱，甫就系，风徒作，道路咨嗟。上旋来，余奏赦出，阁拟谕稍迟，二日始传到部。时政府孔公贞运，其里人也，郑由是憾孔。察刑部尚书相继系狱者乔公允升、冯公英、郑公三俊、刘公之凤、甄公淑，凡五人，刘、甄竟死狱中。时政方锲急，严刑峻法，祸先中于执法之吏，若或祟之。嗣后刘公泽骤卒，李公觉斯落职去，无一免者。中惟胡公应台得赐告，乘传归，啧啧称前后稀遘矣。”都人作《反风歌》“放刑部，天乃雨。”谣之，可见其清望之高、德望之重，连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崇祯皇帝也敬他三分。

不久，再次起为原官刑部尚书，未赴任。旋改吏部尚书，也迟迟未赴。徐石麒奉皇帝之严旨，在《与郑玄岳》信中催促道“望老先生旦夕抵国门，静候半年而锡鸾之声杳然，麒辈安得不搔首踌躇也？迩者，六君子同日去国，自外闻之，得无有焚芝锄兰之虑？不知旧冢颇有蜚语，台省跡涉把持，皇上因用人不效，力一整顿——其实皆由臣子自取。慎勿以此风闻，踯躅不进也。盖老先生初以原官召还，继而即晋统均，皇上之知老先生深，眷老先生重，若犹有所疑，畏而不前，不几堕嚮用之心而断起废之路乎？向来儒效不张，致圣明有薄待群臣之意，颙望老先生出而一洗其辱，万勿悠忽居诸，坐失大有为之圣主也。”接到信后，在刘城的陪同下，乘船北上履职。首上《直臣可惜疏》，言“抑臣更有请者，正人去留，关气运衰盛。刘宗周气质虽偏，学术甚正。使正人在国，以其孤介之气吹累群动，槖籥人伦，风自蒸为廉耻，俗自著于忠劝，有忽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况六察之纪，势若建瓴，群望所归，力如偃草者乎？皇上试留之一年而不效，臣请受妄言之诛。此臣所以深惜宗周之去，而敢以召还渎皇上听也；亦深思熟计，求所以代宗周者而不得也。至金光辰忠孝性成，担当甚力，日与宗周左提右挈，修明纪纲，外饬巡方之吏，内振触邪之班，正气凛如，贪风一变，遇事慷慨，忠爱自其天性，而实不知其有失于恭谨也。并愿皇上俯赐优容，令与宗周一同赐还，以观后效，不然荟蔚朝隮，贿赂日炽，大计伊迩，谁有执法如山、嫉恶如仇若二臣者为陛下尽心釐剔，俾臣有所藉以报命乎？臣虽腼颜独留，亦安所用之？”不惜以其政治生命作担保，起用刘宗周为左都御史、金光辰为刑部尚书，后擢徐石麒为刑部尚书，形成了人、法、司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以制约腐朽糜烂的中枢内阁。并先后制定了会推典例、积分送考、六曹官评、咨访铨司、赐还词臣等一系列新政，触动了以现内阁为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以选调文选司郎中吴昌时遭到弹劾罢免，新政失败。一年后，明朝政权灭亡。

南明南京弘光，召为东阁大学士入阁，不赴。徐石麒在《举荐郑三俊疏》中言“今为陛下求一明而熟于故之臣，有一人焉，旧冢臣郑三俊是也。丘山、沔水，王简、裴通，兹一人可以兼之，且敭历中外，夹袋甚饶，久掌铨衡，典故甚习，上天愸遗此老，以佐皇上中兴，奈何舍旃不用，而用及茫然无知之臣，使天下叹正直之见遗，微臣抱窃位之深耻乎！故恳皇上体臣真实一念，许臣仍为右都，而以臣位简用三俊，即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两得之矣。”福建隆武皇帝朱聿键在《监国与郑三俊书》中写道“孤与闽粤士民卧尝薪胆，不敢以蟠灌之老役于仡夫。傥以高皇帝之灵，惠然来教，孤将拥彗拂席，以慰此中士民之意。唯先生幸垂意焉！”亦未赴任。顺治二年，安徽首任巡抚刘应宾疏荐起用明故吏部尚书郑三俊，清廷派洪承畴来建德游说，其避居祖居地江西浮梁不见。

后在家乡筑一室名“影庵”，日录诸经不辍，参禅悟道，以遗民自居。其弟子沈寿民在《祭影庵郑师文》写道“呜呼！公忠勋炳两曜，名德重元龟。贻嗣贤以清白，擢众正于布韦。凡百有口，人歌人碑。吾独太息乎十余年之内，艰贞震厉，无宁终日，不啻齿嚼冰雪，而手扦熊羆。此则韩欧诸公未有遭其不幸，而今驰哀门下者，将更痛于文昌之祭吏部，两苏之哭少师！”刘城在《郑公奏议焚余草序》记载“太子少保郑公既敭历南北，秩任孤卿，为光禄勋则裁冗剔蠹，当御史大夫则振典推贤，两莞民部则裕廪宽赋，一任司寇则守法持平，前后统均则求旧树人，惟底力是务，如此者奏议凡百馀上，而于其中斥击中人、规切政府，不骫随言路者数十章，而于其中难进易退，守正知幾，时时请罢、乞骸者章又数十，城尝得遍观而审读之，今所裒存才什三耳。”可见其勤于政事、廉于职守的作风之实。《明史》载其“为人端严清亮，正色立朝”诚为晚明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