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牌头中学是民办还是公办（我在诸暨牌头中学的任教经历）

（一）

1982年8月，为家庭计，我从诸暨城关中学调到离老家埂大较近的牌头中学任教。牌头中学是我的母校，我是牌中文革时期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我的家族与牌头中学渊源很深，我的祖上赵登嬴公是牌中前身同文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我叔祖父、父亲也是同文高小毕业生。我做学生时白底红字的校徽还保存着，当老师了换成了红底白字的教师徽章了，我来母校任教当时还是挺向往挺乐意的。当年牌头中学有初中部，每届两个班，具有实验班性质，生源也比较好，主要由从牌头区每个乡镇推选几位比较优秀的高小毕业生组成的。还招录了附近金家山头、水下张、马家弄等村（后合并为同文村）应届高小毕业生。另外还有绍兴农校、牌头医院、牌头丝厂、牌头学校等单位的子弟到牌中初中部就读。我到牌中报到后，我回归我原来的中文专业，学校领导安排我在初中部担任语文老师并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1982年9月入学的牌头中学初一年级两个班是牌头中学初中录取的最后一届学生。我担任这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并任初一（2）班班主任。虽然当过民办教师，在城关中学当过高中、初中的老师，但做语文老师还是新老师，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当时挺有压力也比较肯努力的。当年的领导同事对我都很好，初中部负责人黄孝根老师对我很是关照和支持。黄老师是我初中时的老师，是我民办教师做数学老师时的师傅。虽然我不教数学了，但他教学上班主任工作上对我指导帮助很多。语文教师周小燕、楼其忠更是尽力指导，楼其忠是我高中、大专时的同学，两度同学又成为同事。数学初三年级是黄孝根老师，初二年级陈国燕老师，陈老师为校团委书记，后上调成为诸暨市级领导。初一数学是俞建方老师，我与俞老师搭班，他两班数学，初一（1）班班主任。俞老师后调诸暨招生办公室工作。整个初中部主要任课老师都在一个办公室，大家工作认真、关系也十分融洽。

 1980年代初，教育开始走上正规，初中三年制恢复，高中三年制到1984年才有高三。我从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开始上起，当时语文老师手头只有一本语文课本和一本语文参考书。参考书上有课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课后题目的参考答案。若按参考书上的照搬照抄授课，将是枯燥无味也无法拓展学生知识面和思维能力。在备课和教法上我能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讨教，也想方设法增加一些知识点，触类旁通让学生多掌握些知识。还有写作上也安排两周一篇大作文，每周一篇小作文（周记），周记的好处不仅仅是练笔，周记的内容不限，随笔小记、心情记录都可以、甚至意见抱怨都可表达。这样对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也非常有用，我任教过程中一直坚持这样做的。当时的农村初中象牌头中学这样的教学设施师资条件是很少的，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作息时间基本上按高中安排的，晚上也上两节夜自修课，所以牌中初中部的学生比一般农村初中学习时间更多一些，学习效果也肯定更好些。初一、初二时因为少有同类型学校可比，初三升学考试时就脱颖而出。初一上一学年课后，我在语文教学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中文专业学得的知识也真正用到了语文专业教学上去了。班主任工作也顺手些了。

