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楼作者人生经历及故事成就（五朵金花作者的悲喜人生）

王公浦简历：

笔名公浦。1922 年出生，河北磁县人，中共党员。1949 年参军，历任二野4兵团13军文工团团员，昆明军区国防话剧团创作员，昆明市文联、云南省作协专业作家。1954 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苦聪人的春天》( 合作)，中篇小说《边疆巡逻兵》，短篇小说集《好丑你们说》，杂文集《边地草》、《池畔草》，回忆录《十年一觉金花梦》。电影文学剧本《五朵金花》( 合作)、《摩雅傣》( 合作)、《金沙恋》、《三七情缘》( 合作) 等，电视剧剧本《那满山的火把果》、《石林遗梦》、《壮家婚礼》、《跨越》、《雾圈》、《日浴》（后三部合作）等，影视剧集入选滇池文学丛书·第十辑《重拾银屏过眼花》，短篇小说《好丑你们说》获云南省1976—1979 年小说创作一等奖，《游剑川石宝山记》获1982 年省优秀作品奖，《金水河上》、《战斗的秋收》均获昆明军区和西南大军区汇演奖。

由于王公浦和赵继康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五朵金花》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访了王老。今年95岁高龄的王老竟然尊称比他小儿子还小的笔者为“您”，并且一再强调：“不要把我写过头了，人要低头，才能做人。”每次回答完笔者提出的问题后，他总是叹气，说道：“哎，算了，还是不要写了。”王老的顾虑如同咱们云南的大山，让笔者不禁感到疑惑，一位这么著名、这么高寿的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由于王老现在的健康状态不佳，说话很费力，不敢过多打扰，只好抱回老人家的一堆著作和回忆录，希望在其中寻找答案了。作品读完，对王老个人有了一点了解，多次交流下来，答案渐渐浮出水面。他是一个真正纯洁的作家，他保护了文学最本质的纯洁性，没有利用写作的成功去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他就像一株空谷幽兰般高雅淡然，老老实实生长，忍耐着结实，不与谷中之物攀比。而在巨变的时代中，往往入世的人才能处处通达，因此，他的人生就像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充满着时代的戏剧性。他老实到可爱的同时难免会落入世俗的漩涡；他善良、正直、不揣摩人心的单纯常常傻呵呵地伤害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如同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他勤奋创作、对党忠诚，在那个斗争激烈、环境艰苦的年代，即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也沉默接受，并用创作去支撑自己，因此，他创作出大量的小说、电影剧本。前市文联主席张维新对王老的人生是这样说的：“他淡淡的一生，却是负重的一生。 ”

第一幕：战乱失学憾终身 贵人助圆作家梦

正当他求学的年龄，中华大地上经历着战乱，卢沟桥“七七事变”，使他小学刚毕业就遇上日本军队占领了他的老家河北磁县，因此，一家人被迫流亡，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爷爷把他送到一家棉花行当学徒，但他并不甘心做亡国奴，而是约了两位小学同学，打算逃离沦陷区，过黄河到洛阳继续求学，可他戏剧性的一生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他好不容易约到了同伴离家出走求学，途中却被日本的追兵追散，在他仓皇奔逃之际，却又被国民党的军队抓了壮丁，做了国民党的兵，直至日本投降，他才从军队下到地方，为糊口当了小学教员。直到 1948年洛阳解放，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发起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才有了人生目标，投身到革命中去，为国家和人民参军！他被编入 13军文工团，步行了整整一年才来到了云南，从此，便把他乡作了故乡。这些经历让他没了书读、没有学历，成为王老抱憾终生的事。这也直接影响到王老后来虽然与前妻写出了《五朵金花》这样成功的和巨大影响力的电影剧本，却从来没有评审过任何一级文创职称，一直到退休，都是一个没有职称的著名作家。

