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协会（文学之乡追梦人）

吴中作为中国“文学之乡”，非常重视文学新人的挖掘和培养，周于旸就是新人的代表之一，最近，他的小说《云顶司机》不但在省级文学刊物《朔方》发表，而且同时被省级刊物《长江文艺·好小说》2021年第4期和《小说月报》2021年第4期转载，文学新秀得到专业认可。

周于旸1996年生，苏州市吴中区人。中学时期开始写作，2015年于《萌芽》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发表作品数十万字。曾获第十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二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ONE·一个”常驻作者，文章多见于《长江文艺》《香港文学》《特区文学》《萌芽》等杂志期刊。

云顶司机作者： 周于旸

原载《朔方》2021年第2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21年第4期转载

《小说月报》2021年第4期转载

二十岁那年夏天的某个傍晚，吴伟廉第一次爬上塔吊起重机。水泥与玻璃建造的大厦在他眼前缓缓展开，街道横竖有序，楼房交错无章，像电影里的巨型机器人从外太空摔落到地球上，零件碎了一地。吴伟廉胸腔中盛满了壮阔的情绪。于是他打开舱门，走到铁架台上，朝下面撒了泡尿，那淡黄色的液体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抖落到地面上如同一道挥斥笔墨。

不出意外的话，他今后的人生就会在这如厕所隔间般狭窄的空间中度过，每天爬几十米到上百米的梯子上班，等到了二十二三岁，他会和亲戚朋友介绍的相亲对象结婚。更顺利一点，在他的孩子出生之前，也许能在这个霓虹城市中拥有一扇自己的窗户。

苏昕见到吴伟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犹豫，因为他是一个塔吊司机。她上网查过，塔吊司机，月薪五千起步，工作稳定，因为房子是盖不完的。他们在双子楼二十六层高的一家咖啡店里吃蛋糕，半米长的圆形台桌上摆满刀叉盘勺。苏昕问，你怎么干起了这个？吴伟廉这就想起她了，蒸馏瓶，小学时坐在他斜后方，那些顽皮的男生就这么叫她，因为她经常穿松垮的蓬蓬裙。吴伟廉说，上面坐着很舒服，没有人管我，风景也好，就是冬冷夏热。苏昕问，有照片没有？吴伟廉滑开手机，翻相册，说，找不到了，回头给你拍。吴伟廉说完就觉得烦了，他相亲三回，回回无疾而终。第一个开口就谈彩礼，要价三十万。第二个大他四岁，已经离过婚。第三个是行为艺术家，锁骨处纹了个紫色的蝎子，两只大钳戳向胸部，只露出一半，但是仔细一问，她也不是属天蝎的，吴伟廉觉得不靠谱。

苏昕是老家亲戚介绍的，他们说，都是在外谋生，哪怕成不了，也有个照应。吴伟廉收到亲戚发来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青色丝绒体恤，皮肤白皙，两节锁骨中透露出纤瘦之意，手指轻轻拂过齐肩碎发，一侧的挂式耳环耷拉到脖子上，风姿绰约，气度不凡。苏昕在互联网公司坐前台，那是一家大企业，她骄傲地在掌心比划公司的名字。吴伟廉说，我知道你们公司。苏昕问，在哪看见过？吴伟廉说，还能在哪？当然是在塔吊上。他觉得自己讲话有些冲，又补充两句，说，从上头看过去，就像个键盘，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子。苏昕说，咱俩要是成了，你能带我上去看看吗？吴伟廉说，这个干不了，上面太危险，一个踉跄，命就没了，你有恐高症没有？苏昕说，我不管，反正你得带我去。吴伟廉说，回头造小楼，我考虑考虑。

一个月后的某个傍晚，吴伟廉接到了苏昕的电话，说出来办事，路过他们工地，问他有没有空。吴伟廉说，你往上看。苏昕抬头，黄色铁架像一根长棍插在空中搅拌云霞，顶端搭载个空调外机似的操作室，一只胳膊伸出窗外朝她打招呼。吴伟廉花了十分钟才落地，他戴着黄色安全帽，光滑锃亮，但没有穿工作服。苏昕问，你下班了？吴伟廉说，今天没班。苏昕问，那你怎么在工地上？吴伟廉说，在哪待着不是待着。

他们打了车，驶过南岭大桥去往建在郊区的游乐园，江水迷离，夜风沉沉。游乐园里满是牵着小孩的年轻夫妻以及身着奇装异服的工作人员。苏昕要坐摩天轮，排了半个小时队，上去待十五分钟。吴伟廉说，我刚下去，现在又上来了。苏昕说，我想清楚了，你虽土气，人却不坏，能踏实过日子，就是工作危险了点，家里人那边不好交代。吴伟廉说，你要是觉得不行，不用这么费事。此时座舱转到最高处，城市下方微醺的灯光中洋溢着片刻宁静，像隔着爬满雨的玻璃，大桥上的车子在一片炽热的辉煌中不停地流。苏昕说，我不恐高，也不怕黑，就是想上塔吊看一看，好能说服自己。吴伟廉说，以前是一个人过，将来成了家，我会小心。

