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揭露宫室制度不合理，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

吴　思

一、宫市与官市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句小序，二十句诗，铺陈渲染，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两个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用“半匹红纱一丈绫”，买了卖炭翁一车千余斤木炭。

读者都能感到交易不公平，但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我最近关注市场类型问题，对此诗四个字的小序“苦宫市也”所说的“宫市”发生兴趣，便做了一些追究。

《卖炭翁》大概作于唐元和四年（809）。唐代以钱和绢为货币，宦官拿丝织品买东西很正常，问题在于给多给少。

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天宝年间（742～756），中等质量的木炭每斤约1.5文钱注1，中等质量的绢价每匹460文注2。按这种比价估算，千斤木炭价值3.3匹绢注3，而宦官只给半匹红纱一丈绫，折绢1.5匹注4，打了4.5折。这等差距，近似上世纪70年代粮食的市场价与统购价注5。

韩愈记载了宦官“抑买”百姓货物的历史。他说，宫市后期，“率用百钱物，置人直数千钱物”（《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竟打到一折以下，偏离正常市场的程度超过90%。韩愈还说，带着货物进市场，甚至有空手而归的，“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掠夺不稀罕，市场也不稀罕。名为市场而实夺之，这个市场，在理论上很稀罕。我的理论困惑是：宫市属于哪种市场？

在当代经济学中，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可以自由进出，买卖双方人数众多，每个人对价格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这是理想中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垄断者的多少，依次分为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或多或少有垄断可吃。不过，市场毕竟是市场，双方可以讨价还价。即使碰上口无二价的独家垄断者，也可以退出交易，选择自由总是有的。

可是，卖炭翁既没有退出自由，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准确地说，卖炭翁本来有自由，但被“手把文书口称敕”宦官剥夺了。文书，公文也。敕，皇帝诏令也。官家有权立法发文，扩大或压缩自由，小民不敢抗命。问题在于，纯种市场的交换手段唯有货币，如果加入权力手段，将交易者分作君臣官民，官家挟权入市，市场便有了官场味道。含有官场成分的市场，借用古汉语的词汇，可称之为官市。

恰巧，《卖炭翁》小序中的“宫市”二字，在白居易集的宋绍兴本和明万历的马元调本，以及清康熙扬州《全唐诗》本中，皆误为“官市”（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这是启发人的妙误。官市的范围大于宫市，也更具普遍性。这个词汉朝就有，指官方设立的市场。官方设立市场，自然有权规定谁能进谁不能进，什么货物能进什么货物不能进，由此可以衍生出盐铁专营、榷酒榷茶或特许经营之类环绕着强制性权力的市场。作为官市的特殊形态，宫市更进一步：强制性权力直接入市，像货币一样成为交换手段。

总之，宫市是官市的一种，是杂种市场，不是纯种市场。

无论宫市还是官市，都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描述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概念。唐代长安城南有东西两市，卖炭翁将车停在市南门外，就像今天拉白菜的牛车停在农贸市场入口附近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寻常市场。此时宫使挟皇权降临，于是宫市降临。“宫市”二字，可读作主谓结构，意为宫廷采购；也可读作专有名词，意为有皇权加入的市场。“官市”二字也可如此解读。官家的强制性权力加入市场，并在交易中获得价值，官市便出现了。强制性权力在交易中抵价50%，便有五分成色的官市。抵价90%，便有九分成色的官市。更确切地说，九分成色的官市，由九分官权和一分市场构成，其市场性的纯度很低。

二、宫市里的供求均衡

权力可以抵价了，新的成本收益计算就开始了，宫市的市场均衡问题随之出现。

韩愈描述了买方的演变。他说，旧时宫中买外边的东西，由官员主办，按市价随即付款。贞元末年（797年前后），以宦官为使，“抑买”人家的货物，稍低于市价。末年不再行文书，安排市场采办人员（时称白望）数十百人，在东西两市和重要的热闹街坊，查看人家所卖的货物。只消宣称宫中采购，便要敛手付与，真假不复可辨，无人敢问其来头。至于价格高低，常以百钱，购买人家价值数千钱的货物，还要人家送门包并付运费。接下来，韩愈讲述了小民带着货物进市场，闹得空手而归，导致暴力抗争的故事。（《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三种趋势：一、弄权越来越简便。开头还要有文件，后来只需口头宣称。二、买方的人越来越多。从宦官集团扩展到市井无赖，还有冒充的。三、“抑买”的程度越来越重。

这种趋势很好理解。

以卖炭翁的故事为例。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摆开架势一念，就可以少花一半钱，那么，弄这么一份文书用多少钱？如果像今天在办公室开一张介绍信那样简单，介绍信就会满天飞。如果开介绍信的手续严格，不妨拿烟酒甚至货币去换，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买卖批文。如果把管印章的伙计拉入伙，合作分成，更是大好的无本生意。再进一步说，如果卖炭翁不认字，用旧文书冒充如何？干脆连旧文书也不拿，直接“口称敕”又如何？只要弄权有便宜可赚，吃权力饭的必定增加，而且吃法越来越丰富。

