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龑结婚了吗（龚龑评讽刺的解剖）

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龚龑

《讽刺的解剖》，[美]吉尔伯特·海厄特著，张沛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384页，85.00元

吉尔伯特·海厄特

阅读《讽刺的解剖》（1962），可以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个久违了的“新批评”年代。作者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是苏格兰裔美国古典学家、评论家、文学史家。他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1949）、《荷马概论》（An Outline of Homer，1935）等。诚如作者所说，讽刺是最富创造力和挑战性的文学形式之一。

讽刺的多样形态与历史

海厄特将讽刺文学分为独白、戏仿与叙事三种类型，并以此为脉络，在西方文学中寻觅各种各样的范本。讽刺的多样形态，是这本书研究的重点。“讽刺”究竟是什么，不太容易界定，但围绕着它，有诸多相关联的概念，比如“戏仿”（parody，13页），“反讽”（irony，15页），“讥诮”（lampoon，28页），“攻讦”（diatribe，42页），“讥讽”（sarcasm，62页），“谩骂”（invective，175页）等等（本文提及的页码，均出自中译本《讽刺的解剖》）。作为文学形式，“讽刺”的“近亲”也不少，比如喜剧和闹剧，书中常常征引。

《讽刺的解剖》涉猎的，不仅仅是文学，还包括其他的艺术种类。比如，海厄特指出，米开朗基罗和提香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对《拉奥孔》雕像中某些人物的姿势，进行了“讽刺性的戏仿”（100页）；同样，西方音乐中，也不乏经典的讽刺范例，比如，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仙女之吻》，就是对柴可夫斯基的戏仿。“讽刺”甚至超出了文学和艺术，还可以是“恶作剧”（hoax）。一伙布鲁姆斯伯里的艺术家（其中，大名鼎鼎的小说家伍尔夫，居然女扮男装！）假冒埃塞俄比亚皇帝一行，并且骗过了英国皇家海军（107页）。作者还以惊险刺激的历史事件为例，说明对真实身份的戏仿，如1944年，一位英国中尉模仿蒙哥马利将军，前往直布罗陀执行任务，竟然迷惑了纳粹情报机构的谍报人员（105页）。广义的“讽刺”，已经不是修辞格或者艺术形式，而是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口号，我们都还依稀记得，“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可谁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二十世纪末，有人高喊“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二十一世纪初却见证了各种“原教旨主义”（不限于宗教派系）的涌现。

海厄特还简单地勾勒了“讽刺”的历史。比如独白型讽刺，它起源于古希腊，到了贺拉斯和朱文纳尔的手里，变得丰富多样，几乎可以和史诗、悲剧曾并驾齐驱。不妨说，这是它最辉煌的年代（43页）。后来，独白型讽刺逐渐衰落，作者指出，终结这一古典讽刺传统的，正是背教者尤立安皇帝。随着基督教的到来，“讽刺独白，几近销声匿迹”（46页）。修道院和教会神职人员，狂欢作乐，或者酗酒成风，早在十世纪，就被揶揄、嘲讽了，彼特拉克、伊拉斯谟等，也戏弄了此种行径。海厄特这里强调的，仅仅是“讽刺型独白”，而它的复兴，则要等到巴洛克时代，经典的作家，有法国的布瓦洛，在英国，则有蒲柏、斯威夫特（51页）。

就英国文学而言，这里有一个不必然的关联。蒲柏、斯威夫特等恰好属于英国文学史上所谓的“奥古斯都”作家。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其统治时期，罗马不仅武力强大，文学上也鼎盛繁荣，贺拉斯和维吉尔就是最好的例证。蒲柏曾写诗献给乔治二世，把后者比作奥古斯都，这当然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后世的文学史家也用“奥古斯都风格”，来称呼十八世纪前半期的英国文学。蒲柏写过“仿贺拉斯诗札”多篇，约翰逊博士的《伦敦》，则是仿朱文纳尔的诗作，都是讽刺文学中的名篇。英雄双行体，是蒲柏诗歌的一大特点，《讽刺的解剖》中译本以散文体来翻译，也未加说明，这是一个遗憾（如第5页、18页等）。