伴随着晚风吹打铁门发出的锵锵之音，两人陷入了默契的沉寂当中，整个座舱变成了远离尘嚣的独特空间，避开世俗纷呈的欲望，不受时间流逝的法则，像圣诞树上的灯光吊饰，在一片葱郁中弥散着浪漫气息。但吴伟廉没有在那个夜晚陶然而迷醉地幻想未来图景，他一如既往地缺失着这样的勇气，不过仍在心中悄悄满意，因为生活总算有些像模像样了。

多年以前，吴伟廉夹着双腿从旗杆上下来时，苏昕正在教室外的走廊窗台上写作业。那时他们还是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即使记忆是一项神出鬼没的程序，他们也难以回想起十年前那个稍纵即逝的对视瞬间。十三岁的吴伟廉是班级里最文弱的男生，面对下课铃与体育课都不为所动，仍穿着颜色鲜艳的条纹童装与米老鼠图案的凉鞋。而其他男孩已经开始发育，他们声音浑厚，喉结凸出，汗毛也变得浓密起来。他们刚接触到黑帮片，学会了讲脏话，习惯把裤子皮带垂到膝盖上。吴伟廉没有参与男孩们的游戏，从懂事之日起他就是一个行为自卑的人，似乎永远维持着熟睡未醒的状态。

某一个平常的早上，学校里所有的粉笔突然间不翼而飞，没有一个教室幸免于难。黑板槽中空无一物，只留些吹弹即逝的彩色粉末。面对这显然出自于某一学生的恶作剧行为，老师也束手无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让学生反复地朗读课本，学生们则在狂欢之中度过了一天。学校里一名教科学的老师试图自己制作粉笔，他用石膏为原材料，加热后融入黏合剂，他在中午前做好了成品，但是写到黑板上黏黏糊糊，怎么也擦不干净。下午是体育活动课，男孩子们玩起了侦探游戏，煞有介事地推论着作案的小偷，最后把目光移到了吴伟廉身上，因为他孤僻、话少，不与人为伍，行踪难以琢磨，是最有嫌疑的人。

像他这样的男生，很容易被猜测出自一个不幸的单亲家庭，没有人惦记，也从未被人吻过脸。吴伟廉的父亲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当铆焊工，因为长期在充满噪声的环境中工作，他患上一种叫“噪声聋”的病，听不清别人说话，因此他们不常交流，有时一天只说一句话，那是晚饭之后，父亲把一壶烧好的热水送到他的房间，对他说，水。他说得声音很大，就像低年级老师站在讲台上教学生识字一样，水，有时会多加一句，温的。日日如此，那是他们仅有的交流。父亲大字不识，心拙口笨，因而热烈地期望吴伟廉能考上大学。他曾在一次家长会后步行十里跑新华书店给他买习题册，回来后吴伟廉告诉他，版本对不上。在吴伟廉眼中，父亲总是会心血来潮地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对于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失去了较劲的勇气。他的亲戚朋友多次劝说他去向单位索要赔偿，因为“噪声聋”是写入《工伤保险条例》中的职业病。他曾和厂里领导谈过此事，但领导认定是他没有及时治疗所致，拒绝赔偿。朋友建议他找律师打官司，但父亲显然失去了周旋的斗志，尽管赔偿费是一笔大数目，但他依然以安之若素的态度拖延至今。

放学之后，几个坏小孩将吴伟廉围向自行车库，两个男孩站在他后面，有模有样地学着电影里的画面，一手抓着他的手腕，一手握着他的后肩。吴伟廉原以为是某种游戏，天真地问需要他做什么，为首的男孩站在他跟前，一声令下，将吴伟廉按倒在地，男孩要他明天继续偷粉笔，后天也要偷，就这么一直偷下去。吴伟廉说，刚出这事，学校一定看得严。男孩惊诧，问，真是你干的？吴伟廉摇摇头，瞬间发力摆脱束缚，于人群中推开一道缝，箭也似的朝操场跑去。男孩们紧随其后，大声喊，抓小偷啦！

身材瘦小的吴伟廉在这场追逐中毫不占优势，他回头看时，黑压压的一片人影仿佛一张渔网向他袭来。吴伟廉顷刻间被恐惧淹没，像一个站在冰湖上的人突然因冰面开裂而迅速沉没。吴伟廉拼命往前跑，最后被逼到操场角落，那里只有一个废弃的旗台，操场翻新之后就不再使用，就连旗杆上的绳子也拆除了。正当离他最近的男孩快要触碰到他的衣襟时，吴伟廉跳上旗台，抓住旗杆一跃而起。这一行为完全出于本能，连脑海中也丝毫没有演练的过程。他拼命往上爬，前胸贴着杆，手挽长绳，双脚交叉成十字，他发现旗杆并非笔直如棍，而是会越爬越细，等到他回过神来时，已经上到顶端。他嘴里喘着粗气，心脏在胸腔中激烈跳动。他朝下望去，男孩们也在望他，干巴巴的眼神中流露出惊诧与错愕。男孩骂道，操，这人是猴子，撒尿！于是他们齐刷刷地脱下裤子，在旗杆上肆意挥洒，而后心满意足地离去。吴伟廉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已不再关心地面。

