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讲讲粮票背后的故事 粮票是如何消失的

1982年4月，深圳泮溪酒家开业。这家创建于1947年的酒店，总店坐落于广州市西郊荔湾湖畔，以其宏大而精美的园林建筑，成为全国最大的园林酒家，被人们誉为“江南第一家”，与北园、南园一道合称为广州三大园林酒家。90年代被授予“中华老字号”和“国家特级酒家”称号。

这样一家酒店开业，对刚刚经历了“文革”，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它的粉墙黛瓦、绿榕回廊，以及金龙化皮乳猪、八宝冬瓜盅、绿茵白兔饺、鹤鹑千层酥等名菜名点，无不吸引着人们。

可是开业仅两天，眼见着酒店生意红火异常，总经理却愁眉苦脸地跑到市政府诉苦（1958年泮溪酒家转为国营）。

这就奇怪了，生意好还诉苦？难道嫌赚钱太多不成？

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财贸办主任的李定回忆，总经理诉苦说，不少来到店里的客人没有粮票吃不上饭，饭店和客人都着急，但都没办法。有脾气大的顾客就冲工作人员发火：什么特区？连饭都吃不上！

80年代还是票证时代，出门带粮票就像我们今天出门带手机一样，不带的话吃不上饭。因此有人把粮票称为“吃饭的护照”。可是在按户籍实行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深圳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身上没粮票呢？

这其实正是深圳特区发展早期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当时深圳成为经济特区还不到两年，大批建设者、创业者、打工者从全国各地一起涌来，深圳人口从原来的两三万发展到八十年代初的五六十万。怎样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摆在深圳市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

80年代深圳中英街

来到深圳的外地人，大多是人在深圳，户口还在本地。第一个月的粮票可以随身带来，第二个月也能让家人寄来，可到了第三个月，很多人就接续不上了——毕竟家人也要吃饭，哪有那么多粮票可寄？即便那些有粮票的，也因为劳动强度大，饭量大，定量根本不够用。

那个年代，粮票只在户籍所在地供应，也就是说，你是哪地方人，就在哪地方领粮票。因此，外来人员在深圳是领不到粮票的。

另外，有不少人到深圳淘金是偷偷跑出来的，原单位根本不知道，一旦时间长了被发现，单位肯定会到粮食部门取消他们的票证供应，这样一来，这些人就成了“无粮户”，要饿肚子。

好在他们在深圳挣到了钱，可以在市场上买高价粮（议价粮）解决吃饭问题，对有没有粮票倒也不很在乎。但想到泮溪酒家这样的国营大饭店吃顿好的，却绕不过粮票这道坎。

泮溪酒家有接受过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全国最佳点心师罗坤、优秀点心师齐惠瑞、特级厨师范汉鸿、杨海等强大的技术队伍，八大名点和八大名菜受到过广州市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享誉海内外。

泮溪酒家内景

很多人来到泮溪酒家，就是为了尝尝他们的点心和菜肴，想着没有粮票但多花点钱，也能一饱口福。可是泮溪酒家规定，所有主食和米面做的点心都要用粮票购买。

这样一来，那些没粮票的客人只能干瞪眼，酒店也没办法。客人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只能悻悻离去。眼看着有东西不能卖，酒店声誉还受到影响，总经理又怎能不着急呢？

李定听了总经理的叙说，也感到为难。粮票虽小，却牵扯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能有人要问：那时候吃饭为什么非要粮票呢？直接用钱不行吗？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了解我国为什么要实行粮票制度。

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商品票证，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工业水平落后，商品短缺，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专用购买票证。

不过，票证制度并非我国独创，17世纪的法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二战时期的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发行过票证，对生活必需品进行计划供应。但他们的票证存续时间短，范围小，对社会影响不大。真正使票证成为一种经济制度并普遍化、固定化的，还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发行票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计划经济的设计者、理论家认为，货币是旧社会、资本主义的产物，计划经济要建立一种全新的、不带市场经济弊病的体制。为此，他们经过种种实验后，最终确立了票证制度。

二是短缺所致。计划经济被国外经济学家称为“短缺经济”，在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用票证对消费品进行配给，可以避免分配不均，是当时解决短缺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

1966年全国粮票

1953年，我国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粮食进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对市镇人口实行“四证三票”制度，即：市镇居民粮证、工商行业原料用粮证、饲料证、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自此，各种粮食票证开始进入中国百姓的生活。

当时的粮食定量供应办法，是按家庭人口、年龄、职业等划分不同的标准，比如，1955年北京城镇人口的定量标准，就是按特重体力劳动到轻体力劳动、职员及脑力劳动者、学生、居民，以及各个年龄段的儿童进行分类，不同人群定量也不同。如：特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定量57.07市斤，普通居民27.86市斤，3岁以下儿童只有9.02市斤，等等。