1983年9月，学校安排我任初三年级语文课和班主任工作。我任初三（2）班班主任，黄孝根老师任初三（1）班班主任，我与我曾经的老师不但成为同事而且同时搭班上课。先前初三（1）班的语文课由牌头比较有名的老教师王老师返聘到牌中来上。大概领导觉得我第一次上初中毕业班负担太重经验不够，只让我上一个班的语文。谁知王老师上了没多少时间说让我去上初三（1）班的古文，可能王老师觉得古文比较难上，学生反映也不是很好。记得当时这个班的语文课代表边同学（后考上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在是上海浦东人民法院高级法官），聪明灵活，有才华有能力。他来办公室交语文作业时，也会跟我交流交谈几句。有一次翻看办公桌上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他跟我说，王老师上语文课黑板上的板书与参考书上的一模一样的，参考书上古文的译文只是意译。可能王老师的字句没有落实没有讲清，所以学生也似懂非懂。那时我年纪尚轻，资格也嫩，竟在王老师的要求下，黄孝根老师的允许下接受（1）班上古文课的教学任务。古文课上了几堂后，居然初三（1）班的语文课都要我去上了。王老师改上副课了。后来听说是语文课代表边同学与几位同学去学校领导层反映了，要求他们班的语文课让赵国光老师来上。我稀里糊涂也接受了不应该接受的“额外任务”。初三两个班语文教学特别是复习阶段我是比较上心的，也花了不少心思安排复习备考。我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牌头区教办分管语文学科教研员边信茂老师是我同学好友，他也是因家庭原因从诸暨师范函授部调回牌头区教办工作。虽然牌头中学属市直属学校，但我常与边老师研讨初中语文教学特别是初三年段语文教学，他有初三的语文复习资料和试卷常会提供给我，我也曾为他们出过全区初三年级统一考试的语文模拟中考试卷。

1984年6月中考结束后，我被抽调到城关中学参加全县中考语文试卷的阅卷评分工作。那时要求不甚严格，我作为初三毕业班的任课老师也可以参加本学科的阅卷工作。阅卷中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当时是分在改古文部分的阅卷组，一天，我旁边的一位阅卷老师指着一份试卷说，这个考生很不一般，改下来拼音、填空、现代文部分、包括古文全对，除作文外一分都没有扣掉，可惜作文扣了12分，当年语数总分已是120分了。就是这位考生语文总分是108分。我也好奇地去张望了一下，世界上竟有这么凑巧的事，这个考生的字迹我是熟悉的，偶然中我竟能在上万份试卷中看到自己学生的试卷，概率应该是非常小的，但是我遇上了。我就拿过来阅看了一遍并仔细看了那篇作文，觉得作文扣12分太委屈了。我们古文阅卷组好几位老师都与我有同样看法。象我这样直来直去诸暨人标准性格的人，就不多加考虑地拿着这一叠装订好的试卷指着这篇作文到隔壁作文阅卷组去“说理”了。我说这么好的文笔，这么通顺的句子，怎么分数打得这么低，怎么好扣12分的。作文阅卷组的老师还有阅卷组长都来看了，有个老师提出这篇作文不够切题，点题的语句久缺，大概这作文是他打分的。我当即就反驳说：“这么有文采的文章，文笔这么通畅，分数太低了，前面部分一分都没有扣掉的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老师也未必能考得出来！”。我的声响很大惊动了整个阅卷现场，语文阅卷大组的负责人答应会重新阅看酌情处理的。我知道我当时的行为是越界行为，除性格使然还是有点“私心”的，因为暗中已知这位考生是我的学生，希望她能得高分。后来中考成绩正式出来，她的语文成绩是112分，说明我的力争有点作用，作文只扣8分。那届的中考．我们牌头中学初三年级两个班的中考成绩很好，数学黄孝根老师已是全县初中教学的权威，数学100分以上十多人。语文我虽然是新手但比较努力，语文中考成绩100分以上两个班有二十来‘。上牌中分数线有50多人，占了招生额的近六分之一。那时没有诸暨中学的第一批录取，整个牌头区初中毕业生除了读中专师范外，第一志愿肯定是读牌头中学高中，当年牌头高中一届招6个班，文革前是招一个班，现在多的年份一届招20来个班。那时好的初中毕业生源一般也不会到外地到诸暨中学去的，而且当年牌头中学的徐欣良校长和牌头教办的寿国材主任很重现吸收优秀生到牌中就读，每年牌中会邀请牌头区乡镇初中校长到牌中开会参观聚餐，多年后我离开牌中到初中任校长时也曾被邀请过。