吴伟廉就在十三岁的那个宁静的傍晚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发现了学校邻边布满爬山虎的废弃铁厂，发现了那条布满浮萍的河流上也有渔民垂钓，一条轮船声势浩大地从中穿行而过。他在旗杆上不知不觉待了很久，直至变成了一个身披晚霞的站哨士兵，他为这个未曾来过的世界沉醉，害怕离开了今天之后再没能力回到这个安全而迷人的山巅之上。后来他试过几次，的确难以找回那日的感觉，就连旗杆也变得坚硬且冷，每次爬到一半就疲惫不堪。

半个月后，班主任在男厕所的便池旁发现了抖落的烟灰，办公室里没有老师抽烟，便怀疑是学生所为，他把男生一个个叫来检查，目光最后落到了那日欺负吴伟廉的男孩身上。男孩并不惊慌，坦然地张开口腔让他检查，右手却紧紧揉搓着裤子侧袋里一条口香糖的包装纸。男孩知道这并不能打消老师的顾虑，脑海中悄悄酝酿出了一个得意的计划。

他仍然决定找吴伟廉下手，不仅因为他逆来顺受的性格，就算被老师抓到，他笨拙的口舌也难以把事情交代清楚。放学后，他们埋伏在食堂后门的砖头堆旁，一侧是围起的铁栅栏，一侧是绿化带，绿化带旁有一个给食堂员工用的卫生间，吴伟廉就在那里再次遭受了男孩们的欺压。那天傍晚他向往常一样往校外走，准备顺路去对面的熟食店买一点蔬菜当晚饭，这是父亲交给他的日常任务，因此早上会多塞给他一点钱。吴伟廉被男孩们擒住的时候，心里还在不停地惦记书包外侧的那一张纸币，以为他们是冲着钱来的。

男孩脸上带着微笑，他从上衣的内袋里掏出红色的烟盒，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打火机正大小合适地贴在一侧，男孩的指甲缝里满是泥垢，仿佛刚清理完烟囱，因此当他把烟塞进吴伟廉的嘴里时，吴伟廉除了感到恐惧之外还有一阵恶心。男孩自己也抽出一根，按下打火机，那一团小小的等离子体如同风中摇曳的小花苞。男孩说，我亲自帮你点了，你还不识相吗？来，吸一口。

吸入第一口烟，他立刻被呛住了，嘴里咳出一股淡烟，旋即融化在风中。脑袋昏晕且热烈，几秒钟之后便传来一阵酥麻之感，似有放空后的飘然欲仙，但仍要适应。等到回过神来，他发现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到食指与中指之间，十三岁的吴伟廉认为那是只属于大人的危险动作，他却衔接得如此顺畅无瑕。这是天赋，他想。

未等他吸入第二口，他听见有人在男孩耳边低语“来了来了”，男孩将烟扔进便池，他们一哄而散，取而代之的是班主任阴沉的身影。他套上了白天没有穿的浅蓝色西装，左手拎着公文包，肩带垂到脚后跟。出于当班主任的义务，他不得不推迟回家的时间。他伸出手，吴伟廉老实地将那一截烟递过去，他想辩解几句，但班主任一言不发，他也无从开口。

办公室光线暗淡的阴影中，吴伟廉的父亲见证着儿子变成沉溺于抽烟、打架的混混，出入于各种不良场所并与流氓为伍，尽管后半部分全然来自于想象，但向来忧虑重重的父亲并没有感到丝毫夸张。父亲问，什么时候开始抽的？吴伟廉说，这是第一支。父亲冷笑一声，班主任面色阴沉，劝说他讲实话。吴伟廉说，实话就是，他们把烟塞进了我嘴里。一阵长久的沉默，忽然，父亲歇斯底里地掐住他的嘴巴，吴伟廉有些错愕，倒不是害怕，而是惊诧于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下意识用手臂挣脱，跑出办公室。

那是他第二次爬上旗杆顶端，悲怆的情绪自有一种魔力，和上次一样，几乎是一蹴而就般的顺畅，他死死地握住旗杆，感受到生命在黄昏中脆弱地摇曳，这种感觉将会永远铭刻在他心里。也许是太高的缘故，父亲并没有发现他，他在操场上环视一圈就往校门外跑去，班主任也跟在后面回家了，学校锁上了门，平日里热闹喧嚣的校园变得寂静如夜。时过境迁，他已不记得在上面待了多久，好像旗杆就在他的身下长出了钢条和铁梯，顶端的旗杆球上伸出一望无际的吊臂，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座塔吊，而他也变成了如今的样子，在城市高处安然地做一个山顶洞人。