1955年10月1日，我国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随后，油票、肉票、布票等票证也相继出现。4年后的1959年，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情况，将商品票证增加到吃穿用3大种类12种，包括鸡蛋票、白糖票、鱼票、糕点票、肥皂票、香烟票、棉絮票、碱面票等，都那个时间出现的。

1955年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

到1961年，凭票供应的商品已达到156种，其中副食品的90%、工业品的68%都必须凭票购买：吃饭要粮票，喝酒要酒票，吸烟要烟票，就连一分钱一盒的火柴，也要有火柴票，更不用说缝纫机、自行车等贵重商品了。

鸡蛋票

为配合票证的使用，各地方又发行了各种购货本，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

与票证制度相对应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人进城可以，打工却不行，因为每月定量供应的粮票、油票只有城镇人口才有，农村人拿不到定量，就吃不上饭，在城市根本无法生存。这样一来，就把农民牢牢束缚在了土地上。

不仅如此，就连不同省份或城市之间的迁移，同样受制于粮食关系。比如去外地出差，走之前得拿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全国粮票，否则你拿着本地粮票到外地没法消费，就要饿肚子。

如此严格的票证制度，并不是国家政策严苛，而是物资短缺时代的无奈之举。

几十年间，各种票证“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在诸多票证中，唯有粮票稳居“老大”的地位，被人们称为“神州第一票”。这也难怪，每个人都要吃饭，要吃饭就得买粮食，别的票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粮票。

当时逢年过节串门走亲戚，什么都可以不带，就是不能不带粮票。主人不留饭，你得用粮票在路上买吃的；主人若留饭，则要付给主人家相应的粮票。因为大家都是定量供应，你给人吃了，主人家可能就有人要饿肚子。这无关关系远近或者亲情厚薄，而是肚子的问题。

1961年，著名国学大师吴宓想到广州看望陈寅恪。陈寅恪很高兴，却写信给吴宓说：“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

吴宓回信说自己带了不少粮票，每天一斤，也不用陈寅恪为他另备早餐。

吴宓、陈寅恪与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吴、陈二人当时都是大学教授，收入不菲，却还要在信中专门提到粮票，可见粮票之重要让大师们都不能免俗。

不仅是他们，就连国家领导人请客也得用粮票。

1963年，周总理在中南海举办宴会，为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饯行。大家坐定后，邓颖超拿出一瓶酒说，这瓶酒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总理没舍得喝，让我拿来给大家送行。今天总理请客，但粮票得你们自己出。

当时人们可以在金钱上大方，但在粮票上却大方不起来，因为谁都没有多余的粮票。

这种情况延续到80年代，就成了制约泮溪酒家发展的一个瓶颈。

泮溪总经理告诉李定，客人说，贵一点也没关系，只要能吃得上。

按总经理的意思，如果市里能允许泮溪购买一些高价粮，酒店抬高点价格把吃食卖给没有粮票的客人，这样皆大欢喜，岂不很好？

可是李定不能轻易表态。

当时泮溪酒家由深圳友谊公司与广州饮食服务公司两家单位合营，是国营性质，如果开了这个口子，出事了咋办？

李定拿不定主意，决定把这事拿给大家讨论一下。

当天，李定主持在市财贸办开会，专门讨论泮溪酒家能否购买高价粮的问题。

会上，支持者与反对者各半。

支持者认为，这样能解决没有粮票的人的吃饭问题，能繁荣市场；反对者认为，国营企业买高价粮，违反国家政策，不能支持。

开会期间，泮溪的总经理一直候在门外等结果。李定出来告诉他，他本人是支持泮溪买高价粮的，但还得把事情向领导汇报，看看领导的态度。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周溪舞听完李定的汇报后，当即拍板表示同意，要求李定不要开大口子，先以泮溪酒店为试点，试一下看。

周副市长的爽快态度让李定很吃惊，他没想到领导能答应得这样痛快，这也坚定了李定搞试点的决心。

得到市里的许可，泮溪酒家的管理层非常高兴，随即开始从农贸市场购买高价粮做饭，来吃饭的客人，无论有没有粮票，均可就餐。只是有粮票的卖得便宜，没粮票的就卖得贵些。

比如当时一碗米饭，有粮票的卖5分钱，没粮票的卖5毛钱。价格高了10倍，却没有人嫌贵，反而纷纷叫好。酒店总经理还专门跑去向李定报喜。

泮溪酒家的口子一开，其他饭店纷纷效仿。没多久，一些企业、单位的职工食堂也开始这样搞了。

可是解决了没有粮票吃饭的问题，新问题又出现了。

因为不用粮票卖饭的地方越来越多，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是可以想见的，毕竟国家调拨的粮食是按定量供应的，流通在市场上的高价粮本来就没有多少，现在大家都来买，自然就越买越少。