讽刺的“兴起”与 “不从国教”

其实，讽刺（不只是“讽刺独白”）在英国的“兴起”，和宗教是有一点关系的。宗教改革以降，各教派之间相互攻击，少不了冷嘲热讽，这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尤甚尤烈，本文对此稍加解说，并指出相关讽刺背后的社会问题，也就是“制度化的不公正”。

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恢复国教（圣公会）的法令，在国内实行宗教歧视政策。此时，相对于“国教徒”，产生了一个叫作“不从国教者”的群体，他们是“二等公民”，被剥夺了某些民事、政治和宗教权利。1661年颁布的《市镇机关法》，要求市镇供职人员必须采用国教的圣餐仪式，1662年的《信仰划一法》，要求不从国教者服从国教的教义。1673年的《誓证法》重申：一切官员必须按英国国教会的礼仪领受圣餐，宣誓效忠英国国王，否认天主教教义中的“圣体转化说”。但这样的压迫政策，并不能贯彻到底，总是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调整。光荣革命后，由于《宽容法》的颁布，强制不从国教者在星期天到国教教堂做礼拜，这完全不是政府或教会法庭控制得了的。领受圣餐者的数量，明显地下降了。更有甚者，在信奉三位一体说的不从国教教徒当中，还流行着“偶尔尊奉国教”（occasional conformity）的做法，藉此，这些“二等公民”可以规避《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等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也可以“有条件地”担任公职。当然，也有坚定的不从国教者，拒绝为此而宣誓，哪怕是一年一次也不干。在漫长的十八世纪（1660-1832），曾出现过各种努力，力争要取消《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但均未成功。有了这样的“制度化不公正”的背景，就可以理解国教徒和不从国教徒之间的唇枪舌剑了，不必说，后者是一个弱势群体。《讽刺的解剖》所提及的英国十八世纪的讽刺作品，可以说大多与此有关。

1663年，巴特勒的《胡迪布拉斯》面世，《堂吉诃德》和《乔装的维吉尔》是它的“前文本”，这首诗嘲讽的对象是清教徒，确切地说，是长老派教徒。海厄特的评价很精当：“塞万提斯有时拿不准是为力图改变和改善这个世界的堂吉诃德说话，还是为嘲笑堂吉诃德徒劳无功的世人说话。但是巴特勒始终知道谁在嘲笑谁，而且断无疯狂会比理智高贵的想法。”总之，塞万提斯会觉得，吉诃德是有些可爱的，而巴特勒心知肚明，胡迪布拉斯只有可笑的份。约翰逊博士也有类似的评论：塞万提斯对吉诃德，可谓“略有深情”，而巴特勒之于胡迪布拉斯，只是“无动于衷”。中译本在这部分，有一处翻译上的错误，原文如下：“它的主人公‘全无上校的样子（acolonelling）’闯荡江湖。”（135页）这句话出自《胡迪布拉斯》第一卷第十四行，原文是，And out he rode acolonelling。译者大概认为acolonelling中的前缀a，是用来表示“否定的”，其实这里的a在语法功能上主要是构成现在分词，并无语义上的变化。这句话的意思是，主人公“像上校一样，驾马而去”。《诺顿英国文学选集》对这首诗有简单的介绍，其中提到“acolonelling against the popular sport of bear baiting”，也就是说，“驾马而去”是为了阻止民众参与“逗熊”之类的娱乐。这是清教徒道德严苛的一个例证，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记中多有记载。