苏昕问，你爱抽烟的毛病就是那时染上的吗？吴伟廉说，有一回我从山上下来，看见几个游客在树林里抽烟，后来那山就烧没了，我坐在塔吊上，往下扔一支烟，闭上眼睛，就感觉城市也在一片火海里化为乌有了。苏昕说，你悠着点，前两天电视上又播塔吊坍塌的事故，也不知道你们工地安全检测过不过关。吴伟廉说，你不用劝我辞职，我在上面待得挺好，每天念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苏昕说，你没上过大学，讲话倒不失风趣。吴伟廉说，父债子还，我爸就是吃了嘴笨的亏。

一年过后，吴伟廉和苏昕结婚。结婚之前，吴伟廉回老家接他的父亲。父亲五十八岁，已经退休，耳朵越来越坏，连电视也没法看，吴伟廉的姑姑每天早上给他送来报纸。他穿着军大衣，戴着护耳帽，蹲在门口迎接儿子回家。吴伟廉上去就扒拉他的衣服，说，爸，天气还没那么冷，全是汗。父亲护住领口，轻轻地推开他。吴伟廉在他边上蹲下身，抽出两根烟，一根给父亲，一根给自己。时隔多年，村子依然没变，道路翻新，房屋衰旧，污染的河流中布满绿色的水花，地面上的砖缝里嵌着枯萎的杏树叶。抽完烟后，父亲喊他进屋，关上门，光线顿时暗下来。父亲从床底下拎出一只行李箱，再从行李箱里拿出两个大纸包裹递给他，吴伟廉撕开一条缝，是钱，大约十万元。他惊讶地望向父亲，问，哪来的？父亲朝他摆了摆手，脱掉军大衣，挂到门旁的衣架上。吴伟廉眼角泛泪，面对自己日渐苍老的父亲，他第一次流露出难以平复的汹涌情绪。父亲拉开窗帘，阴郁的阳光照亮了桌上的酒瓶子，他冲着吴伟廉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用力喊，赔的！拿去结婚！

他不记得父亲是什么时候心灰意冷的。十五岁那年，他上初二，同学们在桌上偷偷刻上想去的高中的名字，而他刻了五个字：如意金箍棒。那时他正沉迷于和人打架，不停地在街头小巷引发混战，占到了便宜以后就跑，身手利索，一溜烟蹿上高大的香樟树或电线杆，对方在下面气得跺脚，只好威胁他，你等着。这招屡试不爽，使他走出了往日的自卑和不幸。他在一个傍晚爬上家不远处的一根电线杆上，这根电线杆杵在胡同拐角，特别容易撞上，而且有些歪斜，扎人眼球，一定要爬一爬。他双腿夹在高处的横杆上，用锉刀在上面熟练刻下：如意金箍棒。虽然大家都叫他猴子，但在他的想象中，自己是叱咤风云的孙大圣，手里拿的是定海神针，整条街道都为他俯首称臣。但他最终还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人，被人用弹弓从电线杆上射下，摔断左腿。父亲带他去办理休学，才知道他打架斗殴的事情。在父亲不依不饶地求情下，学校答应保留他参加中考的资格，但不许他再回校上课。

父亲给他请了家教，一个教语文英语，一个教数学物理。然而几次下班回家，看到的却是吴伟廉架在电线杆顶端，老师在下面给他朗读课文。父亲终于不得不承认，让吴伟廉考上高中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从那时起就不再对吴伟廉抱有期待，在一个交心的晚上，父亲在绝望中向他悲诉衷肠，说，你不上学，怎么在世上找到活法？几年之后，当吴伟廉拿到塔吊司机证之后，他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自己找到活法了。父亲长叹一声，说，到头来还是回到工地，瞎折腾大半辈子。

登上塔吊之后，吴伟廉意识到自己正在发生某种变化。驾驶室是一个白色的小仓房，配有一张蓝色椅子和可以开合的挡风玻璃，椅子两侧是操作杆。他登入驾驶室，把椅子调整至舒适的位子，后脑勺轻轻搭上靠背，双手紧握住操作杆，那一瞬间永远是他有生以来最为惬意的一刻，仿佛赌徒抓了把同花顺。他的神经仿佛注定要与此连接，和整个塔吊融为一体，冰冷的器械也经由他迷人的想象而散发出柔情万种的梦幻气息，这是他的铠甲，他的唱片机和瞭望镜。他于俾睨众生中获得勇气，在平视夕阳中抚平情绪。远离尘嚣并与孤独为伴，面对这每个人难逃一劫的命运，他已幸运地找寻到了安顿之所。他患上了一种与“恐高症”相反的症状，他过于依恋高空，对纷繁复杂的人世间避之不及，在下面不得不考虑结婚生子、车房工资这类结实的问题。但是只要登上塔吊，他就成了没有烦恼的快乐王子，这是一种令人健康的孤独，如果不是出于作为社会人的需要，他愿意一辈子沉浸在塔吊上。

