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被高估吗（既不清平也不安乐）

导言

强权太后刘娥驾鹤行西十年后，赵桢亲理国政的庆历三年（公元1043），时任宋廷枢密副使的富弼——这位当年怒怼辽朝君主，刀兵加身而面不改色的文人硬汉，却突然告诉宋仁宗“自己很害怕”。

他害怕什么呢？因为仁宗盛世这些年，北宋三四十个州几乎州州都闹“盗贼”。更为可怕是这些盗贼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他们大摇大摆地杀进州城，把府库抢个精光，然后扬长而去。这种明目张胆的劫掠行为，以如此“敞亮”的方式，张目于世人眼前，怎能不叫这位宋廷高官惶恐不已，心惊肉跳，以至于“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富弼“很害怕”的这个时代，正是宋儒集体膜拜、对贤君唱赞歌的宋仁宗在位的庆历年间。这个时代，乃至宋仁宗执政的四十年，至今常被文化精英们大加礼赞，甚至还被冠以“最好的四十年”之类的荣耀光环。

富弼对月行饮，遥望故知

如果真是这么一个辉煌的时代，生在当世的富弼为什么信口开河，把它说得如此不堪呢？！

正确的理解是：文人们活得最潇洒的时代，他们没有理由不对皇帝的所作所为表示认同，并从精神方面的促进行为上表示由衷的礼赞，对君王的行为加以道德上的升华，既是对国家忠心的表示，也是往他们自己脸上贴金。但以民本位思想为做官处事准则的极小一部分儒臣如富弼，做了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比起忠献于朝廷俸禄，他们更忠于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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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论

文官治世的国家运营模式是怎么构建出来的?

赵氏匡胤960年以殿前都点检这样一个武将身份陈桥窃周立宋没多久，就以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迅速解除了足以功高盖主的贤帅良将的兵权，让他们如拔牙的老虎，有守土之威而无脱缰之势。对武将的猜忌和排挤，随着皇位的继承顺序，次第加强。

赵光义弑兄上位以后，鉴于自己跟武将集团的关系的淡漠和疏远，他以科举功名为手段，以“颜如玉”“黄金屋”为悬饵，诱导天下士子英才，以忠君爱国之名，迅速向由他把持的皇权靠拢。而“得君行道”的文人士子们，成了皇权最忠实的捍卫者，在神明与道德的凝视之下，捡起由皇帝宝座剥落下来的权力鳞片，就像捡起象征神威和庄重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威慑天下黎民苍生。

到了真宗时代，真宗亲自操刀，“颜如玉”“黄金屋”的“宿主'被创造了出来。

《劝学诗》

宋真宗赵恒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天下学府士林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利的欲望，有了真宗煊赫威威明示，借一本万利的读书行业，蓬勃兴旺发达。

皇帝们自然是聪明人，他们懂得读书人的欲求和需要；读书人也不傻，也明白皇帝的心思和渴求。皇位需要稳固，皇权需要宣传，皇德需要宣示；读书人需要尊重，需要田宅美姬，需要青史留名。

皇帝们提拔读书人做官，到一个显赫位置；读书人把知识变卖成道统，为其做注，维护皇朝根基。这是一场看似公平童叟无欺的买卖。看在彼此知根知底的份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偶尔有强弱易势，但总算彼此坦诚。

在有着巨大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达成稳固持久可靠的同盟，任何企图染指或者破坏他们利益的行为，不是被排挤出局就是被无情鞭挞。

那些靠跃马扬鞭，驰骋疆场，杀敌报国借以博得功名的武将们，可以捡他们"不要的，吃剩下的，不屑一顾"的权力的’残羹冷炙”。武将们试图在权力中枢杀出一条血路的行为，既不被允许，也不被认可，那怕他们真的是有才可鼎国。

由读书人士子儒生组成的文官集团，津津乐道的就是皇帝挂在嘴边记在心里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仁宗坐堂

宋仁宗时期，文人才子井喷式涌现，皇帝与文官集团强弱易位，文官集团彻底控制朝堂舆论，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文官们的监督和道德绑架。