再来看德莱顿的《麦克·弗莱克诺》。这是一首滑稽史诗，诗歌标题的意思，是“弗莱克诺的儿子”。被嘲讽的“儿子”，指的是当时的诗人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此人日后接替了德莱顿，成为下一位“桂冠诗人”。德莱顿在诗歌中，硬是把这位“清教徒”死对头与天主教信徒（作者按：即弗莱克诺）挂上钩。当时的宗教斗争，总是和党派相关。1681年，德莱顿写了《押沙龙和亚希多弗》（Absalom and Achitophel），这是对“排斥法案”的回应。所谓“排斥”，就是不让信仰天主教的约克公爵（查理二世的弟弟，后来的詹姆士二世）继位。其实，英国的两党，就是围绕着“排斥法案”产生的。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指出，《押沙龙和亚希多弗》是“第一次将诗歌和政治结合起来”，颇受民众欢迎。在《旧约》里，大卫王爱子押沙龙造反，仰仗的一位谋士，叫作亚希多弗。德莱顿的这首诗，影射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谋反，而那位维护新教利益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恩主），就成了亚希多弗。德莱顿被沙德威尔唤作“托利”，作为回应，他称后者为“辉格”。此时的德莱顿，以国教徒自居，语气咄咄逼人。稍后，德莱顿写了《俗人的宗教》（Religio Laici; or, A Layman’s Faith），从中读者可以嗅出时代风气的微妙变化，国教徒不得不面对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的诸种攻击，而诗人要求国教徒“保持冷静”。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位，德莱顿干脆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他的诗歌《牝鹿与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Part 1）就是一个心迹的证明。这个当口，许多国教徒纷纷改宗，以迎合詹姆士二世。时人和后来的学者，都纷纷推测，德莱顿改宗，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约翰逊博士有言，“如果说德莱顿变节，那么，他是随着全国人而变节的”。所谓的变节，就是改宗。

最滑稽的是，在这样的“讽刺”大战中，有时会敌我不分。诚如作者所说，揶揄过于含而不露，甚至给人一种发自肺腑的印象的话，就有可能被误当作是冷静的评论者，或者真诚的赞美者。海厄特以《格列佛游记》为例，不太有代表性（15页）。这里不妨举两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1702年，笛福的时政文章《对待不从国教者的最简便办法》（The Shortest Way with Dissenters）问世。在文中，笛福俨然一个托利党人，提出“整治”不同教派的最佳方案：将这些人赶出国门，或者，干脆将教士处以绞刑。文章发表之初，托利分子并不明白，这是讽刺他们自己的迫害行径，而辉格党人反倒义愤填膺，发毒誓要跟此文的作者算账。稍后，掌权的托利党人恍然大悟，二话不说就监禁了笛福，除了罚款，还让他戴着枷锁，在伦敦街头示众三天。

另一个例子，是柏克的《为自然社会辩护》（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1756）。此文刻意模仿博林布鲁克行文风格和思想原则。博林布鲁克是洛克的信徒，将怀疑论经验主义原则应用于宗教，否认任何基于神启的基督教，其中自然神论的倾向，可谓昭然若揭。柏克的模仿，惟妙惟肖，人们确信，这篇文章出自博林布鲁克或其忠实信徒之手。后来再版时，柏克不得不附上一篇前言，说明自己的讽刺意图，其实，他的矛头也指向伏尔泰和卢梭。顺便说一下，伏尔泰曾被霍安家族送进巴士底监狱，出狱后就逃亡英国，期间受到这位博林布鲁克的盛情款待，通过后者又进一步结识了蒲柏、斯威夫特等。比较而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讽刺较为明显，普通读者亦能觉察到。吉本十六岁时，信仰了天主教，他那位忠实于国教的父亲，为此大发雷霆，干脆送大逆不道的儿子去洛桑，在一个加尔文教士的家里反省。1757年，吉本恢复了国教信仰，但终生对宗教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本巨著的第十五和十六章，专门讨论基督教兴起和发展，多有嘲讽、挖苦，引起了时人的谴责。为了驳斥这些读者的偏见，吉本撰写了一篇题为“为15和16章中某些段落辩护”的文章，来澄清自己的意图。