这种病症在一段时间后愈发严重，天上的从容与地下的繁缛注定无法共存，使得他在下班前后判若两人。这并非是便宜的代价，随着这种界限愈加分明，他在地面上变成一个脑子慢热、内向迟钝的家伙，但在高空依旧性格开朗，口齿伶俐。他因无法随时摆脱对于天空的种种依恋而陷入痛苦当中，因此当他与苏昕相亲时，特意选择了一家高楼层的咖啡厅。订婚之后，他带着苏昕偷偷上过一次塔吊。那是一个充满工业气息的浪漫之夜，夜幕空旷，月色温柔，吴伟廉在数十米的高空将苏昕缓缓展开，这非同凡响的体验使日后所有的房事都黯然失色。

两人结婚不到半年，苏昕怀了孕，孩子生下来，取名叫吴子棋。苏昕认为，名字太俏皮，不合适。但是吴伟廉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五子棋是唯一一样永远也下不完的棋类游戏，这就是寓意。

吴子棋长到六岁，家里因买不起房而辞职回老家发展，吴伟廉顺便回去照顾老去的父亲。在吴子棋的眼里，祖父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嘴里也套上了假牙，耳朵不灵，时好时坏，就像用久了的电视遥控器，经常聊着聊着就突然不理人。听父母说是因为先前在大机械厂工作，听了太多噪音。村里的其他退休老人，每逢周末就坐公交到镇上的茶馆里听评书，祖父有时会跟伙，但他听不了这个，只是出于为了避免晚年孤独的某种社交仪式。

回老家之后，吴伟廉依旧开塔吊，小城的塔吊不高，周边也都是些矮房平层，开起来不够味道。唯一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街坊邻居的生活日常，比如说，哪些男人背着妻子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哪里又发生了严重车祸，谁家的狗又走失在胡同旮旯。他会在吃晚饭的时候和家里人谈及这些事，因此当吴子棋上了小学之后，每次去游戏厅都要贴着墙走，以免被父亲抓个正着。只有一次走得仓促没能顾上，等他到游戏厅时父亲已候在门口，仿佛从天而降。

吴伟廉在这件事上获得灵感，后来他经常申请调到离家和学校附近的工地上，备了一副望远镜，监管吴子棋的一举一动。这一行为就连苏昕也觉得有些过分，她认为丈夫在对待儿子的教育上过于慎重。从没看过一本书的吴伟廉在孩子出生后买了无数早教书籍，胡乱堆砌在床头，不同的书展现的观点也无一相同，最后看得连自己也找不着北。吴伟廉大为恼火，愤懑地宣泄情绪，庆幸当年没有把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读书上。苏昕劝说他对孩子宽容一些，过分地管控只会使吴子棋越来越内向自卑，她打了个比方，一条鱼在鱼缸里待久了，放到大海里也游不远。吴伟廉说，他还小，一两件坏事就能改变他的人生，这一点我有体会，当时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事后回看，背后发凉。苏昕说，别人家的父母不开塔吊，孩子也好好的。吴伟廉说，既然有这个条件，为什么要浪费？

婚后数年，他们经常为这些小事吵架。吴伟廉的变化发生在孩子出生之后，一改往日的木讷与内向，变成一个爱拿主意的人，在许多苏昕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挑剔不已。她没有流露出抵抗情绪，同天底下所有勤劳、朴素、持家的妻子一样，天生对这些事物缺乏判断，并且比丈夫更懂得把精力分配到家庭琐事当中。苏昕眼中的儿子是在一件件穿脱线的毛衣中长大的，也是在一双双因身体快速成长而被迫丢弃的鞋子中长大的。她操劳家务，打理父子俩的生活，确保吴子棋每天早上能喝到热牛奶，确保丈夫的饭盒里永远有新鲜的饭菜。

有一次习作课上，吴子棋谈到父亲的职业，写道，那是一个巨大的牛奶盒子，盒子旁边贴了一根细长笔直的吸管，我的爸爸就坐在吸管的最上头。吴子棋上五年级时，逃了一次课。当时吴伟廉在一次爬梯时摔下，手撑地，断了胳膊，请假养伤。机会千载难逢，那天下午，吴子棋吃完午饭后就去往游戏厅，将平日里积攒起的零花钱一挥而就。下午三点，轮到班主任上课时才发现教室缺了一人，立刻通知了他的母亲。苏昕望着床榻上的吴伟廉，一下就猜出了儿子的去处。找到吴子棋后，儿子万般恳求不要将此事告诉父亲。苏昕长叹一声，竟觉得儿子有些可怜，从钱包里掏出十块钱塞给他，说，留着下次玩，但是不准再逃学。后来想起此事，苏昕有些后悔，以奖代惩，怕教坏了儿子。也是在那时起，她发现自己已经深受吴伟廉影响，对待儿子的教育上同样流露出患得患失的心态。