从宋太宗发掘重用文人开始，再经过真宗的用心栽培，到赵桢亲政的仁宗年间，文人才子的兴旺发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便跟大一统王朝唐朝的盛世时期相比，也不遑多让。

仁宗一朝名臣辈出，青史留名的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吕夷简、庞籍、包拯、王安石、吕公著、吕公弼、司马光、韩维、韩绛、韩缜、张方平等。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要算黄金一代的嘉佑二年科举：

考官有一代文宗欧阳修、宋诗祖师梅尧臣、至宝丹王珪、长啸公范镇等当时的文坛名家大家，

应试得中的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章惇、王韶、吕惠卿、张载、程颢。

众星云集，人才济济。由这些才子组成的庞大的文官集团，或以同门或以师谊等情感模式，组成利益上的统一战线，向皇帝所拥有皇权发起挑战，以忠心为名义，以道德为手段，指摘皇帝的污点，让自己的观点得以进入天下人耳目。而作为皇帝的赵桢，先是屈服于刘娥，后又被要挟于文臣集团，情感，家事，都被以国家道德的名义捆绑。皇帝更多的时候不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行事，而是处处受制于汹涌的朝堂舆论。

在此期间，宋廷先是败师辱国于撮儿小邦西夏，而被西夏揍得鼻青脸肿的韩琦，赵桢迫于朝堂文官实力，不能从严处，只是放官陈州以避风头而已。与之相反的是，破西夏，袭昆仑，平侬智高，前后二十五战，捍卫帝国领土尊严的帝国最优秀的将帅狄青，却被韩琦，欧阳修领头的文官们构陷冤死。

宋君臣行乐图

仁宗当国期间，两淮有王伦、贝州有王则、商州张海、光化军有邵兴……名为盗贼事件实际上为饥民起义的动乱，见于史书的足足有四十八起之多。难道他们都是吃饱了撑着了？不是为生活所迫？由庶民血泪织就的东京繁华，掩盖了仁宗治下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黎民百姓之家，家家无余粮，而东京城的达官贵人奢靡腐化，难道这就是盛世？

当然，对于大多数文人儒士之臣来说，宋仁宗实是个好皇帝，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每天都是一副好脾气。朝堂之上被包拯喷了满脸唾沫星子，照样能强忍着不生气；甚至对于“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样的狂乱悖逆之言，都宽忍为慎。在他手下为官，不仅不用提心吊胆，还能工资福利两手抓，两手都很丰。像官做到富弼那种级别的，田产、宅院、美姬，更是不在话下。即便是普普通通的文官、小公务员，上班喝喝茶、看看报，兢兢业业混满三年日子，根本不用看什么政绩，一样可以升官加薪，如何不是好时代？

影视剧中的包拯与仁宗

官员“编制”比宋初暴涨了一万多人，文官们可以安安心心享受有钱有闲的官场生活。既然有钱有闲，当然就少不得吟风弄月，于是大宋的诗词书画等各门类艺术，也是井喷般发展。两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云集在这四十年，争奇斗艳，煞是好看。以这种繁华景象，也确实是文人官僚口中“最好的四十年”。

在这个时代呕心沥血一辈子的富弼，却以他的惶恐声势，戳破了这个“最好四十年”的遮羞布。

富弼叹息说：“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说明白点就是，宋王朝历三代到宋仁宗年间，就已经到了“入不敷出”“揭不开锅”的危困之局了。

宋仁宗年间，官员的工资福利一涨再涨，"进贡"给辽国西夏的“岁币”也是一加再加。可这繁华究竟是谁来买单？野史里的大清官，正史里的大宋直臣包拯一语道破：“重率暴敛，日甚一日”。宋王朝就是靠横征暴敛，搜刮黎民苍生来维持这软弱的和平和虚假的繁荣的，而被“刮”的尤其狠的，就是视土地为生计和生命的农民。

梅花桥驴卷从行

究竟有多狠呢？

先看田赋——北宋的田赋，承袭自唐代两税法，列在政府文件上的税率看似比唐朝低，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另一番模样，首先是附加税极多，基本是隔些年递加，以宋仁宗年间名臣韩琦的统计说，当时北宋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有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五代时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连精于算计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都说，北宋农民要交的苛捐杂税，简直是“名件繁琐”。