斯威夫特是引述最多的英国作家

肖像画家查尔斯·杰瓦斯（Charles Jervas）绘制的斯威夫特肖像

《讽刺的解剖》全书引述最多的英国作家，是斯威夫特。1697年，在宗教讽刺寓言《一只木桶的故事》中，斯威夫特看似捍卫国教立场，抨击罗马天主教的反动和清教徒的偏激。就在光荣革命的前夕，少数不从国教者犹豫不决，拿不准是否要支持詹姆士二世的“宗教宽容”。斯威夫特对此耿耿于怀，似乎他们与天主教徒追求共同的目标。不过，这篇文章里还包含了大量对教会的尖锐批评，以及对神学观点的嘲弄，简直不像是出自一个教会人员的手笔。对斯威夫特的宗教立场，海厄特给出了耐人寻味的评价。斯威夫特虽然“表面上是一名基督徒，强烈地信仰原罪，但对超自然的力量毫无信心，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它的创始人中，都看不到任何救赎的希望”（183页）。这是针对《格列夫游记》而发的评论，断定作者的内心世界谈何容易，更不必说这位讽刺高手了。斯威夫特刚出道时就写过《书战》，对古典派作家和现代派著作都十分熟稔。《格列夫游记》常被当作“儿童文学读物”，实际上，它和《理想国》也很明显的精神契合。柏拉图的两个兄弟，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最后都领悟到：灵魂不可能变得“纯洁”，或者说，不可能得到“净化”，除非它脱离了人的身体及其邪恶。《格列夫游记》可以看成是一部“变形记”，“原罪”说到底和我们的身体或者“形”有关。

斯威夫特对光荣革命的态度，更不太容易断定。受辉格党恩主坦普尔（也是他自己的远房亲戚）的影响，斯威夫特写过《威廉颂》，这是对光荣革命的肯定，但这场革命也威胁到了社会的基本秩序，此类担忧在1692年创作、但未曾发表的《桑克罗夫特颂》中隐约可见。桑克罗夫特指的是，刚去世的前坎特伯雷大主教，著名的“拒绝宣誓者”，拒绝向威廉国王宣誓效忠。斯威夫特的讽刺文章，一如蒲柏的诗歌，是最为复杂的，个人性情、政治、宗教和族裔等因素，往往交织一处。谁能说清楚，斯威夫特有几张面孔？他是托利，还是辉格？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他自称，政治上是辉格党人，宗教上属于国教中的高教派。但不要忘记，他还说过：“我们当中的辉格和托利，大多数不是都声称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吗：效忠女王，拒绝向僭越王宣誓，新教统治下的王位；接受光荣革命的最终解决，钟情于国教，以及对非国教徒的宽容。不，有时，他们还更进一步，转而拥护彼此的原则：辉格分子会成为国王特权的坚定拥护者；而托利则变成了（拥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党派 。”

斯威夫特常被当作爱尔兰的爱国者，“自由的捍卫者”（这是墓志铭中的原话），这主要得益于《布商的信》（1724）。实际上，他的写作动机极为复杂，与热爱自由相比，他更痛恨伦敦辉格党政权，尤甚仇视乔治一世和沃波尔首相。斯威夫特曾经紧紧追随辉格党，梦寐以求在英国国教内觅得一个显赫的神职。斯威夫特也不太不掩饰自己对爱尔兰人和爱尔兰政治的蔑视。可以说，爱尔兰最初只是他的流放之地。当安女王去世后，斯威夫特失望地回到爱尔兰，并下定决心不去干涉爱尔兰的政治。接下来的几年，他主要是为安女王的最后一届政府而辩护。那么，《布商的信》背后的愤怒，究竟是什么？汉诺威王朝登基后，托利党失宠，辉格党反攻倒算，弹劾斯威夫特的老朋友、托利党领袖（包括上面提到的博林布鲁克），最重要的是，此时的辉格党政府试图加强不从国教的地位。1718-1719年，辉格党内阁提出一系列法案，为不从国教者规避《誓证法》和《市镇机关法》提供了各种办法和措施。当然，国教徒是不会不加反击的。

