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蜀王山战役（鏖战台儿庄无墙不饮弹）

中国士兵进入月河街搜寻日军残余，台儿庄大战最惨烈的巷战就发生在这里。 资料图片

2015年4月7日，重建后的月河街，尽可能保留了战前的样子。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展出的中国守军使用过的大刀。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美国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用镜头记录下一名敢死队员在一名老兵的帮助下，把手榴弹绑在身上。资料图片

老兵王清松再次“被发现”，是在两年前。

2013年，为了寻找在台儿庄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抗战老兵，祭奠大战烈士，台儿庄开展“寻找大战英烈”的活动，王清松的抗战事迹才被知晓。

几年前他回忆往事，还可以瞪圆了眼睛，高高地抬起手臂。

现在，这位97岁的老人已经失语了。

但通过曾经的讲述，还能重现77年前他打出第一发子弹的情景。

迅速拉动枪栓、推弹入膛、瞄准、射击。尽管只经历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但他手法娴熟。

这原本是一双握笔写字的手。1937年，河南新乡人王清松还是一名小学教员，教书识字。

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日军侵北平、占南京，18岁的王清松把手中的笔换成一杆中正式步枪。他告诉自己的团长，誓死要把鬼子赶走，让孩子好好念书。

几天前，王清松驻守河南孟津，负责黄河防务，3月上旬晚上九点多，部队接到命令，拔营开往徐州。

在王清松的记忆中，到达徐州后，他们立即徒步急行北上，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他们昼伏夜行。

目标：台儿庄。

尸山血海，力战而死

台儿庄，濒临京杭大运河、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鲁南小镇，方圆两平方公里，南北通衢，商铺千户，商船南来北往。

2015年4月8日，台儿庄古城西门，两岸的柳树新发，三五只游船在碧色的运河里穿梭。

但在77年前，这里是王清松与日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双方反复争夺运河。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7师79旅158团士兵王清松的任务是，和第30师的士兵在台儿庄城外侧翼阻击日军，协同城内驻军，守卫城池。

“这一仗子弹都打没了，在运河里和鬼子拼刺刀。死了很多人，运河里都是尸体。”王清松向人们回忆说。

鏖战中，一枚炮弹在他身旁炸响。他后来回忆，当时他的耳朵被震聋，轰鸣喧嚣的战场突然安静下来。

战死的士兵大多血肉模糊，只能靠衣服分辨哪个是鬼子，哪个是战友，“在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害怕。”

1938年3月30日夜，台儿庄只剩下西门还未失守。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接到第31师师长池峰城命令，进城阻击敌人，“死守台儿庄。”

午夜进城的忤德厚看到，街道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日军逐一蹲点把守。“我们只能推倒山墙前进，推不倒墙，就在墙上掏枪眼射击，对面的敌人也在掏，双方只有一墙之隔，互相夺枪。”忤德厚事后回忆说。

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3营士兵利用民房家具在街道构筑防御工事，反复争夺推进，但在日军步兵平射炮压制下，伤亡巨大。

王清松所在的158团伤亡殆尽，10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

4月2日，在台儿庄东城，王清松的一组战友与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激战，全部阵亡。

在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中记载，中国军第27师80旅的士兵，藏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决死勇战，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

日军曾使翻译劝降这些士兵，但“应者绝无”，日军伤亡66人，250名国军士兵全部阵亡，“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尸山血海，非独日军所有。”

“有敢退过河者，杀无赦”

今年80岁的池惠华能从父亲的口中，感受到台儿庄战况之惨烈，情势之危急。

2015年4月21日，北京明光北里一处老楼里，池惠华能体会到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池惠华的父亲池峰城，是当年守城31师师长。台儿庄一战，他向指挥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撤退到运河南岸，给部队“留点种儿”。

孙连仲那时也焦灼万分，此前，他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过电话。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孙连仲给他打电话，语气哀婉，“我们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一请求遭到李宗仁的拒绝，“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指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回复，“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一份来自中国军队的战斗详报记录了4月3日的危急：中午，日军出动11架飞机对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这一日，台儿庄已失守大半，守军退守南关一隅，生死存亡。

这一日，台儿庄进入生死攸关的时刻。

日本《朝日新闻》当日刊发报道称，“日军已经占领台儿庄的四分之三。”而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三个师伤亡达十分之七。

