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记事（会馆里的乡约印记）

作者介绍

袁家方

历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系副主任、《学报》主编、《首都经济瞭望》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城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北京旅游地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并为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专家顾问组成员。

原标题：会馆里的“乡约”印记

央视有个大型户外节目叫《乡约》，那“约”字是相约相交的意思。“乡约”一词更多的时候，是指乡规民约。明清两代的“乡约”，是指官方为教化民众而在农村推行的组织管理制度，又称“行乡约”。它是明清政府“乡治”的组成部分。

会馆和乡约有什么关系?

就在会馆当年的管理制度及其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乡约的印记。

因为是会馆的规章制度，我们将其简称为“馆约”，以与乡约比照。为了认识京师会馆的规约，还是得先从乡约说起。

老图像里看乡约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来章《圣谕图像衍义》中刊有如下的“讲约图”:

讲乡约，在明初，是广为宣传朱元璋的“圣谕六言”;永乐间，将《蓝天吕氏乡约》颁降天下，令人诵行。嘉靖及之后，则是宣讲“圣谕六言”。入清后，顺治帝沿用明代的“圣谕六言”;至康熙帝，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间，《圣谕广训》成为乡约宣讲的正本，直至清末。

《圣谕图像衍义》“讲约图”

清代，因“圣谕”是文言，乡民识字有限，且相当多的人还不识字，这就带来普及的难度。于是，撰写和刊刻通俗的白话文本因应问世。其作者，既有朝中大员，也有县令等地方官吏。甚至，还有人用图像做圣谕的演绎，就像今天的连环画。上面引用的图片取自《圣谕图像衍义》一书，就是时任广东连山县知县的李来章所著。

讲乡约的活动是固定的，在每月初一、十五。由乡约的负责人把村民们召集到约所，一般选定在宽敞的寺庙或院落。

在讲约图画面中间最上方，供奉的是圣谕牌，牌上恭录着康熙颁布的“上谕十六条”(又称“上谕十六章”)，边框有龙的装饰。长案左边站立的是约正，右边是约副。圣谕牌前的香案上，香炉蜡烛居中，案前还摆放着记善、记恶、悔过、和处四簿。这四个簿子，是挨家挨户，人手一册，遵照圣谕所讲，对照近时言行，临讲之时，有表扬有训诫，并由司书(直月)填写，以为奖善诫恶存照。香案左侧站着司讲，右侧是司书。香案前，跪着甲长、地方一干乡吏。他们的后面，则是本次讲约要奖励的善人和要训诫的恶人等。一般乡人则分列两厢。从图像可见，讲乡约是当时乡村有庄重肃穆的仪程，严格不苟，是每半月必行一次的要事。

乡约的约正、约副，一般由年龄六十以上，在村镇有威望的老人担任，或者选品学兼优的举贡生员。另外，再选朴实规矩的村民三四人为直(值)月，料理具体事务。

电视剧《白鹿原》中的“乡约”

至于讲读圣谕的司讲(亦称讲生)，往往择德行兼优、学问渊博的举贡生员，也有地方由大小官员及士绅担纲。清乾隆元年后，还令直省各州县于乡里民中择其素行醇谨、通晓文义者为讲生，不论士民，不拘名数，惟择其人，发给执照，优以礼貌，免其杂差。由此可见宣讲圣谕的司讲人队伍有相当规模。

讲圣谕还及于乡塾、县学及书院。学校除定例每于朔望宣讲《圣谕广训》外，还派出教员赴四乡宣读，“以敦风俗而正人心”。军队则由各级将领宣讲圣谕。

“馆约”里的“乡约”印迹

进京科考的举子，他们自发蒙的私塾及后来的各级考试，听讲圣谕，经历乡约活动不计其数。特别是举贡生员中不少人曾经担任过圣谕的司讲，可以说是行乡约的骨干。他们对乡约的熟稔，是既有日熏月陶的潜移默化，还有参与组织管理的历练。