在整个十八世纪，双方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歇。十八世纪末，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猛烈抨击普莱斯，指责他忘记了作为英国国民的义务。普莱斯是一名不从国教者派的牧师，在《爱国论》（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中，公开支持法国大革命主张的民事与宗教自由。激进的女作家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虽然是国教徒，却视普莱斯为精神之父，她的《权利辩》是最早答复柏克的文章之一。其中写到，“有人（作者按：此指不从国教者）反对我们的礼拜方式，但在国教教堂之外，他们又无处可以容身，如何祷告或布道，而又问心无愧呢？这位普莱斯博士无非说，他们（作者按：亦指不从国教者）不妨设立自己的礼拜方式，那些不必要的道歉就可一免，也不会招致国教徒的反对”。你瞧，还是那个老问题。

“讽刺”与女作家

在这本书的最后，海厄特花了不少篇幅来探究“讽刺”的动机。其中提到，许多讽刺作家是因痛感自卑、社会不公，或是被排除在某个利益集团之外，才投身写作的。海厄特所举的例子，主要涉及如下几个因素。阶级因素，比如贺拉斯，他的父亲是奴隶。族裔因素，比如斯威夫特和乔伊斯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拜伦和奥威尔是盎格鲁-苏格兰人。甚至有身体因素，如蒲柏身材矮小、畸形；布瓦洛神经过敏，身体多病；拜伦跛足等（275页）。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因素没有被提及。不仅如此，《讽刺的解剖》几乎没有认真讨论任何一部女作家的作品。涉及的女作家，屈指一算，不过三个。前面提到的伍尔夫，是个“恶作剧者”；蒙塔古夫人，只说了一句俏皮话（259页）。说来说去，只有玛丽·麦卡锡的小说《学园的树林》被提及，但一句话就打发掉了，这本小说的题材是“一名自由主义校长领导下的女子学院”（224页）。

一如阶级和族裔，性别也关乎制度化的权力关系。不平则鸣，谈何容易！有一些群体是不便于鸣，或者不敢鸣的。毕竟，并不是任何不满或者憎恶，都可以直接、真诚或者公开地表达出来。哈丁（D. W. Harding）是一位心理学教授，却因《有节制的憎恶》（"Regulated Hatred"）一文，而留名于奥斯丁批评史。该文起初是他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系时所写的讲演稿，1940年在《细察》上，未加改动全文发表。文章开篇就指出，对奥斯丁的印象，经过批评家、文学史、大学讲坛和文学报道等层层过滤，“到了读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哈丁精心挑选了若干小说中别具意味的评论段落进行分析，指出“要是读者当真，就会发现，这些文字正是对大家遵从的社交原则的毁灭性抨击”，奥斯丁对“井然有序、优雅体面的文明社会，从心底里怀有尊敬的感情”，同时，对其中存在的“粗俗和平庸，也十分敏感”。奥斯丁必须寻找一种隐蔽的手法，既能坚持己见，又不至于和亲戚朋友发生公开冲突。1952年，某一位美国的文学评论家（Marvin Mudrick）干脆说，奥斯丁的反讽是女人独有的心理反应，同时也是自我防护的有效武器。

男女在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异，的确是他们间真诚交流的一个障碍。反讽在伯尼、奥斯丁等女作家的手中，变得成熟丰盈，成了得心趁手的工具，这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分不开。法国大革命之前，洛克关于幸福、教育、自由和必要的权威等观点，得到各种立场作家的认可。传统派也好，时尚派也罢，他们的论辩中，往往包含着共同的词汇。“情感”是革新者所支持的高频词，但传统人士也希望在家庭中培养健康的“情感”。然而，随着反动风气日盛，这些词汇的含义，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快乐是道德的督促者，这是约翰逊博士的看法，无可厚非，到十八世纪末，却有宣扬纵欲之嫌；个人独立本来也值得鼓励，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却意味着藐视权威。同样，“情感”越来越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几乎是“滥情”的代名词。英法一旦开战，英国国内的社会舆论，在对抗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时，就更强调民族国家的建设了。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改革热情逐渐转向了宗教和社会领域，比如福音主义者和柏克等，大肆宣传审慎的举止，强调自我牺牲的精神。总之，“民族国家”的号角和宗教的热忱，成为那一时期谋求社会共识的有效工具，不仅被用来证明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也推进了文化改革和社会管理。