 （二）

1984年下半年，我被安排担任新一届高一年级两个班语文课一个班主任的工作。正式开始任高中语文老师了。可能我语文教学上做出了点成绩，还有当年在全县教师专业素质考试中在牌头区语文专业考试中取得前几名的成绩，后来被评为全县语文教师中第一批中学一级教师，所以学校领导让我到高中任教而且还任新一届第一层次班级的课。这一届招录的高一新生分班学校作了特别的安排，分为三个层次分班．高一（3）（4）班为第一层次，总分平均分492分；（1）班（2）班为第二层次，总分平均分437分；（5）班（6）班为第三层次，总分平均分412分。同一层次各班的总分平均分差不多，三个层次的总分平均分相差比较大。当年中考总分是640分，我笔记本里记录的最高总分是563分。这年我担任第一层次两个班语文任课老师并任高一（4）班班主任，当年能考入牌头中学已经不容易了，这两个班的学生更是集中了当时牌头区这一年中考中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原牌中初中部毕业的中考高分的同学有30多人。那位中考总分考112分的马竞文同学高一就在我任班主任的高一（4）班，高二后她转文科班，1987年参加高考获浙江省文科高考状元。她文科方面的水平其实初中已经比较高了。这一届高中学生我是倾注很多心思和精力，无论上语文课也好，做班主任也好，我都尽心尽力并取得较好效果。这一届学生我带到高二。有部分学生初三也是我任课的，这一届好大部分同学我带了三年，我与这一届学生的感情很深。

1986年8月，学校安排我重新从高一年级开始接班，当年高一分班的情景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学校先定下高一六个班的班主任。由六个班班主任一起根据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300多份学生档案轮流去选择学生，抽签决定选择先后，印象中我是第二位次，第一位次的老师肯定是选择最高分的学生，他就把这位学生的档案拿到手里了，我就拿第二名的档察，第三位次第三名…第六位次第六名。到第六位次时，接着他可以倒过来先选，这样依位次循环轮流选择，六个班级的生源水平基本平衡，分好后各班各科的平均分相差很小。1986年这届招录的学生高一时没有分层次的，6个班一律平等，公平竞争。我担任1986级高一（1）班班主任并任（1）班（2）班语文课。这一学年中我所带的班和所任学科在同年段中都取得较好的成绩。1987年下年年高二年级学校文理分科，原6个班级进行拆分组合，分为两个文科班，四个理科班，以我高一（1）班30多位学生为基础，插入（2）班（3）班部分同学和几位高二重读的同学，组成新的一个理科班，班级改为高二（3）班，高二（1）、（2）班为文科班，两班文科班班主任记不得了。印象中高二（4）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徐伟安，高二（5）班是数学老师钟楚定，高二（6）班是化学老师王仕铭。1988年高三年级班级又作了适当调整，高三（3）班、（4）班、（5）班为理科重点班，我仍任（3）班班主任。这一届学生在1989年高考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单理科上线有100多人。我任班主任的（3）班当年就有30多人上线，第二年复习后又有10多人上线，读大学的有近50人。当年牌中的高考上线率是很高，不要说超过同类学校，当年诸暨中学的上线率也比不过牌头中学。



1980年代牌头中学西校门前的留影

1980年代牌中原办公实验楼前留影

 （三）

那个时代能多一个学生上线读大学，对于我们做教师的来说是多高兴多么欣慰的事。几十年后我仍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们那个时代的老师是对学生最真诚最无功利性的一代老师。说出来现在可能许多人不相信：高考考得这么好我们高三班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奖金也不少吧！当年学校好像发了点奖金，根据上线人数定奖金的，我们三个理科班共100多人上线得100多元，我与徐伟安老师、钟楚定老师三人每班都有30多人上线，也就是当年我们三人每人得高考奖金30多元。那时的班主任补贴每月只有几元，我的班级有63人，60人以上的班级班主任补贴每月可达6元，不到50人的只有4元。那个时代学生家长也比较放心学生的学习，很少有学生家长来校来与老师交流沟通，不要说高一、高二，就是高三高考前学校组织召开家长会，也有许多学生的家长没有到场。有一位学生家长让孩子给我班主任带来一封信，信中说十分放心学校，孩子的读书靠老师您指导督促了。我当时觉到这位家长挺有道理挺重视的，我还在班会上表扬了这位同学包括他的家长。那个时代的学生的吃苦精神也很让我们老师感动的，学习上吃苦，生活上也很艰苦的，一星期只有几元钱的伙食费，许多同学是自带干菜或榨菜、腐乳过饭的。其中有一个学生在周记中写到家庭的困苦，最后写下了这样一句：“家庭这么困难，母亲身体不大好，百善孝为先，我要为家里着想，要孝敬父母，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呢？”这样的学生我印象深刻。

