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怎么惨败的（也来谈谈北洋水师一战而亡的原因）

大多数人认为北洋水师灭亡的原因是慈禧太后挪用军饷来修建颐和园所致。但这仅仅是依据梁启超的《瓜分危言》、王世和的《造陶庐日录》还有池仲佑的的《海军大事记》等私家记载。众所周知，梁启超是维新派的领头人，若他的《瓜分危言》作于1898年之前，及戊戌变法之前，则其目的是为维新运动打基础，若在其后则只是文人郁郁不得志后的一种发泄。李鸿章于光绪十三年六月致函奕劻：“万寿山各坐落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尽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更有力地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导致了北洋舰队的最终灭亡。

清朝身居文武要职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花费无数白银建成的舰队。北洋海军成军后，便以为“自守有余”，停止了继续外购战舰的海军经费。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导致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评价大东沟之战：“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指出：“海军经仗之后，无论胜败，其各船中奋勇者有之，退缩者有之，使能分别赏罚，庶足以鼓人心。我军仗后，从无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尝冒险，其冲锋救火奋勇放炮者，尚悔不学彼等之黠能。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土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

日常训练中，水师提督丁汝昌出身陆军，对海军事务缺乏足够的了解。然而，为水师担任教习的英国教官琅威理却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理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据史书载，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厕时“犹命打旗语传令”。由于他严苛的治军态度，以至于在北洋水师当中，竟然流传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话语。而在他严格的治军与训练下，北洋水师在训练上刻苦付出的同时，也保有了真正强大的战斗力。

琅威理不仅在治军方面严谨过人，还主张中国应利用北洋水师的强大实力来提升国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方面水兵多人受伤。这次冲突事件被称为“镇远事件”。而琅威理得知消息以后气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绝。我们今天来看，琅威理的主张或许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身为一名外国人，却全心全意为了中国的海军建设而尽着全力。

然而，琅威理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划上了句号。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舰长)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他们与琅威理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理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大清无人具备琅威理那样的执教水平，更不具备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整个舰队很快就从内部开始懈怠腐化。“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而且“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甚至“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本来海军规定，所有官兵终日在船上生活。结果琅威理走后，将士纷纷移眷刘公岛基地，过起家庭生活，“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舰队平时不仅训练松懈，还为了高级将领们的私利忙于运输任务。每年冬季舰队按例南巡时，一至香港，官兵便蜂拥上岸淫赌。定远管带刘步蟾的同学东乡平八郎(后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的日方指挥官)上舰参观，见甲板上供着关公神像，一地散乱的剩饭，炮管一摸一把灰，甚至出现在主炮上晾晒衣裤这种军纪松弛到极点的行为。他回到日本便评价说仗不用打，中国输定了。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船舶工业》

2.《北洋海军研究第二辑》

3.《中国近代海军史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