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的思考（什么在决定大国崛起的进程）

逃脱“马尔萨斯陷阱”。

作者 | 刘景丰实习生王钰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或许今天，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解答一个问题：增长从哪里来？

当全球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发展的不平等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于是硝烟开始起伏，争斗无声地打响了。

一个长久困惑人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发展会出现种种不平等？为什么增长会此起彼伏？

实际上，这个问题被无数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深奥的模型进行过或抽象或具体的解释，但终不能让人一目了然，浅显地理解其中的玄机。

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Herbert H. Goldberger 讲席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在其著作《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用“统一增长”理论对这一困扰人们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他认为，当人们试图探索当下不平等的根源时，仅仅考虑表层的原因是不够的。以往在分析国家间贫富差距时，常常以不同国家国民受教育程度、机器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作为理由。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什么导致了国家间教育发展、技术应用水平的不同”。为什么一些国家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另外一些国家？为什么一些国家使用的技术相对落后？

盖勒把人类万年之旅中人均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业革命后快速增长和当今世界地区间增长极度不平等归结为三个直接原因，即技术进步、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并深入探讨导致这些原因的三个因素，即制度、文化、地理。

而真正推动增长的是一种“平衡”：让多元的社会保持凝聚力，让凝聚的社会激发创造力。

作为执政者，则需要针对特定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社会环境来来制定合适的政策，实现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平衡。

提到社会发展的不平等的原因，你会想到什么？

资源禀赋差异？技术能力水平高低？还是教育程度的不同？

这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却只是“表层原因”。

在这些表层原因之下，需要进一步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国家间教育发展快慢、技术应用水平的不同”——为什么一些国家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另外一些国家？为什么一些国家使用的技术相对落后？

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进行知识积累和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壁垒。实际上，这些壁垒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至今依然反映在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性上。而不同的文化特性又影响了不同国家社会的活力和发展模式。

再继续深入地看，人类文化的演变则受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盖勒在《人类之旅》中提到，首先，地理地貌会影响气候和生产；其次，学者们发现，波动多变的气候条件确实有利于培养“损失厌恶”程度较低的文化，即冒险的文化，气候变化更为一致的地区则更容易产生“损失厌恶”程度较高的文化，即保守的文化。而冒险文化又是人们创业积极性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后者又是驱动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由此看来，地理特征才是决定文化、制度和生产率演化走向的部分终极力量，属于驱动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的深层影响因素。而文化和制度的适应过程往往影响着世界各个社会发展进程的速度。

地理特征、文化特征和制度特征相结合，决定了工业革命爆发的时机与地点，乃至最终的人口大转型的启动。他们揭示了当今各国财富差距的某些基本原因，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在中世纪，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主导着世界。

地理上的连通，使得中国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国家又确保了社会凝聚力。“当时社会变化不像现在这么迅速，因此社会凝聚力会比创新力重要得多。中国社会具有高凝聚力的事实确保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对高的生产力，从而也避免了受到可能发生的社会动乱的破坏。”盖勒说。

然而，当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变化加速，创新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此时的美国，拥有来自亚洲、来自非洲、欧洲、亚洲等世界不同角落的公民，最终形成一个不同文化的混合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和思想的交叉，最终转化为创新力和生产力，并带来美国在过去200年的繁荣。

但是，多元的文化也导致了社会共识难形成，每个公民对理想的公共产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希望看到大政府能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有的人则希望看到一个小政府。而政府保障民众自主选择的权利，也使得分化长期存在。

在盖勒看来，如今的美国正处在从差异走向极端分化的边缘，“由于两党之间难以沟通，这个社会很可能正处于出现重大冲突的边缘。”

“如果政府是明智的，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教育公众宽容。民主社会应该允许多元化社会，允许言论自由。”他呼吁到。

这是对倾听不同意见的支持，而非对攻击异见者的鼓励。因此，政府应当鼓励人们学会与多元社会共处，而不是被多元社会摧毁。

“面临这种冲突，我希望宪法机构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是可以保护民主、保护国家稳定的，让多元化社会带来创新而不是内战。”盖勒说。但他也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美国宪法最终会让民主占上风，双方会意识有更多的共同之处，社会应该尊重这种多元化。”

近代工业革命让欧洲赶上工业发展的快车道，欧洲也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这是否意味着技术水平会决定着增长，导致财富的不平等？

在《人类之旅》中，盖勒给出了一个可能颠覆人们认知的观点——技术进步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确实会导致人口增加，但并没有让人类变得更加富裕。这表明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有着基本相当的生活水准。

此外他还发现，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技术进步，未能给整个群体带来任何显著、长期的物质福利改善，因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类似，人类被困在贫困陷阱之中。创新可能导致少数几代人的物质繁荣度提高，但人口增长最终会使其回落到基本生存线上。这个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异曲同工。

马尔萨斯陷阱”是指，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但并不是说技术带来的增长完全不会跳出“马尔萨斯陷阱”。实际上，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持续发挥作用，逐渐强化，最终来到创新率达到临界点的时刻。由此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周期。

在这个周期内，生育率将呈现下降趋势，加上创新力量具有内在的潜力，可以缓解经济增长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生态友好型技术的开发与转型，教育回报提升和性别平等改善促进人口增长率继续下跌，进而减轻环境负担，可以在维持当前经济增速的同时，缓解全球变暖趋势。

新的社会采纳了更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性别平等的文化特性，它们随即成为人口大转型与可持续增长体制的核心发动机。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新技术范式的发展，还需要社会的重组，一些社会不再依附于以前的方式。

虽然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实力超越中国，但盖勒对「甲子光年」表示，随着当下中国也开始进行现代化的发展，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中国将再度崛起，“目前，很明显地看到，中国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前进，这是不可阻挡的，因为中国采用了新技术。但未来看，这种增长率会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将趋同于我们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中看到的增长水平。”

这种增长的背后，不单纯是技术转型，而是技术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

尽管人类多样性是经济繁荣程度的有力决定性因素之一，但各国的命运并非早已注定。

在技术进步的潜在速度较慢时，中国那样的高度地理统一性虽然对竞争和创新有不利影响，却能让中央政权有效管理庞大的国家，并通过建立法制和投资公共产品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技术进步加速时，较差的交通便利性虽然不利于社会凝聚力，却能刺激竞争和创新，推动经济繁荣。

甚至盖勒也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中国的地理连接产生的社会凝聚力，使他比其他社会更有效地运作，并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既然中国如今已经转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期，如果没有再次发生重大技术模式跃迁，依靠庞大的经济规模、地理上的连通便利、政治统一以及社会凝聚力，他很可能重新回到世界经济的繁荣前沿。

但是，如果技术范式再次发生转变，中国过于同质化的社会可能会阻止他做出第二阶段所需要的技术范式的调整。

基于中国社会凝聚力较高的特色，一种可行的方法是，政府可以设计更为鼓励批判思考、培养创新型多元人才的教育体系，使新一代社会产生更多元的思想，增加社会的创新活力。“国家并不一定要通过接受移民的方式来提高社会活力，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通过教育体系的改变来激发学生们的创新能力也会是很好的方法。”

“利用现有多样性水平地教育政策，让高度多样性的社会提升对差异的宽容度和尊重度，让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接受新思想、秉持怀疑精神和敢于改变现状，都有望取得丰硕成果。”盖勒说。

现代的高铁、互联网已大大降低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而技术进步又进一步提升了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的潜在好处。如果这些趋势与恰当的政策相配合，使多元化社会实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使同质性社会更多受益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那么人们将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当今的财富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