做语文老师，做中学的语文老师，当班主任老师时在教育教学中更有利于与学生的交流，更方便了解学生思想情绪。不仅是与学生交谈中，还有文字上，作文、随笔、周记都是老师与学生交流的渠道。我半路出师做语文老师本不是强项，觉得我若做数学老师可能会比较出色，我知道我成不了一位杰出的很优秀的语文教师，我的个性是做事情既然在做了一定要尽力做好，我在语文教学上是认真的是很努力的，也是出成果的。做语文老师除了备课讲授须化费较大精力外，最辛苦最费时间的是批改作文，两个班级每人两本一共240多本作文本，每星期单阅看作文还有周记占用时间很多。阅看一篇作文再写上几句评语，没有10分钟是评价不了这篇作文优劣，也写不上贴切的评语，若随便签上一个“阅”字，学生也会觉到自己的作文老师没有重视。在学生的作文和周记上写上老师的评语和评价，写上几句鼓励的话是对学生最大的肯定和鼓励。几十年以后还有学生提到我在他周记中激励之言。老师的几句警语与暖心话可能影响青春少年的人生之路。就是我给学生写的品德评语，也不是口号式的“热爱...关心...遵守...”开头的，我直接从其个性描述开始，写出其特点使学生和家长有所了解，有时我的评语比较直白，有一次学生放假后有位学生家长赶到学校，说找他儿子的班主任老师，找到我开口第一句话就质问我：“你把我儿子判刑了！”，原来我给这位学生的品德评语写得比较尖锐：“学习上不用心，纪律上...人品上...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这位家长觉到自己的儿子没希望了如同被判刑一样了。其实这个学生我谈过许多次话，也让他请家长来学校一趟，但这个学生我行我素，那时家长也不重视，等学期结束见到我写的品德评语才知道其儿子的问题严重了，这位家长了解实情后表达了歉意并答应加强教育。有一位女同学，品行优良，学习也比较努力，可父母远在外地，有时情绪不够稳定，情绪的波动她的周记里也有所反映，有一天突然离校出走，估计去县城火车站乘快客，我与教物理的王飞伦老师立即租一辆天目山三卡到诸暨火车站去追，刚到火车站站前的大踏道上，望见她拉着行李箱准备进入候车室乘车离诸了，我们上前截住了她并带回学校，做思想工作后总算安定下来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家长因路远没有来学校，好是她后来能安心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我的教书生涯中，特别牌头中学任教时期，教学上是努力的，管理学生总体上是宽容的，总是为学生考虑，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即使有时学生犯了错误，甚至比较严重的错误，总是从学生的利益前程考虑，使其错误的影响降到最低，曾经有学生犯逃学、打架、顶撞老师，夜里翻墙出去、考试作弊等严重错误行为被发现，我可能比他们的家长还着急，那时家长也不大来管的。在我班级内部我肯定是严加批评惩治，给他们家长看的评语和等级有时也写得较差。但差的真的是不会上学生档案的，我会去校长室、去教导处，去与相关方说明沟通。有的学生，知道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觉得书读不下来了，萌生退学念头，我做工作让其恢复信心，印象中有几个厌学想退学的学生被我劝过来，有几位还考上重点大学。其中有一个学生，智力很好，高二了却不想读书了，我多次劝道，他执意退学，我最后说了这样一句：“你这一走，你这辈子可能永远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他仍不为所动而离开。几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从上海某建筑公司寄来的一封信，原来是退学的那位学生写的信，满满的一张信纸中写出他闯社会的艰难和懊悔之意，说很后悔不听我的话，最后一句是希望我能收留他这位不争气的学生。他离校缺课好几个月而且已上报教导处了。我知道我一个普通班主任是无权重新收留学生的，但是我还是去跟学校领导商量能否恢复其学籍，最后领导以“学校校门不是菜园门”“无此先例”之由而拒绝。这位学生的境遇我一直深感痛惜。

