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版张之洞 电影张之洞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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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晚年时,得意弟子樊增祥问他:“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去世前,他仍在病榻上删削诗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从者只得陈诸灵几而己。”胡思敬批评说:“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作者|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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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卢汉铁路的通车典礼,两广总督张之洞亲临,这条铁路是张之洞主持下修建的。

公映当天仅90元票房,仅3人观看,上映才6天即下档……电影《张之洞》被媒体称为“2022年首起电影票房惨案”,网友们戏称“影院连电费都不够吧”“群演的工资都不够发吧”。

电影遇冷,至少有两点原因:

其一,公众对“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了解不够。

其二,从猫眼平台介绍看,电影《张之洞》似是传记片,但从预告片看,竟然是“抗日片”,还插入了不少动作片的内容。

面对网友热议,导演三丑回以公开信,表示该片“着重讲述张之洞爱国爱民的情怀和高瞻远瞩的改革意识”“以古颂今”,将责任推给“影片商业价值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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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一片导演发布的公开信。

从这番表态看,导演对张之洞缺乏基本了解,认识如此粗浅,还要“争取给予观众以震撼的享受和观后地思索”,有些荒唐。

张之洞确有事功,堪称晚清“洋务”中坚,但他对“洋务”的认识远不如李鸿章深刻。曾与张之洞密切合作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他们(指张之洞、张佩纶等)所拥有的世界指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梁启超称李鸿章是“实践之人”,而张之洞则是“浮华之人”“最好名”。黄濬引时人语,称:“李合肥(即李鸿章)开目而卧,张南皮(即张之洞)闭目而奔,言其心知当维新,而一切懵然,不知所以为新也。”与张之洞亲近的日本人近卫笃麿(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留学日本时,近卫都麿任保护人)也说:“无论如何,较之刘坤一,张氏(即张之洞)之见识显然拙劣数等。”

人物品评难免纷纭,硬说“高瞻远瞩”未尝不可,但称张之洞“爱国爱民”,实属过分。作为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品德可疑,连忠君的标准都没做到:

在北京、天津、上海布置了一个间谍网,窥测上意。

屠杀唐才常等革命者。

为牟利大肆发行铜元,成为引发清末大通胀的源头之一。

党同伐异,排挤同侪。

据学者孔祥吉研究,1900年时,张之洞曾与日本勾结,试图称帝。

至于张之洞“抗日”,更是表演多与实干。甲午战争中,据日本间谍观察,张之洞“看上去很恐惧(日军)在上海登陆之事”,当地清军“日日逃亡”。甲午战后10年,日本编纂战史时,直指张之洞“以援护南洋沿海各口的巡防及炮台为口实”拒绝李鸿章的求援。张之洞还截留了清军从外洋购入的枪支,清廷电斥张之洞“反以江南为前敌”“实属不顾大局”。作为“亲日派”,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至少招聘了36名来华日本军人,其中很多是间谍。

将一个老于世故、自私自利的封建官僚称为“爱国爱民”,还要“传承张之洞的民族精神”,殊不妥当。弘扬本地名人,推动旅游业,无可厚非,可为什么要找一个缺乏历史常识的人来导演呢?为什么连审剧本等基础工作都不做呢?总不能“魔改”时说面向市场,失败后又说是宣传任务吧?有多少公帑够这么乱花?

张之洞是一个超复杂人物,在关于他的诸多问题上,学界尚有争议。了解这一复杂人物,有助于更深入认识晚清历史的复杂性。

▌最会骑墙的青牛角

张之洞生于1837年9月,12岁通童子试,13岁成秀才,15岁中解元(乡试第一名举人),因父亲张锳去世,加上族兄张之万任主考官,张之洞需丁忧和避嫌,两度停考。25岁再考失败,26岁时则一举成功,被列为第四,被慈禧太后点为探花(第三名)。

