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15年的变化（呼和浩特的前世今生）

1920年的大南街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北街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东街文昌阁魁星楼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呼和浩特赛马场

北门北口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席力图召

据《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勒坦汗“仿拟失陷之大都起造库库和屯”，并于1572年起造，1575年建成。如今当是这座古老而又新兴的城市动工兴建四百多年，而且经过四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这座最初的蒙古土默特部的部落小城，于1914年成为了绥远特别行政区首府，1928年成为绥远省省会，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1984年12月8日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若从全国的角度看，也是实实在在的北部边疆重镇。

呼和浩特兴建时的土默川社会

呼和浩特坐落的土默川，原本是南北朝时期的《敕勒歌》中的“敕勒川”和辽、金、元时期的丰州滩故地，因蒙古土默特部驻牧到此，地名随后演变为土默川，这与科尔沁草原、乌珠穆沁草原类似。这一带历史上曾经先后修建过很多古城，但绝大多数经过战争毁坏，均已成为历史遗迹，比如著名的丰州古城，是辽国初建，历经辽、金、元三朝发展的草原古城，也是北方重镇，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都有描述，可是经明朝军队毁坏，城烧了，居民或者被杀或者逃散，如今只留下一座白塔（辽代万部华严经塔）和一片古城遗址。

入清以来古禄格家族，从古禄格到丹津，承袭土默特左翼旗都统前后四代迁延达102年，其时虽然1735年兴建了土默特议事厅，每逢重大决策均汇集12参领于议事厅商决，而且兵司、户司两个机构日常在议事厅办公，但都统府却是旗财政出资兴建，都统家属住后院，都统日常会客、办公均在都统府进行，这在俄国作家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1737年丹津去世，家族停袭都统，都统府由家族出资购买（“变价报部”），成为私产，这就是后来呼和浩特旧城著名的“丹府”和大厅巷的由来。丹津后裔田玉先生解放初曾任土默特旗副旗长，在历次运动中已经在悄悄销毁文物，包括康熙、雍正皇帝的御赐匾额，“文革”期间洗劫了所有可移动文物，1979年大拆迁后丹府和大厅巷销声匿迹，成为老人们和地方志的美好记忆。

土默特部在成吉思汗家族崛起时为“林木中百姓”，蒙元帝国时期活动于阿尔泰山一带，约当1449年的“土木堡事件”年代游牧到阴山前后，1550年的“庚戌之变”则是土默特部在土默川崛起的标志。从敕勒川到丰州滩，再到土默川，在大青山原始林木没有被彻底破坏之前，这里既是阴山南麓的冲击平原，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又是处于阴山与长城之间，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胶着、缓冲地带，也是战事频繁，互相争夺的肥美之地。每当战时，这里的百姓首当其冲，率先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一旦进入和平发展年代，这里又是获得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大便利的双面舞台。

明朝军队兵围北京的失误，还造成长城内外两个政权对峙达二百几十年，而且前80年大体是南攻北逃，80年后转为北攻南守，最后28年后金击败北元，再度统一中国。元惠宗退出北京（大都）回到草原，史称北元。在北元一方，一方面对于明朝一再派出的追逐大军，北元汗庭多是利用广袤草原为逃避空间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逃回草原的北元大汗从实力到对蒙古各部的威慑力均大为下降，极其类似战国时期的周天子地位，对于远在西亚和东欧的几个元裔汗国，则只有理念上的一些认同。因此，北攻南守的事件多以北方部落对南方明朝呈现，而各崛起的部落首领往往同时既犯有各自为政的嫌疑，又犯有向中央汗廷“问鼎 ”的嫌疑。

比如1449年在“土木堡事件”中俘虏了明英宗，从此让明朝转为加固长城，让草原牧民不再遭受“烧荒、捣巢、赶马”，再度过上优哉游哉的游牧生活的瓦拉部首领也先太师，也因篡位而并未流芳蒙古历史。苏和先生称这一时期为“部落时代”，道理应该在此。在明朝一方，由于起自南方的统治集团缺乏唐朝统治集团所具备的统治北方草原的知识背景，连年出兵的目的局限于结束元朝遗患和“烧荒、捣巢、赶马”，客观上制造了长城外围的无人区和近一个世纪的生态恢复期。

有两个民间传说，一个是说，当年明朝军队打过来时，鄂尔多斯的杭锦旗牧民整部落逃走了，但游牧在山弯弯里的几户牧民不知消息，也未被明军发现，于是，几十年后当游牧部落再度南移回到该地时，他们被称为“老住户”，而且新老住户在某些语音上长期存在方言差别。