带领学生登山活动中在勾乘山主峰上的合影

我对学习好的有才华的学生是很看重的。其实最费心思最花精力的是智力不错却自制力不强成绩不稳定的那批学生，老师多去督促督促他会上去一些，放任自流往往会直线下降，就是成绩冒尖的学生某个阶段情绪也有波动甚至产生厌学现象，若老师特别是班主任不加引导后果很严重。有一位学生很有才华，文科知识扎实，写作文文采斐然，硬笔书法也相当漂亮，全县高中语文知识竟赛获过奖，却产生不想读下去的念头，老师多次劝说无效，竞没有坚持读完高中就回家，前几年同学会，同班同学都说起他，记得他，曾经老师和同学上门去叫他参加同学会，见他泯然已是老农民形象。他开头答应会来最终也不愿朝对昔日的同窗学友，不是说做农民不好，他的才华若是进一步深造，说不定文学上的成就不可限量，可是...人生的关键几步一定要迈好的。

我对文体方面有特长的学生也有特别的关照。我班里有两位同学按成绩不能编入我所任班主任的理科班的，但我向教导处去要求来，除了体育老师对他们体育术科的训练以外，重点抓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他们最有利的是当年我所任班主任的这个高中毕业班的学风很好，同学们互帮互学，学习气氛浓厚，两位考体育专业的学生高考考出了理想的成绩，分别被浙师大和宁波师院体育系录取。那时我对学生的确是象对子女对弟妹那样关心他们关爱他们，尽管他们有时也会给你带来麻烦带来不快，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当学生真的有事有情况甚至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会非常着急，可能比他们家长还急。那时家长不大管的，我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班里的学生若被领导或其他老师批评惩处，我会很不舒服，甚至去解释去分辩，犹如同普通老农民心态：“田稻别人家好，儿女自己家好”“要打要骂自己来，不允旁人多指骂”。正如一位学生毕业时给我的留言中的话：“赵老师从不苛求学生的，赵老师真正为学生着想的...”。那时教室里没有空调前几年连电风扇也没有，夏季时，60多人的教室热得不得，我允许学生在走廊，到草地看书，就算被学校领导发现说我班级没管好也无所谓。但是我是宽严有度，恩威并施。对于涉及人品方面的问题，突破遵规守纪，道德底线的绝不姑息，甚至可以训斥一节班会课。我对学生是非常真诚的，学生也是感受到的。我这个平凡的普通教师在一位学生的毕业赠言中这样说：“在我的心目中，你赵老师是伟大的，你的伟大在于能够用一颗真诚的心教育抚慰自已的学生”。学生心目中有这样的评价是对我们做老师的最大的奖赏，也是挺自豪的！我曾经在一次班会上朗读过自己草拟的诗，最后有这样的句子：“...我将为我从事的工作，我将曾拥有这么优秀一大批学生自豪一辈子！”这也正是我这段教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正践行了教育家陶行之先生所倡导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的精神。当年我确是捧着一颗真诚之心一心一意教学教导学生的。

1989年8月，牌头中学新一届高三年级班级调整完成，学校初定我任高三年级两班语文，一个班班主任，高三学生已提前到校上课，我也正在暑假高三年级补课班上课了。当时突然出台农村任教老师的农村户口的子女有一个可以转为居民户口政策，牌头中学任教算是镇上不是农村，要子女转户口必须到下面的乡村初中任教。又要为家庭计为子女计，只能调离牌头中学到乡初中任教。我于1982年8月到牌头中学，1989年8月离开牌头中学。整整七年，当了七年班主任，带了四批学生，初中两批，一年初一，一年初三毕业班，高中两批：高一到高二两年（1984.8-1986.7），高一到高三三年（1986.9-1989.7）。作为教师从初中教到高三毕业班，也算是我教书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也是达到的最高层次了。我在牌头中学任教期间正是牌中真正开始辉煌发展时期，牌头中学为当时牌头地区千千万万普普通通农家子弟提供了一座坚实美好的人生上升平台，牌头中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毕业生，到二十一世纪一二十年代，大都成为优秀人才，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个年代吃过苦的学生大都社会责任感家庭观都比较强，而且有情有义。象我这样平凡的普通的曾经的老师他们一直没有忘记，虽然现在大都天各一方，但凡是任课过的班级有同学聚会，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同学会一定会邀请我参加，我曾有多篇文章记述师生同学相聚之盛况。我现在与许多学生仍保持着联系，已古稀之年的老师如今还常能得到几十年前的学生邀请、问侯、探望、帮助和支持，人生至此足矣。