但是王老在回忆录《十年一觉金花梦》中，并没有把这些经历写在前面，而是到了第九章才出现一些简单的记录，可以看出，王老的虚心和谦卑。另外，王老写到几次人生中重大的转折虽是悲惨的，但幸运的遇到两位贵人领导却使他走向了新生。第一位是十三军文工团的团长。1953年，因看到他写的快板，建议他调到创作组学写剧本，于是，他成了军文工团的创作员。第二位是云南军区宣传部冯牧部长，曾带领他下连队深入生活、亲切指导他进行创作。云南文艺代表团参加全国五省区部队文艺大汇演时，在重庆浮图关军营大院里，部长当着已经有创作经验的公刘、林予、彭荆风等作家的面，大为夸奖了他的小说《绿色的底层》，让王老受到很大的鼓励。部长还给《解放军文艺》杂志编辑部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使他的处女作发表在 1954年第 4期上。后来，部长把他调到了军区国防话剧团，进行专业创作。王老常说：“我这个木讷、蠢笨的人，是经冯牧部长一手栽培的，是他把我引进创作之门，我从内心深处感恩不忘，我对这位导师充满刻骨铭心的崇敬。”王老对冯牧的记忆如清泉，回忆冯牧带他们一行作家深入农村采访，见到有人对采访不够专心，记录不耐心，事后就提出批评，强调要尊重采访对象，批评不指明是谁，批评得很轻，但态度很严肃。冯牧部长虽然患有哮喘，却带病行路，并且不肯骑马，一边走路一边与大家交谈，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因此，历时两个月，行程两千多公里的西双版纳、临沧、西盟等地艰苦跋涉，较早地接触拉祜族、佤族等原生态的民族生活，获得许多鲜为人知的创作素材和真实情感，使这批云南军旅作家硕果累累，其小说、电影剧本都在全国杂志发表。《芦笙恋歌》、《边寨烽火》等电影剧本相继被拍摄成电影，1954年也成了云南军旅作家最为活跃的鼎盛年代。

第二幕：忠诚单纯酿苦酒 勤奋创作谱新篇

1954年西南大军区文艺检阅结束后，看到其他的同事、同行都已经分别获得了一些创作奖，催促着王老努力写小说的脚步。在回昆明的途中，他一心构思小说，回到话剧团后，很快就写出了《马店夜宿》，并且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王老往往伏案一夜就产生五六千字。

创作和学习是王老的生活常态，这其中，一件因为社会变革而导致的戏剧性的悲剧却可以看出王老对党的忠诚和性格的老实单纯。在 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王老当时在基层深入采访搞创作，本来可以避开这样的政治运动，但是，他却成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审查对象。用王老自己的话说：“像我这样真心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人，怎么能不把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如实地向党交代呢？我以最大的真诚，把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向党交代，争取党的了解和信任，而我忠诚和积极向党靠近的努力，却遭到了当时的领导更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我和其他一些年纪大一点、社会经历复杂的人，便成为‘肃反’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事情的原因是他有个姨夫后来被定性为军统特务，而王老是在逃难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就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却因为王老主动向组织交待了一切旧社会的事和自己的家庭成员，使他在并不知道姨夫身份的情况下，成为了党组织怀疑的对象，使自己被内定为“特嫌”并长期“控制使用”，被专人看管在剧团的一座小楼上，限制了人生自由五个月的时间。组织上派人调查原因，但偃师解放后，他姨夫已被枪毙，没有了证据，这件事便成为了一个疑案。这样也就给王老留下了一个“历史尾巴”，而这个沉重的尾巴，使他背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昆明市文联和市委宣传部帮助他落实了政策，才清理了他档案中的不实之词，割掉了这个“尾巴”。1988年，王老在离休前，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入了党，他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大半生的考验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而一名离休时才入党的共产党员，也是历史上党员中入党年龄最大的“年轻”党员。

还有几件趣事可以看出王老的单纯可爱。1956年，王老和赵继康接到北京电影局的电报，让他们去北京商量电影剧本《国境线上》的修改事宜，两人喜出望外，得到话剧团领导允准后，为了一路同行的方便，他们决定在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基础上登记结婚。他们去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后，才意识到要结婚，没有新房啊？怎么办呢？急中生智向团领导借用办公室三天作新房，三天后他们就启程去了北京，那些新购的衣服床被都只能寄存在保管室，圣洁的新婚变成了一个仪式。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坐长途汽车到了贵阳后，在金城江转火车时恰巧遇到军区的一个熟人，本来只是一般交往，异地相逢却让王老倍感亲切。当时的车票很难买，只有软卧能够临时买到，这位摄影师的钱却不够买软卧，王老立即仗义疏财，掏出钱给他补上，一起买了三张软卧票。王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自己还傻呵呵的对妻子说：“看，我找来一个伴。”这位摄影师下车走后，妻子才抱怨：“人家不坐软卧，你还垫钱给他买票，真是多事，没有他，我俩住一个包厢，不是更好吗？”“是呀，我怎么这么傻冒。”王老后来才这样想到。

