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两宋时期发展情况（繁荣发展的学术研究）

宋代继承了唐朝的设馆修史制度，其修史机构比唐朝更加完备，上承五代之制设起居院，由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修起居注，自淳化五年（994）迄南宋末年未尝中辍。

又设日历所（后改称编修院、改隶秘书省），负责将起居注、时政记等材料按时序写成日历。实录院主要依据日历，有时还要征集个人著述等史料，综合整理为实录。国史院主要依据日历、实录，并征集官员的行状、寡志、著述等资料进一步写成纪传体的当代国史，两宋共修成宋太祖迄宋宁宗十三朝国史。

同时还据日历、实录、国史和其他档案资料分类编辑为“会要”作为官员处理政务的参考，两宋共修“会要”16部，2200余卷。

今本《宋会要辑稿》是清朝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虽然仅有500余卷，但其中许多史料是《文献通考》、《宋史》等书中所没有的。

现行二十四史中有四种成书于这一时期。后晋天福六年（941），宰相赵莹奉命监修《唐书》，开运二年（945）成书，由当时的宰相刘晌署名进上，是为《旧唐书》。

北宋开宝六年（974），参知政事薛居正奉命监修五代史书，次年成书，原名《梁唐晋汉周书》，总称《五代史》。欧阳修不满于《五代史》的“繁猥失实”，慨然自任，以个人的力量写成《五代史记》。欧阳修死后，宋神宗诏其家属进呈，与薛居正《五代史》并行，遂有旧、新两《五代史》的区别。

庆历五年（1045），王尧臣等人奉诏开局重修《唐书》，历经10 年而未成，宋仁宗又命欧阳修、宋祁入局分修，嘉祐五年（1060）成书，称为《新唐书》。

在两宋史家撰写的通史著作中，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司马光（1019——1086），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宝元元年（1038）进士，授武成军签书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后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权御史中丞、翰林兼侍读学士等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出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 年。

哲宗即位，复出为相，主持朝政，罢黜变法派，废除新法殆尽。去世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平生著述甚丰，主要有《资治通鉴》、《稽古录》和后人编成的《温国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在治平三年（1066）向宋英宗进《通志》8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受到赞赏，奉命设局续编，选刘恕、刘敛、范祖禹等人组成编写班子，元丰七年（1084）成书，宋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

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采用编年体例。是书"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是宋代以前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总结，取材极其广泛，除正史之外，还参阅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行状、墓志等文献300余种，其中半数以上已经散佚，赖《资治通鉴》得以窥见其部分内容，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

南宋人袁枢平生爱读《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于是将书中大事立239 目，把与本目相关的史事按年月排纂成篇，使之自为首尾，各具本末，名为《通鉴纪事本末》，克服了编年体史书分割历史事件，首尾难稽和纪传体史书一事分散于各篇的缺陷，是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又一创新。

宋末元初人胡三省以数十年之力为《资治通鉴》作注，他对书中职官、地理等方面的注释，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成为后人阅读《资治通鉴》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郑樵著《通志》200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事上起三皇，下迄隋朝，综合损益旧史而成，价值最高的部分是《二十略》，其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系节录唐杜佑《通典》而成，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雏、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十五略则是郑樵的创作，包含了他多年搜集整理和亲自考察的成果，其中被历代史家所忽略的社会史、学术史、典制史方面的史料更弥足珍贵。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系仿杜佑《通典》体例而成，348卷，记事上起三皇，下迄南宋宁宗，对唐天宝以前典制门类和记事于《通典》多有变通和补充，天宝以后记事约占全书一半，尤以两宋记事最为详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通典》所没有的。

两宋除了朝廷所设史馆编修国史等当代史之外，学者士大夫编写当代史蔚然成风，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原书980卷，仿《资治通鉴》体例编年记北宋一代史事，今本是清朝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重新编为520卷，其中缺英、神、哲诸帝部分和徽、钦二帝全部史事。

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250卷，自政和七年（1117）迄绍兴三十二年（1162），记两宋与金朝和战史事，收录与此有关的诏诰、奏章、国书、记序、碑志等文献200余种，而且全部是照录原文，不加取舍和论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取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编年系月，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以取材广博、记事详赡而备受历代史家称誉。