孙连仲下令，第31师守城将士与台儿庄阵地共存亡，“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

“为了方便指挥，池峰城的师指挥部距离战场就一两公里。”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

4月4日，日军电台宣布已完全占领台儿庄的这天，池峰城下令炸毁运河上的浮桥，“台儿庄就是31师的坟墓。”

孙连仲给李宗仁发电报，“官兵誓死与台儿庄共存亡，即一兵一卒亦必以最后之一滴血以换取最大之代价。”

敢死队

现在的台儿庄，饰品、饭店、酒吧等商铺鳞次栉比。

但有人没有忘记历史。

一家饰品商店的墙外，悬挂着一张2米高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一名敢死队员在一名老兵的帮助下，把手榴弹绑在身上。游客们驻足观望，合影留念。

这是美国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当年拍下的照片。

1938年4月3日夜，台儿庄岌岌可危。李宗仁下了一道命令，悬赏十万大洋，组织敢死队，夜袭敌军。

李宗仁命令，凡是可以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集合，组织敢死队。

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组织了20名敢死队员。

王清松记得，出征前，师长黄樵松写下了一首《榴花》绝命诗：昨夜梦中炮声隆，朝来榴花满地红。英雄效命咫尺外，榴花原是血染成。

石榴树是山东一种常见树种，许多人家种植在庭院，每年五六月间繁花盛开，通红一片。这首绝命诗，在守军之间流传开来。

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组织了40名敢死队员，成功夺取城西北角，只有两名队员返还。

在所有敢死队中，以31师91旅旅长王冠五的57人敢死队最为著名。57名敢死队员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返回时仅剩13人。

“幸存的13名队员，其中1人返回途中自杀了，他觉得没完成任务。”赵延庆说。

期间，王冠五共组织了三次敢死队，人数多达329名。

李宗仁的侄子李伦介绍，尽管李宗仁开出了十万大洋的赏金，但敢死队员对银元并不热衷，“他们是为国效力。”

4月4日，中国军队这一天的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城内之敌，步炮协力自本日午前一时至午后五时连续向我猛攻四次，肉搏巷战达十余次，敌并用烧夷弹燃烧我占据之房屋，均经我第31师守城部队奋勇击退。

日军战报记录：当天战线仅推进约八十米。

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如今，重建的台儿庄古城仍然能看见当年激战的痕迹。

曾作为31师186团指挥所的清真寺，一面外墙上每块砖上都有弹孔，最密集处0.5平方米弹孔达30多个；袁家后巷一面青砖墙上，斑驳的墙面布满上百个弹孔。

1938年4月6日晚，鏖战多日的王清松终于盼来了希望。

当天，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

池峰城下令士兵们出击，此时，他的31师8000余名士兵仅剩1400余名。

4月7日早晨6点，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还没睡醒的时候，一名中国士兵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卡帕赶到台儿庄，拍下了中国士兵把旗帜插在城头的照片。

日军一名参战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

池峰城的儿子池惠华说，大战结束后，池峰城曾拿着雨布在地上捡碎尸体，捡胳膊捡腿，一边捡一边掉眼泪。

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台儿庄大战日军伤亡七千余人，国军伤亡达两万人，“这些遗骸大部分都是就地就近掩埋。”

抗战胜利后，厌倦内战的王清松丢下枪，回家务农。

今年97岁的王清松颐养天年，他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台儿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

但大部分人没有这么幸运。

1938年3月，一名25岁和一名35岁左右的士兵，在战斗最激烈的西门阻击日军，生死未卜。

直到73年后的2011年9月，台儿庄古城西门重建时，人们挖掘出两具遗骸。遗骸头戴钢盔，一侧卧着汉阳造步枪，体内还有日军的步枪弹头。

这正是台儿庄大战中阵亡的两名中国士兵，也是唯一保存完整的烈士遗骸，无名无姓。

器与术

手榴弹大刀片巷战夜袭

进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属于日军第十师团的精锐部队，而第十师团是日本陆军甲种师团，装备精良，被称为日军现代化部队的样板。

面对这样的精锐部队，为避其锋芒，台儿庄中国守军利用手榴弹和大刀片，与其展开巷战和夜袭。

第二集团军属于西北军，人手一把大刀是他们的标志装备。31师185团士兵孙殿修记得，这些大刀有四五斤重，能一刀砍断碗口粗的树。如今，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还保存着当年守军使用的大刀。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无论巷战还是夜袭，手榴弹作用非凡，“因为缺少反坦克武器，日军坦克冲入台儿庄东北角时，70名国军士兵被碾压而死，最终是集束手榴弹炸毁了坦克。”