张之洞自称“资学不逾中人”,但从小刻苦,故“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

据许同莘(曾是张之洞的幕僚)记,入仕初期,张之洞刻意巴结翁同龢、潘祖荫等,也“鉴别金石,校勘经史”,曾帮潘祖荫“代笔”考释金石,但只考据,不收藏。十年之间,四度被外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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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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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同光时期重臣潘祖荫。

清代翰林清苦,人人渴望被外放,“翰林翘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简约者终身用之不尽”。其中四川试差被称为“第一美差”,张之洞当了试差又当学差,干了3年。在任上,张之洞多创建,还完成了《賴轩语》《书目答问》两部著作,自称:“弟于文学,雅非所长,独于吏事,最为究心。”

回京后,张之洞的学术趣味转向,“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实际是改换门庭,与翁同龢、潘祖荫等渐行渐远,转向李鸿藻、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作家张爱玲的爷爷)为代表的“清流”。

李鸿藻深得慈禧信任,官至内阁大学士,被称为“清流”领袖,但李自己并不承认。“清流”以北方官僚为主,对南方官吏为主的“洋务派”不满,常从传统儒学的角度加以指摘。张之洞认可李鸿藻、张佩纶,因三人是河北老乡(李鸿藻是保定人,张之洞是南皮人,张佩纶虽生于贵阳,但祖籍南皮),李鸿藻拙于言,张之洞则以文章见长。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张之洞成名于弹劾崇厚案。1878年,崇厚私自与俄国签约,使中国界务、商务损失极多,引起众怒。1878年—1879年间,张之洞为此上了17道奏折,计两万余言。德国公使巴兰德深感惊诧:“反应最强烈的是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张之洞。我向一位总理衙门大臣表达了我的惊讶,说此奏折的措辞强硬、充满了对外国人的仇恨。这位大臣回答道,此奏折的作者是一位大学者,文笔极好,但是除此之外,他就不值一提了,他的言词根本不具备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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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是晚清时重要大臣之一,以办事得力著称,不知为何,被沙俄所骗,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几使大片国土沦丧。清廷欲治崇厚死罪,他捐了30万两白银才没被处死。之后清朝派曾纪泽出使沙俄,重新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

张之洞的排外带有一定的表演性。1879年,日本“学人”竹添光鸿拜访张之洞,张“拒之”,坚持必须在“总署”的介绍,且自己“请旨”后,才能见面。张之洞晚年记,双方只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不问世事”。

竹添光鸿不是“学人”,而是日本“权少书记官”,随日本公使来华,“负责交涉通商事宜和琉球问题”,他还当过间谍。张之洞拿出公事公办的姿态,目的是维护自己“激进爱国者”的形象。

1882年1月,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由京官转向疆臣。当时“京曹久不放疆吏”,张之洞能得“特擢”,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是李鸿藻推荐。张之洞自称平生“不树党援”,其实一直在结党。

其二是慈禧太后谋划。同时“特擢”的还有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唐炯、徐延旭等清流,或有用“清流”制衡“洋务派”之意。

其三是“洋务派”支持。张佩纶、陈宝琛、唐炯、徐延旭到地方后,很快捅了篓子,被革职、充军,“洋务派”深知“清流”缺乏实务能力,乐得看笑话。

张佩纶被外派,因能力出众,随着他的私信不断被公开,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其实是北洋水师真正的规划者,初期章程多出自他手。张之洞被外派,则与他会做人有关,即“南皮(张之洞)惟上条陈言时务,与张(佩纶)、陈(宝琛)专事抨击者不同,故官运殊佳”。查张之洞在翰林院时期的奏折,竟无一件弹劾具体人。

张之洞曾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变脸不变脸,取决于利益

外放山西后,张之洞突然变成了“洋务派”。

一是张之洞在当京官时,已开始关注洋务,特别是深受张佩纶影响。二人是“死友”,“亲如兄弟昆仲”,在书信中无所不谈。《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信札》一书曾收录一札,张之洞写道:“张家口熏肉,信是香美。感谢,感谢。但不免如审配所云,但恨少耳。一笑,之洞再拜。”王维江先生统计过张佩纶日记,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两人会面竟达19次。张佩纶也是少年时便科举成功,后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工作过,比较了解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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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