苏昕说，妈当年逃学，比你有办法。吴子棋问，什么办法？苏昕说，告诉你也无妨，具体事情我忘了，应该是跟你外公吵架，凌晨离家出走，不想上学，把学校里所有粉笔都偷了。吴子棋说，妈，你真聪明，可是粉笔太多了，偷不完。苏昕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没让你学，我上学那会儿，整个学校也没多少粉笔，你要再干坏事，你爸饶不了你。吴子棋问，后来有被抓到吗？苏昕说，这件事，除了妈以外就你一个人知道，你爸我都没告诉。

回家之后，苏昕烧好晚饭，把丈夫从床上扶起。吴伟廉吃到一半，拄着拐杖去门口抽烟。结婚多年，吴伟廉因为在工地受伤，已经不下十次，身上淤青不断。苏昕再次鼓动吴伟廉换份工作，去年他有一位同事去世，塔吊在运行时标准节突然垮断，一头浇在泵车上。他们谈起此事时，吴伟廉安之若素，甚至反问苏昕，在生命的最后几秒里，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那个司机会想些什么？这一问令苏昕毛骨悚然，一连几天做噩梦，梦见塔吊倒塌，钢筋木楞把他丈夫扎成了刺猬。她始终无法理解他对于这份工作的狂热，每次伤还没好就急着上工地。

除了苏昕之外，吴子棋也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不论走到哪都逃不过父亲的监管，导致他对于天空和一切长在头顶的事物都充满畏惧，最终患上恐高症。吴伟廉知道此事之后，还是有点难过，冥冥之中感到儿子正在渐行渐远。这件事他翻来覆去地想，想了好几个方面，好处是吴子棋至少不会走自己的老路，坏处是这毛病确实影响日常生活，两年后他上初一，教室在三楼，托了些关系才转了班，到了二楼的班级。正如当年父亲关心他的学业一样，吴伟廉也无时无刻不挂记着儿子的成绩，他要求不高，能考个本科就满意了，将来进个事业单位工作，安稳度日，正像他父亲当年对他的期盼一样，总之别再踏进工地。

十五岁那年，吴子棋的恐高症变本加厉，离地超过两层楼就开始头晕眼花，呕吐不止。这一症状令吴伟廉大惊失色，在这之前，他最大的忧虑是自己的命运以轮回的方式重现在儿子身上，因为发育后的吴子棋与年轻时的他格外相似，身材魁梧，胡子浓密，就连讲话腔调也如出一辙，语速平稳缓慢，但在使用动词的时候格外用力。性格也别无二致，坏的全继承了，内向孤僻，没有朋友。偏偏在恐高这一点上，不知出自何种基因，与父辈的天性截然相反。心理医生声称这和成长环境有关，尤其是童年时代受过创伤，但吴伟廉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启发。

坚持了一段时间的系统脱敏疗法之后，吴伟廉发现不起作用，决定用自己的办法来尝试。他带吴子棋来到后院朝向路上的一棵棕榈树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像这样，双手抓住树干，腿往上蹬，绕过树干后盘住。尽管年近半百，吴伟廉仍然臂力惊人，半盏茶功夫就爬到了顶端。而吴子棋站在原地，笨拙地模仿着父亲的动作，却没能离开地面半步。他朝着天上喊，我学不会。吴伟廉从树上滑下，用肩膀托住他的屁股，说，小时候你爸被人欺负，全凭这招活命，你再试试。吴子棋蹿了两下，动作极不协调，像一条被鱼叉戳着的鱼在尖端挣扎扑腾。吴子棋说，没用，我没这能力，再说了，我学爬树干嘛？吴伟廉说，这你甭管，先用力往上使劲。吴子棋说，爸，我使不上，树干硌着蛋了。

苏昕站在窗口，看着父子俩正艰难地在这项原始运动中呼唤血脉间的联系。两个影子交错在一起，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轻盈律动。她比任何人都要看得清楚，吴伟廉正在为一项没有结果的试验徒耗精力，儿子也在为没法和父亲建立起默契而自责，这一幕令苏昕心疼不已，无论如何，事情不该被逼着走到这一步。她打开窗，朝父子俩喊，歇歇吧，先回来吃午饭。

吴伟廉心底泛起一阵凉意，他开始想，生孩子就像刮，有些人运气好，中了头彩；有些人生来平庸，与佛无缘，包括他的父亲在内，都不是吉星高照之人。尽管儿子一早就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但吴伟廉仍在自我欺骗中蒙混了过去。七岁时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只学会了用棋子摆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带他去草坪上放风筝，却永远分不清风的方向。唯一感兴趣的把玩电脑，但至今没能掌握打字的正确方式，只是用两根手指到处戳字母。所有的往事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他失望，他像一个风烛残年却找不到继承的老人，在命运的捉弄中洞悉了人世间的残忍。