比田赋危害更重的，就是北宋的劳役。北宋的劳役十分繁重，而且由于北宋劳役制度繁琐，可钻的空子也就多。有钱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该负担的劳役，统统转嫁给劳苦百姓。家里稍有点钱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强制充任“衙前”，负担相关差役，而且最忙的劳役，通常都是农忙时节，服一次役就倾家荡产。所以，为了逃避劳役，宋仁宗年间的农民们，也是“智如泉涌”。有的“孀母改嫁”，有的“亲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在宋仁宗年间，没有人敢说哪家农户是“富户”，那简直比要他家命还恐怖——就是这要命的劳役使然。

农民如此悲催，村里的富户，难道不能先仁一把？同样是宋仁宗年间，还是愤怒青年的司马光，就曾愤怒抨击：北宋农村的有钱人，别说纳税服役，还经常把上门的里长打出去。简直是“税不可督”，然后“所差户长辄逃去”。

范仲淹河边荡志

北宋中期名臣吴充的曾叹息说，北宋农民为躲赋役逃亡，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好些人更是“不得已而为盗贼”。那些纵横各州，让硬汉富弼都感到害怕的“盗贼”，其实大多数就是这么来的，是官逼民反的典型。

盗贼如此猖獗，那宋王朝的军队呢？在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里，这事更是显得荒诞而怪异：除了与西夏的短期战争外，宋仁宗年间大多数时候还算太平，可国家“重率暴敛”搜刮而来的钱，除了养官就是养兵，宋仁宗之前，宋廷的禁军不过90万人，到了这“最好的四十年”，一口气暴涨到惊人的125万。

东京城繁华似锦

朝廷养了这么多兵，那么“盗贼”光天化日之下流窜作案时，怎么还派不上用场呢？宋仁宗年间名臣欧阳修说，单是百万宋军用的兵器，百分之八十都不合格。尤其是地方州郡的武器，以同时期张方平的话说，那更是“实皆滥恶”。比这更不靠谱的是兵，宋仁宗时代另一名臣田况，曾生动描述大宋士兵的操练现场：最精锐的宋朝骑兵，不过能骑马开五六斗弓，发射出来的箭，放出去就掉身边。这样的废物，一遇到盗贼，基本上全是炮灰。

东京一隅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最好的四十年”里，会有富弼“不寒而战”的景象：盗贼四处横行，地方官兵听之任之。要让他们围剿，既无胆量，也无能力。

宋朝君臣最后出的招就是招安，让这些流民草寇吃上官粮。这也是地方官吏和民兵数量激增的原因。而所有这些负担，都以各种名目转嫁到老实本分的农民头上。被誉为"两宋第一完人"的范仲淹，像出色的医生一样，一眼就看穿宋王朝巨大的亚健康，试图以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精准而犀利的药方进行解救，无奈，臃肿硕大的官僚机构，以他们的灰色利益受到侵害为由，竭力阻挠和反对。赤诚之心的范仲淹，只能收割到悲伤和遗憾。

两宋第一风流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想做为国家计的商鞅，宋仁宗却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秦惠文王。他活在文臣们的口水里，活在文臣们的歌功颂德里，活在文臣编织的灿烂的皇帝新衣里，在黎民穷困疾苦之外的领地，为自己树碑立传。

在一个繁华表象之下，文官治世的大宋王朝一步步清醒而清晰地迈入腐朽的深渊。仁宗以下不到七十年，文人交赞的北宋王朝，在金人的铁蹄侵劫之下，乍然坠地。数百年一遇的汉人耻辱，由此发生。

宋仁宗，站在历史的拐点，拥有最好的文化资源，人力和物力，本该发奋图强，励精图治，给天下黎民真正的清平之乐，然而，由于他的平庸，懦弱，怀忍，他眼睁睁地看着虚弱不堪的病人大宋一步步病入膏肓而终至不治。北宋之亡，其无罪乎？

蔡东藩先生说仁宗是“妇人之仁”，王夫之先生在《宋论》中认为赵祯“无定志” 。他认为，在赵祯亲政的三十年间，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有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的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仁宗之仁，得其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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