广东图书馆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

二是张之洞敢用人。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回忆:“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张之洞)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丁戊奇荒”,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李提摩太在山西赈灾,“活人无数”,反遭当时巡抚曾国荃怀疑,担心他“盗窃中国人的心”。张之洞的天性更宽容也更开放,在他幕中,有各种怪才,张之洞均能包容,他曾说:“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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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提摩太一家,遇见张之洞前,他正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

三是张之洞有靠山,做事能果断。张之洞此时深得慈禧太后信任,且出身清流,不担心同道掣肘。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得慈禧太后重新,张之洞科举未成时,慈禧便问过张之万:“你的弟弟张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让妹妹的儿子继位,即光绪皇帝。清祖制,“有子立嫡,无子立后”,皇帝无后,从晚辈中择贤者为嗣子。可同治皇帝的遗诏却定光绪继位,而光绪与同治平辈,一时物议沸腾。张之洞上疏为慈禧辩护,称传位应从公庙论,既然有遗诏,就该遵守。普通官员没子嗣,都可指定继承人,天子为什么不可以?此举帮了慈禧太后大忙。

张之洞巡抚山西2年零3个月,纠劾当地25名官员,与曾国荃相当,张之洞还曾一次性保举59名官员,“疏入,枢垣惊诧,盖一疏而特保至六十人,前此所未有也”,可见其任性。

因中法战争,张之洞被清廷任命为两广总督。在此期间,张之洞曾向李鸿章求问洋务之道,李鸿章后来讽刺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其实,张之洞1869年被外派当湖北学政时,湖广总督便是李鸿章,二人曾就扩充书院规模的问题有过合作。张之洞在京当“清流”时,年已40岁,前途渺茫,生计艰难。张之洞曾自记:“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竟然到靠典当衣服过生日的地步,遂有挑战权贵、哗众取宠的想法。

曾入张之洞幕的辜鸿铭曾有一段精彩议论,他对比了曾国藩和张之洞:“张文襄(张之洞)儒臣也,曾文正(曾国藩)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张之洞)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张之洞)为儒臣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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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性格桀骜不驯,在张之洞幕中却能如鱼得水,可见张之洞为人宽容。

意思是,张之洞更有道德情怀,曾国藩、李鸿章只能办事而已。此论仍属皮相,学者王维江先生一语道破实情:“张之洞确实具有仇外和亲外的双重面孔。为了政治正确,他向京城展示他的仇外面孔;为了政绩,他向西洋人展示他的亲外面孔。两副面孔,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仕途的飞黄腾达。”

▌在不该抠门的地方耍小心眼

那么,演出来的“洋务”,与真心办“洋务”,区别在哪里呢?

更靠近淮系的刘体智说:“(张之洞)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李鸿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清流之中,惟余南皮(张之洞)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李鸿章)心传。”

事实上,张之洞与李鸿章大不相同。

首先,张之洞喜欢演戏,演技又差,动辄装出名士气,让人难堪。

担任两广总督,乃至后来担任湖广总督等职后,张之洞刻意不见外国人。李鸿章聘请的北洋武备学堂总教习、德国人包尔说:“对于外国人来说,副王(包尔误以为中国的总督就是西方古代的副王)张之洞是很难见到的……如果我试图见他的话,听说要至少等四到八天,甚至更长,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能够见到他。”

不得不见德国新任公使海靖时,张之洞“一言不发,在那儿干坐了十分钟之后,才开始说话”,海靖实在不耐烦了,甚至转身对自己人用德语说:“他要是再不开口,我就走了。”张之洞当然知道这次会见很重要,准备了“一顿差不多一百道菜的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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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使海靖,他本是非洲问题专家,当时德国准备强占中国的胶州湾,所以派来了尚武的海靖。