据统计，台儿庄大战过后，第31师使用了30万余枚手榴弹。时任峄县代理县长李同伟回忆，战后他返回台儿庄，看到地面上散落的手榴弹弹皮有10厘米厚，满地都是手榴弹木柄。

在生死攸关的4月3日和4日，数百名敢死队员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白天巷战，夜间偷袭，成功收复失地。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山东台儿庄报道

启示录

1938年，北平失守，天津失守，南京沦陷，太原沦陷，济南沦陷，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寒冬。

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日军以济南、南京为基地，沿津浦路南北合围徐州，试图打通津浦线，将华北华东连成一片。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决定在徐州东北60公里外的台儿庄阻击日军。

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督战。战前，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了不战自退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

从1938年3月23日，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包围与反包围的厮杀。日军一度控制台儿庄四分之三的地区，但是中国军队拼死不退。

到4月7日凌晨日军全面溃败退出台儿庄，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日军伤亡7000余人，而中国军队也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首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在当时亡国论、妥协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打击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骄狂气焰，坚定了民众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台儿庄大战的胜利，迟滞了日军攻打武汉，为抗战力量内迁赢得了时间。

美国女作家芭芭拉·塔奇曼说，台儿庄大战是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现代化陆军以来，第一次从战场后退。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特约顾问：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 赵延庆

台儿庄古城“寻访大战英烈”摄影师 高启民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提供资料

台儿庄大捷后，孙连仲（前排右一）和李宗仁（前排右二）、白崇禧（前排右三）等将领合影。

1945年，孙连仲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外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上。

4月5日清明，西安乐村的村民们在埋葬抗战将士的小树林进行祭奠活动。

“我们家其实挺有意思，卢沟桥事变，是我外公打响第一枪，8年抗战胜利，我爷爷又在北京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4月24日，孙大强在自家的牛排馆里与记者聊起自己的爷爷和外公，一脸的自豪。

孙大强确实应该自豪，因为他的爷爷是血战台儿庄的抗日名将孙连仲，而他的外公，则是“七七事变”中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孙、宋两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抗战史。

孙连仲来到台湾后，逐渐远离军界、政界，而他的儿孙们，也无一人从政从军，他们遵循先辈教导，“学一门技术，用实业报国”。

人物小传

孙大强（72岁） 抗日名将孙连仲长孙、抗日名将宋哲元外孙。他将美式快餐引入台湾，被称为台湾美式餐饮教父。

从不对家人提及台儿庄

从台儿庄大战中生还的人，很多提起那场血战就会哭。孙连仲，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守城。

孙大强说，在他记忆中，爷爷从未在家人面前提及他打仗的经历。等到成年后，他才从史料中获知祖父的战功。

在张洪涛的《国殇》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孙连仲的心境：台儿庄大战之后，他不愿再听到“台儿庄”三个字，更不愿人们把他与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台儿庄一仗后，他的心境就再没平静过。他的西北军旧部已所剩无几，就连身边的几个跟随他多年的参谋、副官，平日跟他随便得像家人一样的几个弟兄，也融入了台儿庄的焦土中。

据说孙连仲部2万余名将士，牺牲14000多人，歼敌万余。

孙鹏万，孙连仲的小儿子，亦是孙大强的小叔。他对记者讲述了如下一幕：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作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在故宫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2万多民众欢呼雀跃。孙连仲当时想哭又不能哭，强忍着眼泪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脑子里全是抗战8年跟随他而牺牲的将士们。”

孙大强说，爷爷性格很单纯，不善于政治。

孙连仲带领的西北军被称为“杂牌军”，虽然战功赫赫，但不受蒋介石重用。入台后，他被委以虚职。1956年，孙连仲彻底退役。

此后，孙连仲将精力放在网球运动。

有一次，中日韩网球比赛在日本召开，作为台湾网球协会会长的孙连仲，带队参赛并获奖。

孙鹏万后来对媒体回忆，那场赛事日方很重视，日本天皇的皇子也到场观看。日方向孙连仲率领的台湾代表队颁奖时，孙连仲仰着头，拿起奖牌就走，并没有鞠躬致谢。

孙鹏万说，父亲对日本人充满恨意。

儿女多在孤儿院长大

在孙大强的记忆中，他只见过几次爷爷。

孙大强的父亲孙湘德，是孙连仲的长子，由第一位夫人苏氏所生。

抗战时期，孙湘德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在天津英租界。他曾加入“抗日杀奸团”，并亲手暗杀汉奸。