北京的事办完后，电影局长荒煤同志通知他们夫妻俩赴上海电影制片厂听取责编对他们所写剧本的修改意见。回到赵继康的老家，第一次见岳父母的王老显得很木讷，岳母笑话他像个“穆斯林”，留美留英的教授岳父却夸他是“东床快婿”。他们修改剧本期间，妻子生病、生孩子，时间很快就过了近一年。到了 1957年，又一个戏剧性的十字路口出现了。社会反右运动节节深入，王老和爱人刚有了小孩，他一人从上海修改剧本回单位后，接到了妻子的一封信，妻子说起给孩子到派出所落户口时，打听在上海碰见的王老那个旧社会认识的人，派出所却证实没有那个人，妻子有所怀疑信告王老，而王老看信后也觉得很吃惊，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可疑的情况向组织汇报，以此证明他与那个人并无关系。便拿了妻子的信，找组长汇报，信中还有妻子提及有了孩子，应该努力挣钱，为了孩子的生活要多写作。没想到，这样一句正常的夫妻话，却成为了当时的组王老和他 50余年的日记织给王老定罪的证据，王老被定为“中右”分子，扣了“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等大帽子，人常常被批斗，还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并成为接下来被话剧团除名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也是后来离婚的导火索，当时妻子就责怪他：“这次运动你我都没在家，人家正愁抓不着我们的把柄，可你倒给人家送材料，把我的信拿给了别人！”

在与笔者交流时，王老说，交信的蠢笨使他悔恨终生，当时主要还是因为之前那个“历史尾巴”给他心理上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他极力想让自己摆脱和旧社会的关联，以表明自己历史上的清白。谁料想越是怕的事越要发生，他被定罪、批判、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现实是这样的熬炼人。所以，在话剧团的四年，虽然参加了两次政治运动，但王老勤奋耕耘，频频下基层深入采访，不但写出了几篇小说，还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并且这时命运又给了他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由部队转业到云南省文联作协分会，使王老立志文学创作的夙愿得以实现，虽然夫妻二人仍然同时被下放到西双版纳农场进行大荒田的改造建设，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笔者了解到，当时的王老夫妻带着不满两岁的孩子下放，带病劳动，本来已经很艰难了，但又一件小事显露出王老的信实和良善。他们夫妻去探望一位多年未谋面的老朋友买来发时，看见那个空荡荡的家里，妻子在补衣服，又瘦又黄的孩子在吃着一根生红薯。王老很后悔当时买来发复员离开部队的时候，曾经接受了王老的建议：到西双版纳来。想不到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凄惨，心里特别内疚，感觉是他骗了买来发。于是王老想给他一点经济上的补助，可自己也没有钱，就把手上戴的法国表脱下来给了买来发。在回下放农场的路上，妻子说：“我们也不宽裕，省文联叫我当专业作家，不发工资靠稿费吃饭，下放期间活计这么重，无法写作，你一个人的工资我们全家用，还不困难啊？”王老宽慰说：“我们总比他好些吧。”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王老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依然没有放下对创作的勤奋努力。那一年，他趴在借来的小竹凳上，写出了反映挖草根积肥的小说《月光下》，表现两个原有宿怨的乡村在新中国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团结协作采茶的小说《绿色的金子》，反映当地勤劳勇敢的村民的小说《依金娜和她的父亲》，电影剧本《绿水长河》等。后来这些小说都发表在了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上，《绿色的金子》在《红岩》杂志发表后，还被《人民文学》转载了；他陪同当地老歌手康朗英充实整理创作的长诗《流沙河之歌》和推介文章，发表在《边疆文艺》上，受到读者好评。