张之洞之所以玩这一套,因为他常用这种方法对付清廷同事,比如他和袁世凯会面,竟“假寐”“熟睡”。张之洞重科名,看不起非正途出身的袁世凯,用这种小伎俩侮辱对手,可“用在与洋人打交道上,则屡次失手,丢人现眼,这正好暴露出其西学知识的有限和对西方认识的肤浅”。

其次,李鸿章用洋员,常为他们向清廷“请奖”,而张之洞不和西洋员工私下接触,也从不为他们“请奖”,与他合作最密切的李提摩太也说:“我也有一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

张之洞想推进近代化,可“即使是他所投资兴建的、较小规模的、民用的企业,如制革厂、造纸厂、水泥厂,也很取得与其的成效”。一位“外国商人”说:“在当地的外国商人圈子里,还有那几个中国资本家,都是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总督的计划。事实是,截止(至)目前的张之洞的工业化实践并不走运。这也就可以理解,人们对张之洞在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尝试不予信任。”

张之洞没表现出共赢的诚意,因而得不到对方的信任。不仅洋员不信任张之洞,他自己的幕宾也不信任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后来官至总督者多达47人次,官至巡抚者多达87人次。而张之洞举荐过的幕僚只有50多人,仅马丕瑶一人当了巡抚。这固然有时代环境不同、皇帝是否信任等因素,也与张之洞不喜言人所长有关。

张之洞的幕僚陈锐曾说:“张文襄(张之洞)用人,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名位本高,于幕府宾僚初不注意礼数,坠渊加膝,亦所时有。”

张之洞不帮人,还要拿幕僚作秀。担任两江总督时,为节省经费,张之洞竟下令幕僚午饭自理。辜鸿铭曾说:“张宫保(张之洞)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盛宣怀)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资,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张之洞)之不如宫保(盛宣怀)多多。”虽是讽刺盛宣怀,但也道尽了张之洞的为人。

待幕僚刻薄,所以张之洞的幕中多是“文学之士”,时人称:“文襄(张之洞)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

▌布下一张间谍网

张之洞对幕僚抠门,为省钱,甚至不愿雇工资高的西洋人,而是多雇工资低的日本人,可在办具体事时,张之洞的手又太松,花钱如流水,有“钱屠”之称。湖广本不富裕,张之洞的钱从何而来?

据英国人调查估计,1880—1896年间,湖北每年向中央政府解款约440万两,而当时湖北税收为550万两,则解款比例为80%,地方财政所剩无几。据学者孙毅研究,张之洞的“好办法”是制银元和铜元,银元每年盈利5万两左右,铜元则达98万两,加上官票,每年也有四五十万两。到1902—1906年,这几项的年均获利达300万两以上。

当时清政府没发现这一利源,户部规定,地方纸币发行、铜元等收入,“向不报部”,户部“概不与闻”,纯为地方收入。

为多制铜元,湖北共有150台机器,24小时可出铜元400万枚,居全国之最。据估算,当时湖北生产的铜元占全国的1/3,成为推涨清末通货膨胀的力量之一。这些铜元的面值都是“当十”,相当于10文钱,制作成本是6文,可1906年9月时,每枚铜元在京城只“抵制钱两文”。张之洞不得不下令停产,因为生产铜元反而赔钱了。当时使用铜元的多是贫苦阶层,大通胀给他们以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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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制造的银元也曾广泛流通,但当时湖北消费能力低,使用的人较少,只好送到相对富裕的江南,所获利需与当地官府平分,因而未成张之洞的主要裁员。

靠制铜元的收入,张之洞在湖北办了许多工厂,这些工厂基本亏损。张之洞还想把他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力主办国家银行,却被盛宣怀“截了和”。国家银行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晚清根本不具备此能力,这也是清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除办洋务不怕花钱,张之洞还有一点不怕花钱——打电报。当时电报费贵,张之洞却不在乎,因为他偷偷建了一个间谍网,用电报沟通。甲午战争时,张之洞让容闳去美国买军舰,并搜集信息,要求随时发电报给他,预支电报费等多达1万两白银。

