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版地久天长有多长(北上一条运河两重观看)

博尔赫斯曾谈到,如果一个人长期进行写作,他很可能会滋生这样的雄心,写一部包揽万象的书,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无疑,徐则臣即是那样具有雄心的作家,《北上》袒露了徐则臣的雄心,我们明显能看到他朝向包罗万象、写一部百科全书的努力。而这部《北上》,确也担得起这份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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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一条运河,两重观看

李浩 | 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徐则臣的《北上》都可算是一部丰厚的大书,它让人惊艳,让人深思也让人感动。它是一部故事之书,同时它也是一部博物志,是一部具有强烈浩瀚感的知识之书,是一部关于运河和它的时代的历史之书、现实之书……每一个章节都会让人读得津津有味,都会埋伏有诸多的知识点,都会留有让人思考的“余韵”,更为精妙的是,它们的存在都融于“故事”之中,又不乏小说式的顺畅、精妙、悬疑和好看。

当然,《北上》还是一部有意味的“观看”之书。在这部书里始终有一个或多个“观察者”的存在,譬如谢平遥,譬如小波罗,也譬如“我”和举着相机的“红衣姑娘”。他们的存在使“观看”成为核心。事实上在这部书的书写中,作家徐则臣的身影也或明或暗地“显现”其中——不,他没有突兀地介入故事,但我们却从故事中看到他的观察、思忖和追问。在这里,他的《北上》的观看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要完成的是从运河看中国(运河,曾是中国经济、军事的“命脉”,也是文化同一性融合的重要通道,其价值不言而喻),从中国看世界;另一方面,它同时要完成的是从世界看中国、看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运河……小说中,徐则臣以一种有温度的超然为双重的观看提供着支撑和可能。

在《北上》中,运河是一条跨越了两个不同时间坡度的河流,一条流淌在清未,漕运发展的末期;一条则流淌在“现在”,运河申遗成功的前期。来自意大利的小波罗的存在和寻找为谢平遥、邵常来以及其他中国人提供了近距离观看世界的角度和可能,这里面有“初识世界”的好奇、紧张、自卑和傲慢;而小波罗在运河中的一路北上也为他“观看”中国和运河提供了切近的角度,这里当然也有好奇、紧张、傲慢和偏见;而另一条时间河流上,当“世界”以某种不自觉的普遍融进中国和中国的事物中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密不可分又各有保持的时候,“观看”有了新的方式和习惯,也有了新的可能。在我看来孙宴临的画作颇具象征性:“乍一看完全是郎静山照片的油画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只是借用了郎先生的意象和构图。她一反郎先生作品中的邈远高古、超拔脱俗的静态特征,让人物和风景之间产生了动态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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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书影

在两种文明之间,在文明的冲突与互看之间,在交融与差别之间,在时间与时代的变化之间……无疑,它是一个宏大的母题,也是时下一些世界级作家所关注的要点,它也越来越呈现其价值性。之前,奈保尔言说欧洲视野下的印度文明,奥尔罕·帕慕克言说在亚欧交界点上的文明和人性,萨义德致力为巴勒斯坦的民族性张目,石黑一雄、库切等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所关注的也是同样的命题,至少在他们的写作中明显带有同类的思考。现在,中国终于有了一部属于这个民族的、带有认识和反思性质并且具有个性特点的书,它是《北上》。

《北上》,它也是一部流动的、有着繁复并值得细细品味细节的“清明上河图”。两个时段的“中国”,在这部关于运河的故事之书中得以美妙而深邃地展现。它关乎时代,关乎国家和人物的命运,时代中的林林总总都在小说中得以貌似不经意地“信手展现”,你不得不佩服徐则臣运用资料并且让它在故事中出现得“天衣无缝”的技法,他做得实在巧妙。

以1901年小波罗、谢平遥等人“北上”为例,这一路,当时的清政府的状况,官府和民间,漕运与漕帮,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康有为的维新与失败,外国势力与旅行者个人的问题等,它们的点点滴滴,尽在书中得以呈现,且有着作者的思与看。这一路,运河两岸的民风民俗,建筑与物产,“洋人”存在痕迹的有无,官员和洋人之间等,同样被密集且妥帖地呈现了出来。就像我们赞叹《清明上河图》的现实丰富性,并不会贬损它的艺术性一样,《北上》有着质地良好、滋味丰富的故事性,有故事冲突和冲突的精巧化解,同时也是一部浩瀚的博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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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

《北上》的妙处在于,它当然有意帮我们认识“沿途的风景”(它甚至是有意让“世界”中的那些人也认识),但这种“认识”都融于故事,成为故事的有机构成。譬如小波罗和谢平遥进入扬州,在他们寻找到教坊司之前却先安排他们进入到已经倒闭的“仓颉刻书局”,安排他们“观看”种种的雕版并让二人各自购买了一块,随后,这两块雕版还要派上用场:它引发争执,并成为武器砸向洋人小波罗的身体。小波罗被砸伤,具有消炎止血功效的“龙泉印泥”则成为另一个悄然被细心拎出的“器物”……更重要的博物在于,徐则臣还深入两个时代的人的认知,通过故事向我们展示那些具体的人是如何看待时局、变化、洋人、世界、知识、国民和一切的。这又是引发我们思考的一个支点,它提示我们追问,在世界中又与远处的世界有着差异的中国,如何保留我们的,如何吸纳世界的给予,等等。

博尔赫斯曾谈到,如果一个人长期进行写作,他很可能会滋生这样的雄心,写一部包揽万象的书,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无疑,徐则臣即是那样具有雄心的作家,《北上》袒露了徐则臣的雄心,我们明显能看到他朝向包罗万象、写一部百科全书的努力。而这部《北上》,确也担得起这份雄心。他选择运河作为支点,毫无疑问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运河贯穿中国的南北,见证着沧桑和兴衰,同时它又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负载着粮物的运输,兵力的运输,是国家经济与税收的主动脉……1901年,恰恰也是这条运河主功能衰竭、铁路运输将对它完成替代的前夜,恰恰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前夜;2014年,运河的运输功能早已退后,它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前夕,对它的历史文化的打捞成为一项民族工程,它更有象征意味……是故,我们看到徐则臣的雄心也是双重的,一是要写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二是试图通过这部大书为民族立言,为时代立言,为东西方的“互看”提供有灵魂有支撑有热度的参照。其心可谓大矣,其意可谓深矣。

本文发表于《解放日报》2019年5月11日6版,部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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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李浩

1971 年生于河北。曾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四百余篇。著有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如归旅店》,小说集《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父亲,镜子和树》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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