尔后，孙湘德进入黄埔军校成为十七期学员，并参军担任校官。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中，还有孙湘德的青梅竹马，宋哲元将军的二女儿宋景宪，后来两人结为夫妻，相伴70多年。

孙连仲的第二位夫人名为罗毓凤，为清朝端王爱新觉罗载漪的孙女。在冯玉祥荐婚保媒下，两人成婚，育有三儿三女。

罗毓凤在抗战时期曾经担任伤病医院院长、主持河南流亡儿童教养院。经常一身戎装，与宋美龄一起出现在战壕中救治伤员。

孙鹏万则是罗毓凤所生的最小的儿子。

孙鹏万说，他幼年时跟着父亲到台湾，很受父亲宠爱。但哥哥姐姐们多数都是在抗战时长大。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带兵打仗，母亲也忙于救济孤儿，哥哥姐姐们也都跟着在孤儿院长大。

到了台湾后，孙连仲的子女们纷纷离开，移民到美国。

孙鹏万记得，少年时的他有一次抽烟，烟缸被父亲发现，父亲拿着烟缸从他眼前走过去倒掉，然后又放回原位，并留下一张字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005年，孙鹏万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前往台儿庄遗址参观，见到当年孙连仲指挥部借用民房的主人。

那位近80岁的老人抱着他痛哭，跟他说，“你父亲当年走的时候说要带我去当兵，这一晃都快70年过去了。”

拿什么护照也不能忘了根

孙大强的外祖父宋哲元，亦是抗日名将，曾有豪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宋哲元时任29军军长，率兵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

“母亲宋景宪时常与我们提及外祖父。在她眼中，宋哲元是一位深明大义，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孙大强说，但直到1940年宋哲元在四川绵阳去世，国人对他还有些误解，认为他当年在北京与日本人曾私下联系。

为此，宋景宪一直有一桩心愿，要为宋哲元正名。她搜集了很多29军抗战的资料，还有宋哲元的遗迹，满满两大箱。后来宋景宪在美出版《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成为近代史珍贵史料。

在他们家中，母亲宋景宪比较严厉，也很有个性。因为母亲不喜蒋家政权，孙大强一家1949年赴台湾后，又马上转移到香港定居，父亲孙湘德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时事政治。上世纪60年代，一家六口也移民美国。

在孙大强的记忆当中，幼年到香港，整个过程都是颠沛流离，随后的日子更像是流放的感觉，没有根，也没有了故乡。

孙大强说，他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接触的都是英式教育，但母亲宋景宪逼着他们念中文，读中国历史。

后来虽然移居美国，宋景宪还跟孙大强他们说，无论今后拿什么护照，那都是为了生活、工作方便，但你的民族永远跟着你。

儿孙都靠自己讨生活

孙大强说，无论是祖父孙连仲的儿女，还是外祖父宋哲元的后人，他们几乎已全部移居美国。

孙大强的舅舅，宋哲元的独子宋华玉娶了孙连仲的女儿孙幼如为妻。宋华玉在解放前即到美国，后来在美国外交部工作。

孙大强说，他们这些后人，基本都没有依靠父辈的荣耀和名声获得荫荣，因为无论是宋哲元还是孙连仲，在台湾都被正规军排斥，他们也都依靠自己的能力讨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台湾作为制造业基地，为美国各大品牌代工。当年孙大强所在的美国贸易公司将他派驻台湾，来往美国与台湾之间。他由此看到机会，开始代理生产美国史努比、迪士尼玩偶。

随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美国麦当劳生意火爆，他有了把麦当劳引入台湾的打算，于是他就与美方谈判，拿下麦当劳在中国的代理权，并在台湾开办麦当劳餐厅，并一举成功。

孙大强说，在台湾像他这么大年纪的人，很少有既通中国文化又通美国文化的人，因此美国人放心与他合作。

孙大强将自己抓住生意场上的机会，归结为自己将门之后的基因。他说自己的母亲做事雷厉风行，在他的个性当中和母亲有些相似，不怕失败，看准机会就不会瞻前顾后。

“我们家其实挺有意思，卢沟桥事变，是我外公打响第一枪，8年抗战胜利，我爷爷又在北京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孙大强说，孙宋两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抗战史。