据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中披露,张之洞的情报网分“坐京”(北京)、“坐津”(天津)、“坐沪”(上海)三种,都有密码联系,其中包括:

张彬,张之洞的侄子,代号:楼、彬

张权,张之洞的长子,代号:可、慎、立

杨锐,张之洞弟子,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代号:乔

钱恂,张之洞弟子,晚清著名外交家,代号:心

黄绍箕,清流,代号:绥

梁鼎芬,张之洞的幕僚,代号:节

赵凤昌,张之洞的幕僚,代号:惜阴、坦、读

盛宣怀,张之洞的合作者,代号:补

汪康年,张之洞的幕僚,代号:康

吴永,晚清县令,后因慈禧南逃时及时迎驾,沿途照顾,而得重用,代号:川

王之春,晚清外交家,代号:椒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深秀也是“坐京”情报网的外围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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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著

汉唐阳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张之洞非常注意保密,他曾发电给张权:“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刻复。盐。此电即付丙。”所谓“付丙”,就是烧毁。杨锐被捕后,张之洞特意发电报提醒张权:“渠(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并叮嘱黄绍箕:“各处函电,务宜付丙。必须格外谨慎。”

正是依靠这个情报网,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及时推出《劝学篇》。怕误会上意,张之洞搞了两个不同版本,依据慈禧太后的公开表态取舍。

不过,张之洞情报网中人也帮其他地方督抚打探消息,他们对张之洞也不忠诚,比如深得张之洞信任的梁鼎芬后来便偷偷投靠端方。1902年,张之洞奉旨代理两江总督时,保举端方代理自己的湖广总督之位,可想回任时,端方却不想交班,让清廷把张之洞调到北京去参与学制改革,2年多后,张之洞才回湖北,这才发现梁鼎芬私下和端方已串通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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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喜熬夜,幕僚深以为苦,梁鼎芬却很适应,二人常彻夜长聊,时人讽刺梁鼎芬是张之洞的妾。梁鼎芬一度转投端方,令张之洞不满,时人嘲讽说张之洞在“吃醋”。梁鼎芬也是大胡子,与张之洞的大胡子相仿佛。

▌临死还想当苏轼

张之洞一生沉浮宦海,被称为“不倒翁”,但他也曾几次涉险,所以练就了“硬功夫”——能一边喊排外,一边办洋务;一边喊廉洁,一边遵守潜规则;一边喊忠君,一边做帝王梦。

张之洞本人确实不贪墨,据《清史稿》记,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连他的丧事,都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但每年冬令,张之洞都会给京官中的同乡送“节敬”“炭敬”,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丁忧,想到张之洞在湖北开设的书院找个差事,但教席已满,张之洞仍每年白送束脩600两。此外,张之洞经常给慈禧太后送厚礼。

茅海建先生感慨说:“张之洞是讲理学的人,终生不贪,通过考察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余年进贡、送礼的情况,似可推测晚清官场的腐败速度与程度,谁都无法以清白来处世。”

张之洞除了向慈禧太后送礼物,还处处表忠心,甚至到肉麻。“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发公开电,称:“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不特臣民尊敬皇太后,亦如英人之尊其后。皇上又加有母子之恩,尤极尊敬皇太后。我皇太后之心不安,则我皇上之心亦无以自安。现东南各省,极力弹压,尊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盖我中国尊敬两宫,并无异视,亦望各国于我两宫均必尊必敬,则中国人心,不致为所激动,各国见闻,不至为所荧惑,祸乱之端,或可稍戢。”

张之洞让辜鸿铭据此电文,写了一篇英文长文,题名为《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

可就在列强包围北京的关键时刻,张之洞却派长子张权、长孙张厚琨去日本,据宇都宫太郎日记,称:

张等曾言,倘若天子蒙尘(大概至长安),清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除吴元恺部二千名与张彪部二千五百名之外,拟再募集三千名。因而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

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间谍,1897年末,在湖北见过张之洞,商谈中日联交。他的官不大,却能参与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学者孔祥吉先生认为,此时张之洞已有帝王梦,想借日本势力篡位。

有学者认为,宇都宫太郎此处是聊天的口吻,不能证明张之洞想当皇帝。

其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谈到庚子事变时,早就做出类似推测:“张之洞、李鸿章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观望形势,如果帝后同亡或帝存后亡,可以接受拥护,组织傀儡政府。”只是没有证据。

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至少可以证明,张之洞并不像他表演出来的那样忠诚。有趣的是,在张权赴日使团中,还有一名短期留日学军事的学生,名黄轸,后改名黄兴。

令人生疑的是,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前,唐才常密谋“自立军”起义已数月,几次向张之洞提出,可拥戴他割据,张之洞均不予回应。唐才常曾在两湖书院求学,算是张之洞的弟子。1900年8月21日,张之洞得知慈禧逃到宣化的消息,立刻展开搜捕,将唐才常、林圭、汪镕等人逮捕,第二天便将他们全部杀害。

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显然是:如果慈禧被八国联军逮捕或杀掉,自己内有唐才常举事,外有日本人帮助,足以问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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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方媒体想象的义和团与清军攻击使馆的场面。

1900年9月4日,张权从日本返回上海,俨然什么都没发生过。

张之洞试图给人们营造出一种印象,慈禧知道他的为人,但事实上,慈禧并不信任他。张之洞推荐的人物,均未得清廷重用。去世前,张之洞自评:“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此我之心术也。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

暗含的意思是,他应该得到“文忠”的谥号,结果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文襄”。在文字开头的谥下,“文忠”排名第4,“文襄”排名第23,与左宗棠同。

张謇曾评价张之洞说:“南皮(张之洞)有五气: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时人亦称他:“务名而不务实、计利而不计害;所行之法则恃器而不恃心,所用之人则为私而不为公。”

电影版张之洞 电影张之洞遇冷(15)

张之洞曾一度想拉张謇入幕,虽未成功,此后他对张謇仍给予了很多帮助。二人早期思想相近,张謇的《变法平议》与张之洞的《江楚三折》颇有近似处。但到1904年时,张謇发现自己与张之洞在思想上并非同道,他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南皮(张之洞)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民间有义务无权利。

张之洞晚年时,得意弟子樊增祥问他:“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去世前,他仍在病榻上删削诗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从者只得陈诸灵几而己。”胡思敬批评说:“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在遗表中,张之洞将自己比为苏轼,一可能是希望清廷仿苏轼之例,给予自己“文忠”的谥号;另一可能是,希望以诗名千古不朽。演了一辈子戏,依然没演够。

身处在一个逼仄的环境中,张之洞必须适应其规则。行为虽有可指摘处,但他毕竟是晚清少有的、做出了一定成绩的名臣。日人伊藤博文称张之洞是当时清廷的“中流砥柱”,也有一定道理。但作为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造物,张之洞不具备现代人格,更无现代视野,他的多变、虚伪、狡诈、阴险、虚荣等,是历史积淀下的负资产,是走向未来的枷锁。作为现代人,不应弘扬这些灰色经验,更不应美化、篡改或装饰它们。这样的“以古颂今”,无人喝彩,纯属活该。

参考资料: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张之洞的情报活动概述》,作者:陶祺谌,《理论月刊》,2017年3月,第80—84页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聘用日本军人考》,作者:陶祺谌,《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第108—113页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作者:李细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张之洞与德国人》,作者:王维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99—105页

《张之洞的铸币收入与币制改革》,作者:孙毅,《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第156—163页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作者:茅海建,汉唐阳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张之洞癸卯年心态、诗作及政治转向》,作者:叶宇涛,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历史文化学院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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