再一个传说颇为生动，据说，当土默特人来到土默川时，早年的人们坐在大青山前坡眺望，他们当年望见的白塔是在一片白桦林之中，仅仅能够望见白白的塔尖。

“土木堡事件”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由攻转守的标志；“庚戌之变”是土默特拥有了土默川这块宝地，并以此为中心进入快速发展期的标志。两个事件又都是“部落时代”的标志。而两个传说，说明土默特人在兴建呼和浩特之前，正是驻牧到了一块“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庶草地。

呼和浩特的城市兴建

2011年9月27日，一座9米高的铜质塑像——阿勒坦汗像在玉泉区大召寺门前落成并举行了开光仪式，这为我们关注呼和浩特的城市之父，追溯城市历史，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增加导游故事，甚至开辟呼和浩特百姓讲坛与书场，可谓是开了一个可以产生无限遐想的好头。

十五世纪中后期，北元汗廷涌现出一位伟大的女性——满都海斯琴，她辅佐年少的北元大汗——达延汗，经过几十年努力，曾一度使北元中兴，汗廷权威再度树立，并重新分封北元各部，由达延汗及其长子图鲁博罗特亲自掌管左翼各部，委派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济农（副汗），掌管右翼。此时再度出现“部落时代”的频繁事件。一方面，史籍记载，右翼的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曾派遣使者觐见达延汗，“请君一子为承制之济农”。另一方面，又有“我等之上，何用管主，我等行事，自作主宰可也”的记载。于是，乌鲁斯博罗特被击杀。平息叛乱后再次委派的济农为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再传一代，巴尔斯博罗特长子衮必里克领有鄂尔多斯，次子阿勒坦领有土默特，从此进入一个兄弟并肩建功立业，右翼部落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之后衮必里克英年早逝，又进入阿勒坦汗独领风骚的时代。

阿勒坦于1507年出生，13岁（1519年）领有土默特并获得“索多汗”封号，从此成为名义上的土默特部落汗，实际影响构成一代枭雄的阿勒坦汗，到1550年发动“庚戌之变”时，他的目光已经在眺望长城内外的经济文化和平发展。

“庚戌之变”多以军事历史事件条目载入史册，而前后观之，则不尽然。前几年观看《乔家大院》，有一个镜头颇为令人感触。当因为战乱和匪患，使得南方茶农两年不得外销产品时，一旦来了采购商，地方长老便敲锣打鼓传递消息，而且主动将陈茶按半价销售。这就是专业化经济的特点，单一，高效，但必须有和平与商道作保障。成吉思汗西征，起因是商队被杀；阿勒坦汗发动“庚戌之变”，也是因历年派遣使者，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明朝却坚持经济封锁，甚至杀掉使者。当土默特人来到土默川时，他们驻牧到了当时蒙古草原最富庶的草地，马牛羊皮毛肉自足有余，但丝茶布必须外购。相传在明朝经济封锁严酷时，土默特人不得不以大青山片石烤肉，而“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里”是此地人缺乏棉布棉花时的常识。尤其是游牧人铁锅更容易破损，经济封锁使铁锅奇缺，而牧民不能熬奶茶，吃肉就会由享受转为生病。向南观望，整个华北旱作农业得不到北方的牛马来耕种，交通运输得不到北方的马力，生产生活均会大受制约。因此，民间传说和方志记载均流传着关于明朝守边官军热衷走私，甚至偶尔有牧民敢于驱赶牛马到边关的，守边的官军还有让牧民代替站岗，自己替牧民去交换牲畜的事件。作为两个对峙的政权，阿勒坦汗越过边关用兵，肯定是非正义的。但是，阿勒坦汗那么容易调集兵力，明朝加固的长城那么容易被突破，93年后李自成便率领北方农民进入北京，再过1年，又被皇太极借机完成多年的夙愿，却是永无止境的研究课题。简而言之，长城虽已加固，漏洞却在人心。明朝不顾边民生产生活急需，强行经济封锁，首先失去民心；再则自己关闭市场，削弱经济实力，岂能长久？

1550年阿勒坦汗兵围北京，明朝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勉强答应“通贡互市”，实际实施却拖延反悔。但毕竟坚冰已破，而且互市的好处也逐渐为统治集团所认识，于是，当1570年阿勒坦汗的孙子把汗那吉负气出走明朝时，这一偶然事件却促成了“隆庆议和”以及蒙明贸易的正常化。从此，这块双面舞台自丰州城被毁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拉开了序幕，而影响更加深远、持久的走西口人口大迁徙也从此拉开了序幕。

当此之时，阿勒坦汗着手兴建呼和浩特，并于1572年起造，1575年建成，1581年再扩建，这就是一个古代版的“深圳速度”。

呼和浩特城市地位与名称的历史变迁

1572年阿勒坦汗统帅土默特人兴建呼和浩特时，不过是蒙古土默特部选择理想之地起造土默特人的中心城市。但呼和浩特最初的地位就略有特殊，那就是呼和浩特是当时蒙古各部中非常强盛的一个部落的中心城市。