同时，对权势的代理人来说，弄权总是比较便宜的。有权不用白不用，便宜归自己，亏损归卖炭翁和社会秩序。卖炭翁蚁民罢了，不值一提。社会的长治久安由皇帝负责，皇帝都不在乎，难道让太监替子孙后代操心吗？

宦官掌握宫市大权后，权力管理日益宽松，加入买方集团的人越来越多。加入之后，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条件下，他们必定努力压价，抑买的程度便越来越重。

卖方如何应对呢？

《新唐书·食货志二》描述了店铺老板的反应：“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来不及关门躲避呢？白居易描述了卖炭翁的可怜样，这是“被宫市”的常规状态，官市的成色约为五六分。

韩愈描述了一位农夫对更高成色的官市的反应：农夫赶驴驮柴进城卖，被“宫市”了，宦官只给绢数尺，又让他送货进宫，还跟他要门包。汉子不肯送，说我有父母妻子，靠这个吃饭。现在我把柴白送你，不要钱回家，你还不干，我死了算了！说罢痛殴宦官。（《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

看来，官市成色越高，供求均衡越难维持。买方便宜太大，加入者越来越多；卖方吃亏太大，逃避者越来越众。发展下去，市场或者解体，或者变成战场。在这两条路之间，也可能有第三条道路，例如，限制官市的成色和范围，让倒霉者经常轮换，如同偶然遭遇抢劫。或者在市场上额外征一笔税，让全体商贩分摊抢劫损失。

却说卖柴汉子打了宦官，被街吏逮捕，报告了皇帝。德宗下令，开除肇事宦官，赐农夫绢十匹，但不肯废除宫市。德宗既保留宫市，又限制宫市成色，似乎在探索第三条道路。

三、关于宫市的政治均势

宫市虽小，背后却有两大支持者。一是皇帝，二是宦官集团。

德宗受过穷，特别在意钱财，宫市可以节省皇家开支。

宦官集团控制着信息和决策的收发通道，还掌握了禁军，权势极大，宫市便于宦官集团渔利。

不过，宫市损害了生产者和小商贩的利益，影响商品生产和流通，不利于长治久安。一般官员也不能分享宫市的好处，他们不支持宫市。

韩愈记载了皇储的一段事。当时顺宗还是皇太子，在东宫读书。有一次与众侍读和王叔文论政，谈到了宫市。太子说，寡人准备对皇帝极言此事。众人纷纷称赞，唯独王叔文不说话。众退，太子让王叔文留下，问道，为什么刚才唯独您不说话？有什么想法吗？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膳问安，不宜谈论外事。陛下（德宗）在位的时间长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您何以自解？太子大惊道：如果不是先生，寡人哪里能知道这一点。（《韩昌黎集》，外集卷柒，顺宗实录贰）

陈寅恪评论说：“当日皇位之继承，决于内廷之阉竖，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顺宗在东宫时，所以不宜极论宫市者，亦在于此，不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元白诗笺证稿》）陈先生评论精当。招惹不起宦官，就招惹不起宫市，更何况还要顾及上意。

皇储不敢说话，肩负言论之责的谏官和御史们必须说话。谏官御史多次上疏批评宫市，皇帝却不肯听。有一次，监察御史韩愈上疏极论宫市之弊，激怒了皇帝，将他贬为阳山令。可见，想推翻宫市，言官的力量不够。

就在有关部门“附媚中官”，无人敢争的时候，京兆尹吴凑向皇帝提出了替代方案。吴凑是章敬皇后的弟弟，为人强力勤俭。作为首都最高长官，宫市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市民的怨愤也不能不考虑。吴凑对皇帝说：“小人因宫市为奸，真伪难辨。”（《新唐书·食货志二》）他建议，宫中需要的东西，责成臣办理就行了。如果不想让外臣与闻宫中事，最好挑选年高谨信的宦官为宫市令，公平交易，以免闹得纷纷扬扬。（《新唐书·列传第八十四·吴凑》）

吴凑的建议隐含三层策略。第一、包揽并保障了皇家利益，皇帝容易接受。第二、虽然取消宫市对宦官不利，但在名义上，吴凑并没有直接反对宦官的利益，只反对“真伪难辨的小人”，宦官难于反驳。第三、如果宫市无法取消，至少要找一个办事慎重的宦官负责，限制权力入市的深度。听了吴凑的建议，皇帝“颇顺可”。