人生就是不断历练生命的过程，在王老每次有丰富的创作后，都会伴随着一些劫难。一次，单位开展整风运动，将下放人员召回汇报学习，王老在经历了上一次的批判后心中仍有畏惧，可由于自己一直在采访创作当中，相信自己为人正直，更相信新中国的成立是要让人民过上好生活，让作家群体在歌颂边疆人民的巨大生活变化时，也能正视自己的生活改善。于是在单位安排个人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讨论，展开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批判时，王老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唠唠家常，讲了小时候贫穷，在姥姥家生活时从没付过一文钱，但现在儿子住在外祖父家，每月还要出五十元的伙食费和保姆费。却不知道，这样的信口开河又被作为重点发言成为“罪证”，在他自己还茫然不知时，就造成了对岳父的伤害，并让妻子被单位插上了“白旗”、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对象，甚至导致上海电影制片厂已经定稿，并准备拍摄的电影剧本《摩雅傣》被叫停。夫妻二人再一次陷入深渊，婚姻又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事后王老与妻子的一席谈话，今天看来，是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正直、勤奋的思想典型。妻子对他说：“我曾经觉得我们俩没有办法过下去了，想跟你离婚，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好人做傻事，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你，我这次回来就想跟你在这傣族村寨长期住下来，看来也没有别的指望了，往后只要努力写作，争取写出一部《静静的顿河》那样的作品。”王老当时意识到也只能这样，挨批斗受气，抬不起头来，只有写作才有出路。

第三幕：《五朵金花》掀起全国喜剧热潮 婚姻冰冻上演个人“悲惨世界”

1959年3月，下放中的夫妻二人接到省委宣传部袁勃部长的电报，让他们马上回昆明，商讨中宣部、文化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急需云南电影剧本的写作任务。他们一回到昆明，就带着行李去找袁勃部长报到，因为此时的昆明已经没有他们的家了，被批斗下放后，省文联搬了家，没有给他们分配住处，他们默默接受。所以，只好被暂时安排在翠湖宾馆的后楼，一排砖木结构的老旧房子里面，开始剧本的写作。此剧本从 3月开始写，到几次修改成稿只用了短短 3个月的时间，并且这么成功，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但王老并没有夸耀自己，而是告诉了笔者两件事给他们的帮助。一是滇剧团贡献的资源，就是徐家瑞老先生率领王少培、席国珍等编剧深入大理采访的材料，并席国珍讲给他们听的趣事。王老说他们都是慷概的人，希望把所采访到的情况和盘托出。在他们听到畜牧场有个为牛接生的姑娘“金花”、炼铁厂找矿石被老熊吓得躲山洞的姑娘“金花”时，他们才知道白族里叫“金花”这个名字的姑娘很多，夫妻俩灵感一来，立刻想到用“金花”这个重复的名字来编织一出喜剧。第二件事，是由于男主角的名字无法确定，得知大理州委宣传部张树芳副部长在昆明开会，夫妻二人便连夜找到这位副部长，向他请教白族小伙子的名字。张副部长也是积极配合，毫无保留地与他们探讨，最后认为“阿鹏”这个名字最贴切，于是男主角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他们从西双版纳回昆明的第一天，就确定了主角名字和人物形象的构思，第二天便动手写了剧本提纲五六千字，第三天修改补充，基本就定下了提纲，直接报宣传部审核。就这样，三天时间就把一个当时叫《十二朵金花》的电影剧本提纲完成了。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接受命令由妻子带剧本提纲去北京向夏衍部长汇报交流，袁部长指派王老带了修改成《七朵金花》的提纲，到大理补充采访完成剧本。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夫妻二人总是被分开。下放改造时，王老南下去西双版王老阅读《》并对文艺工作者寄予期望纳，赵继康往东去上海改剧本；现在，又是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如同一对纷飞的劳燕。后来《五朵金花》放映成功后，赵继康被指定为先进工作代表出席北京“五一”盛大庆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而王老又接受任务陪同原电影局局长袁牧到边疆采访了。更悲惨的是，这条感情的纽带将被一再拉长并终究被斩断。

王老到大理采访后，在洱海宾馆写出了《七朵金花》的初稿。夏衍部长看过后，认为七朵金花太多，建议改成《五朵金花》。就这样，《五朵金花》的原型就产生了，后来经过夫妻二人多次修改，并且赵继康还写了几首歌词，促成了审稿的顺利通过，终于开始了拍摄。王老向笔者强调：“赵继康在北京连续两周夜战修改补充剧本，她的工作比我勤奋。”这使笔者再次看到他的谦卑和公义，文坛纷纷争论这部著名的剧本到底出于他们夫妻谁之手？五十余年间众说纷纭。而王老仿佛从未受困于这些质疑，一直都说前妻比他有能力。他没有去与谁争论高低，谁说什么他都默默接受。其实在意念上早就高过了世俗，他可能看不懂世界，属于世俗的通达人自然也看不懂他。赵继康是上海人，虽然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解放后从军到云南，作为部队作家在云南才生活了几年，只用了两个晚上就写出了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头为哪桩？”“苍山雪化洱海干，难折好钢刃。”“橄榄好吃回味甜，打开青苔喝山泉。”“唱支山歌扔过墙，妹要挂心上。 ”“山歌唱在鸡箩筐么，公鸭下蛋太冤枉。苞谷鲜花你不配呀，莫再乱嚷嚷哎……”一系列这么生动的歌词，确实才华横溢。