四十岁那年夏天的某个清晨，吴伟廉最后一次爬上塔吊起重机，脑海中疑虑重重，想的全是他的儿子，因为中考迫在眉睫。他沉思了一整天，肩膀像顶了两个脑袋，一个认真工作，一个仔细忧虑。傍晚下班，他迟迟没有走出驾驶室。令他回过神来的是雨水敲打挡风玻璃的声音，清脆入耳。他抬起头，看到外面狂风大作，雷鸣交加，他从未见到如此清晰的有形状的闪电，仿佛香樟树的叶脉。当被无数闪电包裹的时候，吴伟廉意识到自己已被困在此处，于是开始祈祷，因为心中仍觉得有没完成的事，还没能想出个具体办法。时间仿佛已经停止，他看到塔吊臂上溅起无数火星，一阵激浪朝他袭来，汹涌澎湃，滚烫如铁，把他整个人照得白净剔透。

当天傍晚，吴子棋放学回家，突然感觉头顶空旷了不少，他没有多想，以为是刚下完雨的缘故。拐入家门口的那条小径时，他怔住了，那根有点歪斜的电线柱子映入他的眼帘，在他出生之前就一直杵在这里，但今天不知为何格外引人注目。陡然之间，仿佛受到某种神秘的召唤，他扔下书包，走到电线杆前面，用手感知着它的硬度，接着抬起右腿，脚掌贴着柱子。吴子棋感到体内有无穷的力量不断涌出，底下像有什么东西推着似的，猛一发力，手脚伶俐地在电线杆划出轨迹，动作娴熟令他自己也无法相信。回过神来时已经站在离地十米的高度，平日里该有的恐惧在这一刻隐迹匿踪。他朝天空望去，被雷电雕刻后的云雾布满划痕褶皱，背后是暗黄色的光芒，给这谋杀之夜平添了几分阴森瘆人的氛围。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只觉得空灵的世界令他新鲜有趣，呼吸也变得顺畅许多。他成了此刻宇宙中唯一幸福的生灵，并且做出了一个兴奋的决定，他要在此处等到父亲下班回家，好向他展现这一奇迹般的成果。

吴子棋在这个梦幻世界中沉浸良久，四肢也毫无疲意。从今往后，再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他上天入地，腾云驾雾，因为他看到柱子顶端镌刻了五个大字：如意金箍棒。

创作谈：我在不写小说的时候最有灵感

我时常克制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小说，谈多了难免要自鸣得意。因此很信那套“作者已死”的理论，认为其中暗含了教作者踏实写作的忠告。作者把写好的文本发表，好比厨子把一盘剥好的虾仁交给食客，虾肉上带点壳渣子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有些读者觉得硌嘴，有些觉得瑕不掩瑜，觉得带点虾壳更有嚼劲的读者也是有的。读者谈小说，有时候比作者谈得好，他们的视角里没有输赢，不会较无谓的劲。先讲整体，再论局部，多数时候和写作的思维相反。作者谈论自己的作品，首先要从身份上跳脱出来，光这一点就不容易，大多数人其实做不好，仿佛拿着台摄像机给自己拍纪录片，往往顾此失彼，关键部位都未必塞得到镜头里去。

写到现在，小说于我而言仍是个琢磨不透的事物，没有上过写作课，对于文艺学或语言学等理论学科也保持警惕，认为它们会使小说不够天然。我不知道这世上的其他小说家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公式，但就我自己而言，没有。经常拎着个比喻句就开始写，虚构一两个人物丢进去，看看他们能发生什么化学反应，要使自己满意，才能进行下去。结局该怎么设计，常常写到一半才有谱。我享受在写作中寻找结局的过程，每个段落都是新的冒险。但为了保持完整性，写完之后往往需要大改。这是个鲁莽的玩法，即使有一两篇夭折也不该奇怪，但也硬着头皮写到了今天。

《云顶司机》写于2020年下半年，如果从小说中找关键词，第一个词是“塔吊”。时过境迁，我无法讲清这篇小说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许是某天中午，去饭馆的路上看到江边几幢施工中的大楼，一座座塔吊倚着高楼拔地而起，场面壮观，看久了还有些压迫感。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比喻，塔吊就像一个巨大牛奶盒子旁边插着的那根吸管。但也可能早在那之前就有了点子，因为小说的缘故才对周围的塔吊感到敏感。我对大多数事物都缺乏一种刨根究底的态度，把灵感产生的过程武断地归结为想象力的无中生有，实际上它可能来自某个已经遗忘的梦中，或者一次不经意的余光瞥见。只有一件事可以咬定，在我所有的小说创作中，第一个灵感往往来自于文本之外，而那个灵感也往往最为要紧，它使我带着激情与期待进入到创作中。悟出这个道理后，得出一个啼笑皆非的结论，其实我在不写小说的时候最有灵感。