在会馆的创办与管理的主旨上，有简略的文字表述，如撰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的《高安会馆记》:“此会馆之设，所以聚一乡一邑之人，使得周旋洽比(融洽、亲近)，缓急相需，无异比里族党之姻睦，而且讲道论文，相规相劝，以成其德业，其裨于士人，抑又多矣!”(《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第1版，第1348页)其中的“周旋洽比，缓急相需”“讲道论文，相规相劝，以成其德业”等文字，让人联想到蓝田乡约。而将吕氏乡约十六字直书出来的，见于裴应章(1536–1609)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所撰《汀州会馆记》:“余尤望诸君绎旅萃之义，唯礼让之相先，唯患难之相恤，唯德业之相劝，唯过失之相规，唯忠君爱国之相砥砺，斯萃而不失其正，旅有即次之安矣”。(《闽中会馆志》，李景铭，民国三十二年(1944年)，汀州会馆·第五页)

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汀州会馆坐落前门外长巷下二条胡同二十六号(今46号、48号)。因别有三十二号之汀州会馆(今43号)，故称此为汀州北馆，其建置在南馆之前，即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事。”[《闽中会馆志·汀州会馆》第一页，李景铭，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从裴应章先生所撰《汀州会馆记》可知，会馆是裴先生与同为在京为官三十年的沈观瀛二人首倡并捐俸金，得到同乡京官四五十人捐金响应，购置民房并改建而为会馆，于明万历十五年投入使用。

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汀州会馆还有楹联“帝里衣冠聚，天涯骨肉亲”，为裴应章所撰并书。《闽中会馆志》中称:这一明代旧物“今尚由江大濂保管”。这就是说，晚至1942年《闽中会馆志》成书，裴应章先生所撰并书的楹联旧物还在。从该志的有关记述可知，江大濂为西单报子街同安医院医师，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为“福建汀属八邑旅平同乡会委员会”董事长。截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仍在主持委员会事务。而这个委员会的会址就设在长巷二条的汀州会馆，江大濂即为当时的“司馆”。

创建汀州会馆的首倡者裴应章，福建汀州府清流县城关(今三明市清流县)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曾先后任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提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户部侍郎、南京工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等职。他为官清正，料理大事审慎刚毅，政绩卓著。届古稀致仕，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元月因病去世，享年73岁。明神宗闻讯，辍朝一日，以示哀悼;下诏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加封谥号“恭靖”，派遗官员为他营葬。乡绅父老谓裴应章以劳定国，复请建专祠，有司春秋特祭。另据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流《河东裴氏族谱》记载，裴应章去世后，在清流县衙前路口，还为他建有牌坊，上书“奕世尚书”“天官家宰”，以为纪念。据《三明日报》2015年11月11日《三明清流裴应章:国家栋梁乡人楷模》一文报道，2014年底，清流县在原址依样重建了这座牌坊。

工商会馆，如《正乙祠碑记》中言“敦洽比、通情愫，且疾病疴痒，其何以相顾而相恤。”(《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白继增、白杰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241页)粤商的仙城会馆，撰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重修仙城会馆碑记》称，“斯馆之设，以为岁时祀神祈报，退而与父兄子弟燕饮谈论，敦乡情，崇信行而为此也。”(《北京会馆碑刻文录》，王汝丰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第415页)以此比较士人会馆，则后者更强调忠君爱国，其主旨、初心显然与工商会馆不是一个层位。

从修身到生活的“约定”

因为是举人，或可称之为预备役官员，他们的志向、修养等，自然高于一般百姓。所以，会馆虽是松散的自治性组织，但人们的自律当称严格。

在会馆规约的名称上，总可见“公议”二字，如《会馆公议条规》或《新议馆规》。规约文本中，也常常可见“公同议(商)定”“公同酌议(商)”，甚至还有写为“阖(合)邑公议”等字样。如喜金的缴纳，从文字上，就有“公议”或者“公同”的说法。如果联系到这些同乡的士人们都是从乡约中走出来的，就可以看出，他们早就有了乡人共同商议的“训练”;桑梓之情，也使他们有着对规约的认可和尊重。

在会馆的入住规范上，《重修歙县会馆录》中“乾隆六年会馆公议条规”规定:会馆......创立之意，专为公车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平时非乡会之年，谒选官及外任来京陛见者，皆听会馆作寓......非乡会之年，房屋虽空，京官有眷属者及凡有家眷人皆不得于会馆居住......其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科场数月前务即迁移，不得久居。(资料来源:《道光重修歙县会馆录》，未出版)