（四）

在牌头中学工作期间是辛苦并快乐着，牌头中学校园环境，校舍设施是逐步改善的。1980年代初，校舍比较紧张，主要建筑是两幢三层教学楼，办公大楼和师生宿舍楼是后来建造起来的。1982年8月，我刚到牌中时，分得一间10多平方米的宿舍，在校园西北角一幢学生宿舍楼里，中间走廊两边房间的一楼做教师宿舍，记得房号207。对面左右都住着带家小的老师。我也把家安在了207房间。当时我妻在镇上的社办企业上班，女儿也从她爷爷处接来读小学。儿子也该书了。一家四口在这个房间里搭两张床，一张桌子，门背后还放一只煤油炉有时可以烧一点菜，菜基本都是学校食堂买的，饭都是饭盒子自己去蒸的。第二年宿舍搬到了校园西南角叫“七上八落”的两层楼房的二楼，因为这楼上面七间下面八间所以戏称“七上八落”，房间面积大一些而且单面朝南走廊。到1986年新建了教工宿舍楼，第一次住进了有卫厨所谓的套房，我分到的是底楼小套，但住房条件改善了不少。那时我的教师工作肯定是忙的，上午第四节课上好已经很迟了。女儿、儿子那时还是小学生低年级学生，而且读书要到牌头镇北面“下庙”的镇中心小学读书，牌中在南边，去镇小有几里路，中午还回来吃中饭，饭盒自己拿，菜食堂窗口自己买，晚餐的饭还要用饭盒子蒸好，而且食堂到宿舍要穿过偌大的运动场。那时候的小孩真的也比较艰苦。有一次姐弟俩因买菜蒸饭之事争吵把饭盒扔在操场中间不管，被我责打一顿。等到女儿、儿子好读初中了，牌头镇初中就建在牌中旁边．那时两个孩子读书很方便了。我妻子后来因企业效益不好不去上班了。1987年与另一位教师家属一起承包了学校小食堂，生意还不错，特别是夜自修结束的馒头卖得很火，每次都不够卖，只是当时学生少有零钱，小食堂薄利多销，不能高过学校食堂的，价格很低的，利润也低。我调离后小食堂不久也停办了。

当年牌中的教师宿舍

那时的老师工作是辛苦的，生活上也是清苦的，唯一有点特权的是食堂有单独的教工窗口，有时可以买到红烧肉、糖醋排骨的美味佳肴，早餐提供面包和肉馒头。老师们少有设宴席下馆子的时机，但有时同教研组或相近的同事会谋划弄几个菜喝几口小酒聚餐一下，记得占和水老师的厨艺很好，他用煤饼炉烹烧出的卤鹅“有口皆赞”。我们语文教研组小聚会特邀占大师出场，偶尔喝点小酒品点美味，个别老师也会乐而忘形，醉态百出，甚至于要拧开墨水瓶的盖子来当酒倒上。有一年文科老师难得一次建德新安江之行，就有老师放松过度失态失仪，大概是长期封闭清苦生活后偶尔的一次放纵发泄吧。难得有几次出去教研活动，如去湄池中学、草塔中学等，在外住宿时我们语文组的老师晚上也会出去夜宵，会去看当年风行的武打片录像。