如今，孙宋两家的后人们各自在美国打拼自己事业。他们当中没有人再从军从政，孙连仲的儿女当中，不是医生就是教授，他们受父辈教导，无论如何要学一门技能，用实业报国。如今第三代，开始踏入商界。

孙大强说，自己的母亲很崇拜外公，对外公感情很深。他打算将母亲的骨灰移到绵阳宋哲元上将墓地，让母亲落叶归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台湾报道

人物小传

程恒莲（98岁） 山东临沂西安乐村村民，亲眼目睹血战后的场面，并和乡邻亲手埋葬了486名抗战将士遗体。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从青岛登陆，意图从临沂南下，与济南、南京出发的日军对徐州形成合围。为了给台儿庄守军布防赢取时间，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日军，打响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

是年2月24日，一支数百人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在葛沟镇西安乐村，与日军展开巷战，几乎全部战死。时年22岁的村民程恒莲亲眼目睹了海军陆战队与日军血战后的场面，并和乡邻一起埋葬了486名阵亡将士遗体。

【口述】

“不能让486具忠骨总躺水沟下”

挖坑埋了486名将士

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天很冷。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22岁，刚嫁进西安乐村。

那天早上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往外跑，在30多里地外的林子里躲了五六天，才试着回村看看。

我进村一看，脚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的老天爷，到处都是死人，街上，院子里，屋子里，家家户户都有尸体，墙上都是血和刀砍的痕迹。有户村民的院子里，人叠人躺着30多具。

这些都是海军陆战队的遗体，他们很好认，因为他们的棉军装是蓝色的，不是一般的土黄色。鬼子死的也很多，

在俺家旁边的胡同里，还有一个士兵喘气，受了重伤。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长方脸，大高个，当时没有医院医生，我给他喂了水，想救他，但晚上他还是去世了。

我们合计，得给这些打鬼子的战士们收尸。当时村子没有合适的地方，村西南有块荒地叫棺地，以前村里死了小孩会埋在那儿。壮劳力们卸下门板，用门板把尸体抬到棺地的池塘里。

人摞人，一个池塘不够，又挖了一个，填满了还是装不下，又挖了一个大的，也填满了。填满的时候数了数，总共486人。

池塘填平后，遗体一腐烂，地就洼下去，遗骨又露出来。男劳力又找来秫秸，盖在遗体上，又填埋了一次。

解放后，填平的池塘成了一片林地，林间多出来一条水沟，小孩经常在里面玩儿，会踩到骨头。大人都不让小孩下水沟玩儿。

想给英雄们建陵立碑

1984年，俺村老支书刘敬礼在青州碰到个老头，老头问他是不是葛沟镇的，老支书说是葛沟西安乐村的，这个老头说，17岁那年他在西安乐村和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人。

他问老支书建烈士陵园了没，老支书说没有，觉得挺遗憾的。

村里人都想给英雄们做点啥，又不知道咋办。唯一能给英雄们做的是，每年清明自发把小树林打扫干净，烧纸祭奠一下。

其实我们村也向上反映过，希望给将士们立个碑、建个陵园什么的，但都没什么下文。

不过这困扰村民几十年的事儿，在2012年开始有了转机。

那年有个叫常芳的作家写长篇小说《第五战区》，到我们村采风。老支书刘敬礼和村委合计，能不能给这些英雄立碑，立个“临沂阻击战无名烈士之墓”啥的，我们给作家打电话征求意见，作家非常支持。

碑有眉目身份仍是谜

在作家的帮助下，有媒体来村里采访，把当年的战斗和我们的心愿一并报道了出来，没想到引起了那么大关注。

好多人给村委会打电话，想要捐助立碑。还有一个女人专门从台湾来到俺们村，在小树林里烧纸祭奠。她说看了网上的报道非常感动。

前几天城乡规划勘察院的人来了，进行实地测量，做纪念碑的准备工作，需要486块花岗岩。每一块花岗岩代表一个英雄。

还有一个好消息。村主任说，今年临沂市民政部门已经将评烈士的材料上报，对村民的爱心全力支持。

不过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这些牺牲将士的身份仍然是个谜。村里和外界的好心人也准备和台湾抗战老兵联系，争取查到这些士兵的番号和身份。

在今年祭奠时，我觉得村支书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中国人。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整理报道

摄影/记者 浦峰 尹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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