王老说，那时候从表面看，他们事业有成，《五朵金花》正在拍摄中，另一部电影剧本《摩雅傣》也即将恢复拍摄，可是，妻子却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他们创作的剧本《五朵金花》是歌颂爱情的喜剧影片，歌唱的是天长地久永相爱；而他们夫妻间的爱情却是悲剧，那走到绝境的夫妻关系讽刺地被涂抹上了一层喜剧的光影。王老当时想到 :“这样也好，免得由于我的愚蠢，而使妻子一次次的遭受批判，我真的悲哀的愿意让她离开我，跟着我受罪我于心不忍。”王老的忍耐和对妻子的尊重还表现在他承受巨大悲痛的同时，还能配合妻子的要求，扮演着貌合神离的夫妻角色，忍耐暂时维持表面的平静和亲近。1959年第二次陪同《摩雅傣》的导演徐韬先生去上海时，到了岳父岳母家他没有暴露任何离异迹象，和不满 3岁的儿子岩森团聚时也没有露出半点声色。

《五朵金花》拍摄完成后，其命运和他们的婚姻一样，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扑朔迷离，影片处处送审，处处挨批，已经到了要被禁止放映的地步。后来因为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三位国家领导人亲自调看了影片，给予高度评价，影片才得以起死回生。但他们的婚姻就没有这般幸运了，王老自嘲：“写戏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却扮演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他想起吴文英在《夜合花》中怀念去女的词句：“十年一梦凄凉，似西湖燕去，吴馆巢荒。”自己岂不是“燕去”，“巢荒”，空留一身，一如诗的结尾：“故人楼上，凭谁指与，芳草斜阳。”

《五朵金花》得以播放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王老是在回云南的火车上，从一个陌生人口中得知这个好消息的，当那位观众对这部影片赞口不绝时，他并没有即刻去告诉那位兴奋的观众，自己就是这部电影的作者。而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把这个喜悦揣进怀里平静地享受，他感觉心里甜滋滋的，觉得比获得任何官方或民间的奖项都欣慰、可贵，仅此而已。他没有被名誉、利益或欲望诱惑，急功近利地去写电影剧本，把荣誉糟蹋成生意，去经营自己、背叛良知。而是坚守着文学最本质的纯洁性，依然老老实实地奔赴基层深入生活采访，并相继创作了《中甸行记》、《秋》、《火把》、《浴》、《青杉》、《火草》、《出水莲花》等赞美大自然、歌唱劳动人民的一系列朴实地散文。同时，他依靠着文学创作这个根基，努力治愈感情重创的伤痕，让自己继续做一个平凡人。时至今日，王老谈到《五朵金花》的成功，依然很淡然。他说：“仅仅一个星期写出的电影剧本，一个多月完成的剧本创作，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拍成电影，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每一个环节的时间都迫在眉睫，这样的成功是很偶然的。”而作家、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苏策却说：“一叶知秋，他们的成功是当时云南整体文学的胜利，通过他们，能看到那时云南文学整体形势的面貌，可以看清他们那时代的行进步伐。”

《五朵金花》影片的成功：1960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新时代的新喜剧》，把影片定义为“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喜剧的先河”。首都和上海等地展开热烈讨论，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评论不下百余篇，中国影协编辑的《电影艺术参考材料》杂志第三期、第八期和第九期都有对该剧的评论，特别在第十五期，几乎全期摘引了国外国内对《五朵金花》电影的评论，上海电影家协会于 1960年举办了四次喜剧电影的座谈会，后三次座谈都以《五朵金花》为例，定义为社会主义歌颂性喜剧的典型范例。电影红遍祖国大江南北后，又先后出口亚洲、非洲等 46个国家，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出口之最。即便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部电影仍然有口皆碑，在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电影百年经典作品的评选中，该片仍然名列前茅。