另一位极有权势的人，节度使张建封，韩愈原来的上司，朝觐时也说了宫市的坏话。“德宗颇深嘉纳”。（《旧唐书·张建封传》）

德宗在位26年，钱穆对他的评语是：“志大才小，心褊意忌，姑息藩镇，聚敛货财，委任宦官”（《国史大纲》）。前两条是皇帝的性格问题，姑且不论。后三条涉及三个利益主体。其一，宦官集团，支持宫市；其二，藩镇中的一位，反对宫市；其三，皇帝自家，既可以通过宫市敛财，也可以委托京兆尹办理，态度应在两可之间。宫市存废，有利有弊，就看德宗的个人偏向了。恰好户部侍郎（近似财政部副部长）苏弁入奏，德宗问到废除宫市的事。苏弁“希宦者之旨”，回答说，京师游手之徒成千上万，没有生业，靠宫市生活，废除之后怎么办？德宗听到这个答复，很喜欢，完全相信，从此再不听人谈宫市。（《新唐书·食货志二》，《旧唐书·张建封传》）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顺宗李诵即位。二月，罢宫市。

四、更广阔背景上的均衡

关于宫市存废的决定，大体形成于宫廷政治的范围之内，由最高权力权衡拍板，体现了朝廷上各派利益的博弈。那么，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京师受害民众呢？

民众也有可能直接发出声音，影响决策。

德宗建中三年（782），朝廷平叛军费不足，皇帝下诏向富商借钱。资产万贯以上的部分一概借走。这近似强行摊派战争公债。不够数，又查封商人粮窖和当铺钱柜，只要有钱帛粟麦，强借四分之一，“百姓为之罢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成千上万的市民拦住宰相哭诉。京兆少尹（近似管治安的副市长）韦桢督办此事，事情闹大了，韦桢害怕，向上级请示，钱不及百缗、粮不及五十斛者免。

由此看来，经民众一闹，权力在借贷市场的抵值可能降低。

官方大概是这样权衡的：藩镇叛乱，若用半年时间平叛，需要军费500万缗。强行向富商借钱，得罪一两千富商，可解决数年财政困难。没想到估算有误，闹到逼人上吊的程度，只搞到88万。于是扩大打击面，查封粮窖钱柜，闹到万人罢市和拦路哭诉的程度，又得110多万，总计200万（《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强权大举入市，得到了这笔短期收益，即70多天的平叛军费，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动乱，激发了更多民众的反叛意图，还损害了税基。利弊孰轻孰重？半年内得失如何？十年二十年的得失又如何？这是不同时段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权衡。如果得不偿失，便调整政策。办法之一，就是缩小打击面，放过小商小贩。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枪打出头鸟，提高闹事的组织成本。至少要把政策调整到短期收益大于短期损失的水平。

闹事是需要组织的。卖炭翁式的受害者，在时间空间中零散分布，难以自发地聚集成一股有影响的力量。在帝国体制内，民意影响决策的合法途径不多，韩愈和白居易之类的好官虽然可能成为民意代表，但能不能碰上好官，好官说话管不管用，都要碰运气。运气不好，又缺乏组织，就需要突发事件提供闹事机会。如果连机会都没有，只好静待政治均势发生变化。

建中四年（783）六月，朝廷又将市场交易税从2%提高到5%（算除陌），同时征收房产税（税间架），再次闹得民怨沸腾。十月，五千泾原士兵路过京师上前线，本指望得到点赏赐，结果只给一顿粗食。泾源军鼓噪起来，涌向皇宫抢劫。入城时，百姓惊吓逃走，叛兵大呼：你们别怕，不夺你们商货僦质（当铺抵押物）啦！不收你们房产税交易税啦！于是万民围观，德宗仓皇出逃。

皇帝逃至奉天，与叛军拥戴称帝的朱开战，随即反省政策得失，下罪己诏，宣布取消间架税、除陌钱和其他杂税。

由此看来，民众要影响决策，除了闹事，还可以指望需要争取民心的政治竞争格局。一般说来，适合闹事的条件或政治竞争格局很少出现。没有这些条件，只要权力愿意，市场和整个经济领域就难以抵抗其入侵。

仍以宫市为例。

宋朝鉴唐朝宫市之弊，建立杂买务，负责采办宫中所需货物，由京官和宦官共同主持。景中（1036左右）明令，所有货物，必须按实际价值付款，然后方可入宫。十四五年之后，宫内买小民的东西，又有“累岁不偿钱”的。宋仁宗说，现在扰民太甚。于是重申景之令。过了六七年，仁宗再次下诏，宫内拿金帛到杂买场购物，金帛估值，必须在三司判官的监视下“平估”，不得“抑配”小民。（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由此看来，以强凌弱，抑买抑配，近乎自然趋势。

除了宫市之外，官家依仗强权向商贩和民间购物，还有许多花样和说法，诸如科买、科率、和买、和籴等等。（金）李节诗曰：“棒头打出和籴米，丁口签来自愿军”，描绘了所谓平价购粮（和籴）的真相。

那么，迫使权力退出市场，让纯种市场诞生发展并长期维持，需要哪些充分必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中，我不知道能否找到正面答案。但我知道，现代汉语所谓的市场和经济，是日本人对英文market和economy的译名，引入中国不过110余年。在古汉语里，市场只有买卖场所之义，经济只有经世济民之义。市场和经济相对政治权力而言的独立性，以及支撑这种独立性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是历史演进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17世纪的英国，国王、贵族和平民三方制衡，王在法下，人身和财产权利才有了高于王权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