在整个十八世纪，报刊蓬勃发展，已经为女性话题的自由探讨敞开了大门。但在世纪之交，多数英国女作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何来进一步自由真诚地探讨女性话题，又不卷入革命与反动的政治表态之中；如何来批评父权社会，又不被怀疑传播“有毒的思想”。不难理解，审慎、谦逊、矜持等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品质，在行为指南和道德说教小说中，它们成为支配女性行为的主要原则。前面提到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评柏克所谓的“骑士的殷勤”是一种虚假的礼貌。谦逊的确是重要的品质，但要区分真正的谦逊和虚假的谦逊。在沃氏看来，正是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虚假的谦逊和矜持（假正经），包括贞洁的观念，让女性陷入从属的地位，变得不真诚，甚至虚伪。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戈德温，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鼻祖，在同一时期写了《政治正义论》，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真诚”，而他的政治小说（Caleb Williams，1794）讨论的是贞洁观念对男性的毒害。

历史与肖像画家约翰·奥皮（John Opie）绘制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肖像

在《对现代女性教育制度的批评》（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1799）中，针对日常对话中的得体举止，保守作家莫尔给女性提出了广泛的建议。谈话是一种“取悦他人的艺术”；淑女们要学会“倾听”，适当保持优雅的沉默，尽管内心不需要接受。原因很简单，许多男人并不一定欣赏理智的女人。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殷勤和求婚”，她的原话是：“请不要把我当作一个优雅的女性，存心想要作弄你，我是一个理智的人。”莫尔考虑的是，在不损害“美德”的情况下，将“骑士的殷勤”，或者矜持和谦逊，转化成为女性的优势。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如此的谦逊或者矜持是道德上的弱点，而对莫尔来说，这可是一套复杂的道德义务。考虑到当时的大背景，哪怕是激烈反对革命的女作家，也得细究其作品中暗含的社会批评，莫尔何尝没有意识到女性的边缘地位。

许多英国女性作家，未必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她们害怕被扣上“雅各宾派”的帽子。当然，她们也担心社会秩序的动摇，或对某些激进诉求，如对个人欲望的张扬等心怀戒惧，不得不来批判改革者的热情，同时，又谨慎地界定了保守和进步人士都认同的中间立场。她们吸收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思想的某些因素，宣扬真正的谦逊和真诚的情感，并将这些作为社会稳定和家庭美德的保障。她们也借助矜持和审慎，巧妙地缩小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柏克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一系列暗度陈仓的手法，如反讽、矛盾修辞和双重情节等修辞技巧，就这样被发展出来，从而含蓄地表达社会批评。难怪在二十世纪晚期，“激进的奥斯丁”“后现代奥斯丁”，甚至“酷儿奥斯丁”等比较耸听的提法，不绝于耳。颠覆传统的奥斯丁批评，乃至传统奥斯丁的形象，曾一度成为英美学界的潮流。

这些看似矛盾的阐释，恰说明了讽刺（尤其是反讽）的鲜活力量，通过这些相互矫正的解读，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文学和社会，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解。诚如本书的译后记所说，“讽刺不仅是一种文学类型，更是一种内在于人类存在史、同时为之提供超越可能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现象”。反讽性的矫正一旦变成文化惯例，也许会缓解“制度化的不公正”，增强公民的宽容心和责任感，从而促成一个健康的社会。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