1962年的春天，在赵继康的一再要求下，王老终于同意了离婚。五华区一位老练的女同志问明双方意见，同意由女方抚养孩子后，为他们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由于要等待调查判决，离婚证是在六七月间赵继康才寄给深入西畴县采访的王老，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张儿子岩森坐跷跷板的照片。时隔 30年后，1992年，70岁的王老才在杭州与 35岁的儿子相逢。回忆从认识前妻到组成家庭的十年间，王老说他们一直就没有一个真正安身立命的家，一直都在漂泊当中。结婚三天后，就因电影剧本公派到北京、上海；次年一回到单位就因为信的事件被批判、下放到农村改造，借住在村寨傣家；下放第二年，自己好不容易盖了一间茅舍，又因为国庆十周年紧急献礼的任务仓促离开。以后的生活，就是因工作暂住宾馆、住乡下人家。回到单位时，也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凑合着住。而他们的婚姻仿佛是一直在与《五朵金花》谈着一场三角恋爱，每一条线段都相连相交。他们结婚时仓促，到创作、拍摄电影时也仓促；婚姻开始破裂后，电影前途渺茫；电影成功了，他们却离异了，成为三角形中永远各分东西的两个角。

第四幕：平淡夫妻老来伴侣耄耋之年创作高产

1963年12月，王老在文山体验生活，准备写电影剧本《女县长》的材料时，接到省文联李秘书的一封信，通知他的人事关系已经调动到文山州文化馆了，从当月起就在文山领工资。王老说这个事是直接通知他的，没经过任何商量。事后他才了解到，由于离婚、他的“历史尾巴”等一系列原因，单位个别领导很排斥他，正愁没有理由让他离开文联时，文山州宣传部长到省文联提出调他到文山，帮助成立文山州文联的想法，这想法使两个单位一拍即合，以最快速度办完了他的调动。王老就这样接受了到文山州文化馆工作的命运，不争竞不恼恨的忍耐着，默默地做了15年文化馆普通创作员。

到了文山，很多领导、朋友都知道王老已经离婚的事，便张罗着为他介绍对象，帮助他建立家庭，王老便和在文山州医院当医生的郑凤玉结婚了。郑医生比王老小 14岁，江川人，朴实勤劳。婚后，他们育有一女二子，大女儿今年 50岁了，在昆明剧院工作。大儿子中学毕业后自己做点小生意养家；小儿子大学毕业后也没有正式工作，努力考取了会计证，帮人打工。郑医生说：“他一天就低着头呢写东西，娃娃的工作他也没管，只有打打工了。”但一到晚饭时间，儿女和 3个孙儿都回家吃饭，儿子、儿媳帮着妈妈做饭，王老起落也有儿子搀扶，家里可热闹了。笔者在他们家看到了当代难得一见的和睦宁静，荣华富贵的家庭不一定是幸福的，但儿孙满堂、大得必寿者之家一定是蒙福的。家庭稳妥让王老少了许多后顾之忧，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使他得以安然创作。特别是 1979年，王老从文山州文化馆调至新成立的昆明市文联后，所创作的伤痕文学作品获得过全省小说创作一等奖，之后，他又相继写出影视剧《那满山的火把果》、《石林遗梦》、《壮家婚礼》、《金沙恋》等。王老说自己到了七十岁才进入创作高峰，以两年一部影视剧的速度，写出二十余万字的傣族土司刀安仁的传记《边塞伟男》、喜剧《三七情缘》、《雾圈》等，前省委书记普朝柱为《跨越》题名，《日浴》的灵感来自于景颇族教授赵学先写的一篇孕妇晒肚子的小说。暖阳下，五个大肚子孕妇敞开衣襟、露出鼓得高高的肚子晒太阳，原本就是一场别有风趣的喜剧，并且意味深长。83岁的时候，他又改编了一部大型电影《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传奇》。并将《边塞伟男》、《三七情缘》和《愿把爱情化歌声》编辑为剧本集《且把落花染书香》，打算与第一本剧本集《重拾银屏过眼花》相呼应，但一直未得到出版。

笔者经多方了解，知道王老还有一件奇事——五十年坚持写日记，特别是 1988年至 2016年坚持每天写，并且还都是短篇小说的规模呢！当王老的儿子从内室中一次又一次抱出 20余捆日记后，笔者非常吃惊，一个人纵然再有思想，把思想变成文字这一过程需要多坚韧的毅力？小心翼翼解开绳索，翻开日记，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和被时间变化了的墨迹，如涓涓溪流，流淌着一个人 95年虚怀若谷的人生。 （此文刊于《昆明文艺》2017年01期“滇土斯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