艰苦清苦的校园生活，文体活动是唯一可以成为师生身心健康的调节剂。文体方面的活动我是比较重视的也喜欢，特别是篮球，牌头中学教工篮球队队员，参加过全县教工篮球赛，牌中教工运动会时投篮赛获得中年组第一名，有位同学毕业时写给我的赠言：“祝赵老师永远年轻，篮球再连中九个球”，说明那时我投篮比较准的。对体育对篮球的热爱我们语文教研组组长朱培甫老师更甚，无论是班级、学校篮球赛他一定是一方的教练，即使是编外的也要做“场外指导”。国际、国内、县内的篮球赛事没有一场不关注的，有机会到现场看的一定会想方设法去看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曾与朱老师一起去北京，五棵松国家篮球馆我俩去看了两场篮球比赛。2022年初朱老师不幸犯病去世，我曾拟写一段文字悼念朱培甫老师：

“悼朱培甫先生

腊月寒冬，惊闻噩耗。

“老树一朱”轰然倒下！

家人剧痛，亲友同悲！

先生一生，与人为善。

教书育人，桃李满园。

人品才学，有口皆碑！

忆及往昔，历历显現：

牌中教书，同室同教。

体育篮球，同痴同好。

北京奥运，同机同观。

上海博览，同车同游。

师生聚会，同桌同餐。

如今永隔，痛彻心扉。

先生远去，一路走好！

赵国光敬挽

于辛丑年冬月"

悼文中我用了10个“同”字追忆与朱老师共同相处的时光，也表达我的痛悼之情。

　　牌中期间我与同一语文学科任教的老师接触最多，感情都很好，早期楼统澄老师、凌巧荷老师、邱韵玲老师、杨仲坚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语文教学的权威老师。楼老师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可惜早年去世了，记得那一年校运动会，我和楼老师做运动员记录工作，看他有些疲惫，我对楼老师说：“您的脸色不大好看，要去看看医生。”他说：“运动会结束，县里有个高中语文教研活动，趁去县城时去县人民医院看病”，想不到他一进医院检查，查出毛病已经很重了，竟再也回不到学校就去世了。我们全体语文老师都去送他，大家都痛惜不已。这些前辈老师对我是关照颇多，支持帮助不少，都是我的师傅级老师。杨仲坚老师是我正式经过拜师仪式，有聘师证书的师傅。我们语文组周忠毅、寿劲草老师的文笔，楼其忠老师的严谨细致，王寿昌老师的认真踏实，陈善钊老师的领导风范（当时副校长），还有很有才华的邵继红、周碧君、黄鉴明等青年老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边邦培老师的聪慧和敏捷体现在多方面，记得我们语文组有段时间走棋比较有兴趣，大家水平差不多，走军旗、象棋有输有赢，只有边老师的水平较高，朱培甫老师和周忠毅老师水平一般但好胜性强总不服输，与我比赛还是我胜多点，与边老师去比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更让他们气愤的是：边老师可以边改作文边走象棋。有时几本作文改好了问朱老师你这步棋想好了没有，待朱老师一落子，边老师随手一着就把他将死。边老师在语文组内无人可敌，但我这里没有赢过一盘，不是他走不过我，而是我故意不与他交锋，因为我深知是走不过他的，如同我不会去和写字很好的楼其忠老师比书法，不会与跑步很好的体育的斯百安老师比长跑一样，不说“抱憾终身”，没有从我这里赢盘棋可能是边老师当时最遗憾的一件事。当年的教书生活也有快乐在其中。

在牌中几年，除了教语文当班主任以外，我也不会主动去争取或被分配更多的其他工作，开运动会时担任的最高职务是田赛裁判长，一般要忙几天。高考期间负责过保卫和保密工作。我任高二年级班主任时曾带领本班的十多位学生担任高考试场保卫和服务工作，那时高考现场没有象现在如此戒备森严，主要还是本校负责的。那时高考一般都是七月七、八、九三天，天气非常炎热，保安服务工作也较辛苦，我让本班学生参加也有让他们先感受一下高考的氛围这样的目的。我也曾多次负责牌头中学高考考点保密组工作，那时的所谓国家一级绝密的高考试卷就是我们几位保密组老师自己去县招办领来，并自行组织安排分发下去。我曾写过一篇《我所经历的高考》记述了当年高考保密组的工作状况。政治上我的上进不强，但在牌中时，当时校教导主任寿中煦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因我娘舅在台湾这么严重海外关系，参军入党被拒绝，现在组织上有人主动找我希望我入党，所以打了入党申请书，1985年5月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如期转正。至我动笔撰写这篇牌头中学教书生涯回忆文章时，党龄已超过37年了。