周溪舞只好帮李定“擦屁股”，带着他四处找粮。他们跑到河南、河北、江西等产粮大省驻深圳的办事处，请他们帮忙搞粮食。

人家说，粮食是有，但国家统购统销，少买些行，大批量肯定不行。

周、李二人就软磨硬泡，说只要有粮，哪怕到农村高价收，不能大批量运输，分成小包小批量运也可以。

副市长亲自出面，几个办事处的人不好强硬回绝，同时也被他们的“政策”说动了心，就偷偷帮他们搞了不少粮食。

写到这里，我们应当向周溪舞和李定两位深圳领导致敬，正是他们的开明、果断和努力，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物价改革战役打响了第一枪。

开了粮食的口子，深圳的胆子大了起来，他们利用国家给的特殊政策，四处筹措短缺物资，以满足特区建设和百姓生活所需。

当时国家允许深圳的外汇全部留作自用，深圳政府一方面拿出外汇采购物资，同时请全国各地的商业部门来深圳设立收取外汇兑换券的商店，以扩大外汇收入来源。

此后，更多的省份来深圳成立办事处，更多的商业部门与深圳联合成立了贸易公司，更多的东西——山东的青岛啤酒、四川的腊肠、腊肉、江西、湖南的腐竹、莲子，源源不断地运到深圳，大大满足了深圳的市场需求。

可是运作一断时间后，新问题又出现了，焦点还是粮食。

1983年，深圳销售的1亿多斤粮食中，40%是高价粮，60%是外省调入的平价粮，高价粮比平价粮价格要高出40%以上。百姓们有粮票的自然买平价粮，没粮票的只能多花钱买高价粮，多花钱的人觉得吃了亏，意见就很大。

另外，为稳定市场，深圳对粮食实行购销倒挂政策，即贵买平卖，亏损的部分列入财政补贴。仅1983年一年，深圳市财政就补贴了937万元，压力很大。

此时摆在深圳市政府面前的问题是：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这些问题个个棘手，想彻底解决，就得触碰那个最敏感的问题——粮票。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深圳市政府动了彻底取消粮票的念头。一旦取消粮票，放开粮价，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深圳市政府敢这样想，当然是有原因的。

早在成立深圳特区时，邓小平就多次讲过，改革最关键、最困难、最敏感的问题是物价改革，价格改革关即使有很大风险，也要闯。

1982年，中央选了深圳特区作为物价改革试点城市，逐步放开日用工业品价格，之后又过渡到某些农副产品。

另外，当时改革已经进行了五六年，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7亿吨。10月份的《经济日报》称，我国人均粮食近400公斤，基本解决了10亿人的温饱问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11月，时任深圳市长梁湘主持召开会议，议题就是：是否彻底取消粮票，敞开粮食供应。

会上有人算了笔账：

1984年，1斤三号大米0.146元，放开价格后涨到0.29元。按每个职工供养系数1.56人计算，每个职工每月要增加支出4.95元。加上副食和其他生活用品提价，每个职工每月将增加支出13元。

因此，会议决定把取消粮票后职工多支出的部分补贴给职工，在工资里一并发放。这样提高了粮价，消除了政府的购销倒挂，财政也不会因为补贴职工而大幅度增加开支。

1984年11月4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

“经上级批准，深圳市政府决定，从1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不含宝安县）取消粮、油、猪肉票证，实行议价、敞开供应……”

消息发出后，市面上竟出人意料地平静，物价也没有飞涨。而且有人发现，取消粮票后，饭量反而比原来小了，原来一个月30斤大米不够，现在有时一个月10斤还吃不完。

为啥？那是因为肉、蛋、鱼、菜、水果等东西越来越多，大米吃得就少了。

至此，深圳成功取消了票证，比全国范围内最终取消票证早了近10年，而深圳也成了广东乃至全国物价改革的试验场。

1985年，广东放开部分粮油价格，实行自由购销。1988年完全放开了食油的价格，并取消了居民的定量供应。1992年，广东又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

在广东的带动下，1993年4月，上海也取消了粮、油、肉、蛋票证；5月，北京放开了粮油价格，取消票证供应制度，粮票停止流通。到1993年底，全国约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后来虽然在1993~1994年出现过短暂的粮食涨价潮，有些地方恢复使用粮票，但这只是余波微澜，在国家的调控下，粮价最终稳定下来，粮票终未能“东山再起”。

如今，粮票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能想起它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那些收藏家们。可惜作为曾经使用过粮票的笔者，家里是一张粮票都找不到了，不然也能拿出来卖些钱不是？

想到这里，感觉错失了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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