在《闽中会馆志》陈宗藩先生所作“序”中提到，他1904年到北京时，看到福州新老两馆住着的都是在京为官的同乡。会馆的主事告诉大家，平时你们可以在会馆住，现在试期临近，当先以让试子。第二天，会馆里居住的乡人京官就都搬走了。陈先生说，由此可见“当时馆政严肃，人皆知所以自处，故一言之效如此”。这也可以看出，同乡京官历经农村行乡约的浸染熏陶，而对德业自律与相规相劝的自觉遵行。

乡约中有“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以使乡人相亲，淳厚风俗。聚会的规矩中，讲“序齿”是重中之重。序齿，一般解释为按照年纪长幼来排定次序。说来简单，其实，乡约里的这个基本的规矩，或可说是“乡饮酒礼”的延伸。

乡饮诗乐谱

乡饮酒礼是历史悠久的“仪礼”，简言之，它是官府主持的乡人聚会饮酒时的礼仪。西周至清朝，历代政府多将其视为倡导“敬老尊贤”“长幼有序”“谦让不争”的教化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将乡饮酒礼作为实行教化、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推行于全国。《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初，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式，使民岁时燕会，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京师及天下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由地方政府主办，在各地学校及乡村举行。乡饮酒礼推崇尊贤敬老，并有宣讲圣谕六言及律法，奖善惩恶等内容。礼仪中“序齿”是起点也是根本点。后来的乡约，自然而然继承和延续了乡饮酒礼的这一做法。

每逢年节，会馆同样也举办同乡聚会。馆约则强调“爵齿并尊者为上，余各以齿序坐。”(《重续歙县会馆录》，道光十四年(1834)歙县会馆藏版，未出版)“爵齿并尊者为上”，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会馆聚会对乡饮酒礼和乡约“尊贤敬老”的仪礼之重。

因贫困而流落京城的同乡，会馆得知情况，还会伸出援手。这在一些会馆的规约中有明文规定。安徽泾县会馆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新议馆规》中订有:

“患难周恤同邑有流落京师者，查明实系守分之人，因贫病不能回籍，值年人通知酌量给予盘费，本人不得争竞多寡。”(《北平泾县会馆录汇辑》，周向华、张翔点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27页)

也有会馆因经费紧张，入不敷出，而不得不在规约中声明暂停有关资助的。但也会召集在京同乡，共同商议捐资，以尽桑梓之谊。

会馆的附产中有“义冢”，安葬在京去世后尚不能马上归葬故里的同乡。馆约中规定:“每年清明、上元时节，值年人备楮帛酒饭到义冢祭奠一次。先期知会合邑人于巳刻齐集行礼。不到者注明缘故，迟者不候。如有应行修理之处，便即修理，不可因循。”

在乡约中有彰善纠过环节。会馆的规约中，有会馆公共秩序维护的条款，如“不得多占房间、任意拣择，其房屋什物亦须爱惜，毁坏者着落修补”;“住会馆者不得携带家眷。或有挈眷初到暂时落脚，限以一月之内另行赁屋搬移，不得违限”;“不得蓄违禁器物;不得容娼优之人;不得赌博酗酒;并不得借贮货物及粘贴医、卜、星相招牌;不得在内做手艺”;“同乡宴会如有酗酒争闹及借公泄私，出言恶詈者，公同扶出，永远不许入席”，等等。但在记载中，却没有看到违限事件的记述。倒是在吴趼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看到有在会馆里同乡京官规劝吏部主事符弥轩不孝行为的故事。

第七十三回“书院课文不成师弟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伯述道:“他是我们历城(山东历城县也)同乡。我本来住在历城会馆。就因为上半年，同乡京官在会馆议他的罪状，起了底稿给他看过，要他当众与祖父叩头伏罪。又当众写下了孝养无亏的切结，说明倘使仍是不孝，同乡官便要告他。当日议事时，我也在会馆里，同乡中因为我从前当过几天京官，便要我也署上一个名。我因为从前虽做过官，此刻已是经商多年了，官不官，商不商，便不愿放个名字上去......”

第七十四回“符弥轩逆伦几酿案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伯述道:“我本来怕理这等事，也懒得理。此刻看见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个知单，知会同乡，收拾他一收拾。”(《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著，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北京第1版，第342—346、347—352页)

这当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乡约“彰善纠过”在会馆生活中的延续。

【文章来源：《北京纪事》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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