小说原本想讲爱情，最终还是落到了家庭这个单位上。原本想写得再魔幻一点，然而胆子还是不够大。吴伟廉这个人物的设计，会给人一种书写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意思，继而联系到作家的某种责任。但是坦白讲，动笔之前我没有这种意识，之所以写塔吊，还是觉得它有趣，这个词背后藏了很多意象，例如城市、工人、钢筋铁骨，往深了想，还有孤独、封闭等等，既有现实主义的腔调，也带有些浪漫色彩，总之是个值得一写的东西。动笔之前先把想法跟朋友捋了一遍，设想了几种可能性，落笔的时候第一段就写成了。我个人非常看重开头部分，认为小说是一段叠着一段的，开头的笔法决定了小说整体的腔调，需要慎重。写作途中，用词虽也斟酌，但多数时候还是自然流淌，写下的每个句子，或许存在一种“更好的说法”，但要找下去永远没底。改来改去，最终还是沿用第一版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写作还是得带着些落子无悔的态度，相信信手拈来的东西，毕竟人的精力有限。除此之外，也令自己有所期待，假如真殚精竭虑，写一篇每一句都在寻找“更好的说法”的小说，那一定得是个了不起的文本。

这篇小说写得不算容易，因为自己给自己设了太多限制。《云顶司机》之前的几篇小说，都有些自我重复，无论是人物还是主旨，前后相差不大。不过我也有借口，能把自己擅长的东西做成招牌，也是值得努力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重复是一件令写作者糟心的事情，和文本创作一致，这句用了“但是”，下句就只能用“然而”，再下句就要想新的转折方式了。重复就是一种“穷”的表现，因此写《云顶司机》时有意离开舒适区，起初新鲜，后来吃力，合上电脑想，小说家都是对这个世界怀有深仇大恨的人，最大的特征是常常跟自己过不去。写到六千多字的时候卡过一段时间，讲吴伟廉夫妻俩生了个小孩，小孩原本想用第一人称叙述，玩点技巧，怕弄巧成拙，最后还是放弃了。写这篇小说，总在寻找一种状态，叙述层面上，作者应当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角，但又不能时时刻刻都全知，还得有“不知”的时刻。如何去分配把握，需要精力去推敲。结局的设置也是一时兴起，到什么程度？假如让我重新写，十有八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貌。写完后长舒一口气，创作是件互相完成的事，你完成小说，小说也完成你。

我写的都是离自己生活遥远的故事，就我出身而言，不论是出生年代还是成长环境，从小稳定安逸，误入无病呻吟的歧途都需要时刻警惕。日子过得迟钝，更不擅长从自身经历或身边人事中取材，至今也扎根不了地域，于是很早就把写作当成想象力的练习。虚构的内容要尽量遥远，说得文艺范一点，小说家应该往更宽阔的时空去寻找痛感。关于故事性和写作技巧，两者兼具当然最好，如果要比较，我更关注前者一些，小说永远不应当拒绝故事，故事精彩但技巧稍弱，只觉得有些可惜。倘若反过来，就有些买椟还珠的意味了。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写作这条路，不是被某个精彩的故事击中，而是被一些新颖的创作技巧所吸引，感到文学世界仍有可以开辟的空间。这种现象或许反映着文学的进步，但有时想想未必是件好事。

我模仿过一些靠谱的作家，学他们构造句子的方式，每次打开文档，感觉他们站在我身后，写不下去就翻看他们的书。时间久了，后边人少了，现在感觉有些空旷，但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像自己的，是那种拿得出手，又在发表之后偶尔会令自己汗颜的东西。富有野心是小说家共有的特点，但一些新鲜的尝试也极有可能成为日后焦虑的来源。有些东西没有自己找上门来，可能是还没到时候，主动出击也没有用，还是得老老实实写故事，因为故事本身没有好坏，优劣只在于讲故事的形式。虚构与真实之间，存在着难以捉摸的桥梁，它在不经意中成型，抵达读者的感官。写小说的挣扎就在于如何搭建这个桥梁。

小说对于写作者的馈赠，也是有的，每完成一篇小说，除了有重返人间的体验外，还有种变得更丰盈一点的感觉，那些创作完毕的稿子正在逐渐成为肌肉，继而在下一篇的创作中可以举重若轻一点。这个体会不明显，但能感受到。总之，在创作这件事上，还有很多歧途要走，也要做好碰一鼻子灰的准备。写小说是我生活中唯一可以聚焦的工作，这种聚焦不是眼睛死盯着电脑屏幕，而是精神、灵魂、注意力全都剥离出来，死死贴在上面。人生在世，有个值得尽心尽力去完成的事业，随时能抽身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件好事，也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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