 当年牌头中学家小是农村户口的教师不少，当时又刚脱产承包分田到户，家里田地种植是家庭大事，一到星期天，节假日一有空闲时间就要去做农活，有一位老师家里稻田水干了，他抽午睡课骑自行车回去，用水车车满水。我家虽然离家不远，但要过渡船去一趟不方便，尽管有亲族邻居帮忙，但一有时间得回乡干活。当年我家分得单水田有2亩多，有几年我还种上三季（早、晚稻、大麦）而且产量并不比每天在田头的老农民差，因为我是一下子把基肥放足。稻苗早期就生长旺盛，晚期青干黄熟产量较高，老农民往往肥料一次次的加施，看看稻有点黄下去了就加一点，到后来反而成熟慢，稻禾透青而且瘪谷较多。夏天的双抢曾经是农民最辛苦最忙碌的时候。分田到一家一户后，夏季的抢收抢种各家各户自行安排，对我们做老师正好有个暑假，我还有一支“志愿者队伍”。有几年总有学生自行自发联络十多个同学帮我来割稻，过去要好多天才能完成的抢收任务，往往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更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位同学从别人那里借来电动打稻机，用双轮车拉到我的田头帮我打稻，惹得村里人羡慕不已，这也算当年做老师最大的“受贿”或称“受惠”。我曾在村里种西瓜的专业户那里拼种了二分田的西瓜，刚好是夏收夏种可采摘。学生们帮我割稻，西瓜可以随便敞开吃，事后有学生在同学中间吹牛，赵老师家的西瓜我们吃得肚子都胀了。那时西瓜还算是消暑的高档品。种了田地还要交公粮，有一天我用手拉车拉一车稻谷去牌头粮站交粮，一位学生特来帮助，稻谷盖好没有湿，自己却被雨淋了一身。我女儿有次被开水烫伤脚，有位学生用自行车接送我女儿镇小上下学好几天。期中期未时改试卷的选择题、登记分数等也有多位学生来帮过。牌中教书期间学生给我帮助不少，我心里都记得。

平时我是以校为家，到节假日就回老家。暑假到了，我自行车上载上女儿、儿子，儿子坐前保险杠，女儿坐在后座，妻子担着煤饼炉、锅子等日用品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从上郦家到天竺园畈，过渡船，穿过长长的江滩地到老家埂大过暑假。有一次我自行车带着儿子、女儿，不小心在天竺园畈的埂上翻了下去，三个人都被自行车压住，好半天才挣脱出来爬上堤埂，好是埂上草地松软，只稍有擦伤，没有大问题。还有一次在江滩的小路上骑行，坐在后面的女儿被桑树蔀头钩了一下掉在地上，我骑行一段路后听见叫声发现后座上的女儿不见了，才回转接她。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机，我带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其实这台电视机是我姐给我的，我姐夫出国一趟带回了一台彩电），所以晚上来看电视的人很多。一个多月的暑假，家里往往比较热闹。假期结束全家又到学校里来了。

当年牌中建筑还不多，还有些空地，学校也分几畦地给想种点蔬菜的老师，当时我也种好几畦地，学校里肥料有得是，我种的番薯、豆荚、青菜、萝卜长得非常好，蔬菜自给有余。有一年我还种了两畦西瓜，暑假中回校一趟，当时有一个住在学校里老师的孩子对我说，赵老师你西瓜好几个熟了，我一看果然熟了，原来这小孩去摸了好几次了，但他没有随便去偷摘，我让他可摘几个吃，我用蛇皮袋装了好几个西瓜回家。这是校园里的农家生活，也特记上一笔。

1996年牌中110周年校庆调出牌中的老师合影

离开牌中许多年了，牌中的点点滴滴还一直记在心头，1982年到1989年，从三十来岁到四十岁，年富力强的年华在牌中度过。牌头中学是我人生中值得回忆值得留恋的地方。我为牌中付出过，我也从牌中收获了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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