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说唱与戏曲的区别（民间说唱曲艺相声）

“相声”类曲种是曲艺艺术中，形态构成较为独特的一个曲种类型，既包括汉族曲艺中影响较大的相声、“答嘴鼓”(即流行于福建和台湾一带的表演形式，类似“对口”，但是即兴性很强，对话采用的语言均为格律比较规整的韵文，曲本的语体类似于数来宝的唱词)和四川的“相书”(说唱类的表演，后面详细介绍)等。也包括诸如朝鲜族用朝鲜语表演的“漫谈”(类似于相声的“单口”)和“才谈”(类似于相声的“对口”)，以及受汉族相声艺术的影响所形成的同类少数民族曲种，如蒙古族的“笑磕亚热”(简单理解为“蒙语相声”)等等……

四川的“相书”是一种通过戏剧性很强的喜剧性虚拟“说唱”来“以趣明理”的曲艺品种，这种形式在北方相声的形成过程中也曾经存在过，就是用补幔围起来表演，故被称为“暗相声”或者“暗春”，于不用布幔的表演“明春”相对应而存在，在四川，这种表演则发展成为了一种独立存在的曲种形式了，即“相书”。

汉族的相声基本上采用北京话来表演，是整个曲艺艺术门类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曲艺形式，又是整个曲艺形式中自身形态比较发达的曲种，所以汉族相声是探讨相声类曲种最主要的类型。

历史渊源

对于相声的历史渊源，我们要从两方面追溯，如果从通过语言表现喜剧效果的“谐谑”(发音：XIEXUE)来看，要追溯到东汉，当时有一种表演形式被后人认为是“与现代的相声相仿佛”，但从作为一个具体的曲种来看，相声的历史并不很长，从现在掌握的可信资料看，其作为一个独立曲种的形成，大约是在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即公元1821-1874年。

“相声”作为一个词汇，最早的含义是运用口技手段所进行的摹拟性表演，宋代的时候被记载为“像生”，明代被记载作“隔壁戏”，到了清代又被称作“象声”或“像声”等等，但都是一脉相成的艺术形式。这种口技表演对于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的相声来说，只不过提供了一个被沿袭下来的名称而已。

对于更主要和直接的渊源，则是民间说讲笑话的表演和满族曲种“八角鼓的拆唱”的演出方式，形成了单口和对口捧逗的相互融合。这是相声艺术的雏形。

单口相声的开山鼻祖：张三禄

使相声表演艺术得以最终确立的因素，据说是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北京“八角鼓拆唱”名角张三禄离群单干有关。

相传张三禄为人机智诙谐，但性情刁钻善于自我表现，常在“拆唱”八角鼓时擅自“抓哏”使噱，使同台演员无法对应而丢脸伤面子。长此以往，导致同行不愿与他同台并有意排挤他。在此情况下，他愤而撂地，一个人以说演笑话的方式为生，并在其笑话中加入了“拆唱八角鼓”中“逗哏”的技巧。

他不愿自己的表演称之为“八角鼓”，而是借用了一个一个人行艺的表演名称。称之为“相声”，从此开创了单口相声的表演先河。又因为“全堂八角鼓”(八角鼓的另一种表演形式)讲究“说、学、逗、唱、吹、打、拉、弹”行当十分齐全，且后来相声的表演中也对戏曲与民间小调的学唱有所发展，故在相声艺人的后来艺术实践中，也运用了“说、学、逗、唱”来概括自身艺术的构成技巧。

张三禄之后，相声的表演渐渐形成气候，形成了三个支脉，即朱绍文派、阿彦涛派、沈春和派。

其中的朱绍文，艺名“穷不怕”，汉军旗人，世居北京地安门外毡子房，幼习二黄小花脸，后改习架子前脸(彩扮莲花落的丑角)。据说咸丰皇帝驾崩之后，勒令百日内不准动乐演戏，朱绍文为生计所迫，同治元年(1862年)改行到天桥一带撂地演出，他有四名艺徒：贫有本、富有根、徐有禄、范有缘。

在此之前，相声的演出全是单口表演，朱绍文则常常与徒弟搭档表演，开创了对口相声表演的先河。之后，多人表演的“群口”形式也出现了，至清末明初，相声不仅仅在京津地区广为流传，而且远传到了东北、山东、江苏等地，成为了影响面较大又风格独特的曲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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