明朝出于友好，在工匠、建材等方面均予以支持，还赐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给建造的城市赐名“归化城”。 当时本来是两个对峙的政权，阿勒坦汗不曾拒绝“顺义王”和“归化城”，既反映了“部落时代”特有的现象，类似内地的藩镇割据；也体现了阿勒坦汗晚年着眼于长城内外和平发展，这是今天的呼和浩特成为自治区首府，成为塞上明珠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1636年满清征服漠南蒙古，编土默特为左右两翼旗，两翼旗都统均驻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仍然是土默特两翼旗共同的治所。1739年满清在呼和浩特东北五里远兴建绥远城，设绥远城将军并驻军，土默特都统降为副都统并隶属于绥远将军，呼和浩特成为绥远城将军管辖的卫星城。直至1912年民国建立，蒙语当中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就是土默特人沿用的城市名称，“呼和”即青蓝，“浩特”即城郭。早期游记有译作“库库和屯”的，乾隆皇帝还有谕旨，要求译作“库克和屯”，日伪时期曾译作“厚和豪特”，这与今天的“呼和浩特”均出自蒙语。“归化城”起初是明朝一方使用，到清代有些行文为了与东土默特区分，在土默特前面加“归化”二字，出现“归化土默特”；直至雍正、乾隆年间逐渐在土默特地方设立山西派驻土默特地方行使管理流动人口的派出机构，开始出现隶属于山西的归化城厅。1914年1月，民国政府在内蒙古中西部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将清代的绥远城将军改为民国的都统，将清代隶属于山西的归绥道改由都统领导，与山西分治，将绥远城与呼和浩特合称为“归绥市”，相当于地域上的“特首”。此时民国政府采用了汉族居民熟悉的“归化”，而没有采用蒙语中的呼和浩特来冠名，也多少反映了“驱除鞑虏”口号的广泛影响。起初，民国政府还动议取消土默特旗，经土默特官民争取，于1913年将清代土默特左翼旗、右翼旗合并成为土默特总管旗，土默特旗总管隶属于绥远都统，总管衙门还在议事厅。1928年特区改为绥远省，归绥市成为省会，直至1954年，除中间8年称厚和豪特外，城市上升为省会级，但这期间“呼和浩特”这个名称却消失。1954年，绥远省建制撤销，绥远城名称消失，呼和浩特城市名称扩大，由过去专指旧城，扩大为包括了新城（绥远城），确立为自治区首府。从阿勒坦汗时期到清代，再到民国，有的历史档案文献落款公章中“呼和”与“浩特 ”还不曾合并，还是两个独立的词，是今人才将“呼和浩特”合并为一个词，根本不曾见到过“归化城”作为土默特治所的蒙语音译。也就是说，“归化城”从来不是土默特地方治所的正式名称。因此，书写呼和浩特历史时，其建城四百多年的历史，有414年的名称是呼和浩特，有32年的名称是归绥市，而“归化”却是民族歧视的尾巴，至多可以算作呼和浩特的别名，至今时常见诸报端，不免以讹传讹。

1954年以后的土默特

1954年起，先后从土默特旗划出和林、托县、凉城等以及不久前重新规划的呼和浩特市郊区，至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促进民族团结的重大决策，将蒙汉族群众并入同一个当地政府管理，土默特民众随不动产并入各县。1958年，土默特旗政府从旧城议事厅搬家，离开了自己创建的城市，先往萨拉齐，再到察素齐。1969年再划土默特旗为土左、土右旗，旗政府分别设在察素齐和萨拉齐。1971年之后，土右旗又进入包头版图。从此，土默特人望见自己建造的中心城市成为自治区首府而自豪，为自己给土默川做出的特殊贡献而骄傲。2000年8月，老土默特旗衙门（议事厅）经修缮后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若与其他地方争抢名胜故里的热潮相比，这处文化遗产本身就有着许多故事，尤其土默特文庙和官学创始人丹津，他乾隆二年去世时乾隆皇帝御赐的悼词镌刻的墓碑，还静静地等待人们去解读。如今在呼和浩特还有土默特学校和土默特中学保留“土默特”冠名，并且保持跨旗县甚至跨盟市招收土默特子弟，这是呼和浩特独特的历史文化，也是独特的校园文化。最后需特别说明，现在的土左旗和土右旗其实只是清代土默特右翼旗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介绍辛亥革命时期的土默特历史人物，清代人物有左右翼旗之分，民国时期只有土默特旗，二者均与今天的土左旗、土右旗范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