北宋初年开始，作为注重文治、繁荣文化的重要举措，对历代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刊刻，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其突出表现是四大类书的编纂。

《太平御览》1000卷，是李昉等奉敕所编，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分55大类5363目，依时代顺序编入五代以前的经史子集文献2500余种，且多首尾完整，著明出处，其中十之七八今已不存。

《册府元龟》1000卷，由王钦若等奉敕编成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分31部1116门，记历代君臣事迹，尤以唐五代部分内容最为详细，所援引文献几乎囊括了全部十七史和部分经史之书。

《太平广记》500卷，系李昉等奉敕编成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分52类150小类和若干细目，收录汉代迄宋初的野史、小说、传奇475种其中多半今已不传。该书不仅对后世的文学、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保留了宋代以前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方面的许多珍贵史料。

《文苑英华》1000卷，李昉等奉敕于雍熙三年（986）编成，收录自南朝萧梁迄五代作家2200余人、诗文作品近2万篇，其中唐人作品占90%。书中所收诏诰、书判、表疏、碑志等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南宋末年，王应麟编《玉海》200卷，分21门250余子目，引经史子集及百家传记而成，其中有关两宋掌故多出自已经失传的实录、国史等，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两宋时期作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的地理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北宋初年起，朝廷出于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目的，实行了地方官府定期编绘地图上报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多次绘制全国地图。

熙宁九年（1076），沈括奉敕编绘全国地图，历时12年完成，“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沈括在绘图中使用了比例尺画法，即"二寸折百里为分率"。除全国地图外，北宋时还绘制过河山图、域外图、水利图、交通图、都市图等专门地图。

宋代地方志编修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涌现了大批全国性和地方性志书。流传至今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200卷，在体例上除沿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外，又增加了人物、风俗、艺文等内容，成为后世编写方志类史籍所遵循的范本。

王存的《元丰九域志》10卷，依次叙述各地的地理形势、名山大川、建制、户口、物产、土贡、古迹等。欧阳吝的《舆地广记》38卷，则记历代疆域和州县沿革。王象之的《舆地纪胜》200卷，对南宋宝庆三年（1227）以前17路，分州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人物、仙释等12门记述，保留了许多今已散佚不见的地志文献和许多珍贵的当代人文地理资料。

祝穆的《方舆胜览》70卷，略于南宋17路建置沿革、道里户口等内容，而详于古迹、诗赋、序记等。现存的宋人编写的地方性志书有29种，比较重要的有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等所著《三山志》、施宿《嘉泰会稽志》、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

这些方志史籍改变了此前详地理、略人文的倾向，并在编写体例上开始设置纪、图、表、志、传等，于地方资料搜罗极为丰富，保存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是研究宋代地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珍贵资料。

两宋学者继承前代金石研究的传统，把对古器物、碑刻的收集整理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创立金石学，开辟了历史研究新的文献领域，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金石学著作。

欧阳修所著《集古录跋尾》10卷，是对他收集的自周穆王迄五代金石刻辞考订后所写的跋语，共400余篇，可与相关史籍相印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吕大临著《考古图》10卷，《考古图释文》1卷。前者对宫廷和私人所藏古铜器、玉石器248件，于名称、形制、款识、尺寸、重量、出土地点等都有墓绘和说明，并对铭文加以考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器物图录专集；后者收录58件古铜器铭文821字，各注铭文所在器物、读音、释文等。不能释读的则分为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附于书末。

王著《宣和博古图》30卷，分20类著录宣和殿藏古器物839件、每类各有总说，依次记录器物图形、尺寸、容量、重量、铭识等，并附有考订。

赵明诚著《金石录》30卷，前10卷是作者收集的三代至五代金石及拓片2000件的目录，后20卷是作者对金石、拓片的研究、辨证成果502篇。

洪适著《隶释》27卷与《隶续》21卷，前者著录所收集汉魏碑刻拓片189种及欧阳修《集古录》等书中的汉魏碑目500余种；后者收录续得的碑刻文字、画像砖、镜铭文等。两书对著录碑文都有考证，撰写了跋语，以考证精博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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