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我最讨厌的男歌手（香港最痛恨汉奸的老作家）

文 | 柳扶风

2003年5月9日，香港著名专栏作家、散文家、时评家张文达［林洵]先生病逝。消息传来，我的心不禁颤抖。张先生这些年先因心脏病、糖尿病，后因肾衰竭而缠绵病榻，我曾多次到医院和家中看望他，眼看着他迅速衰老，病情加剧，与病魔作顽强搏斗，我就担心先生恐怕大限不远了。虽说早有思想准备但对先生的死还是感到有些突然。然而想到先生从此能大解脱，我的心又释然而平静了。

先生生前欣赏这样两句话：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认为这是人生之福。 张先生八十三年的人生，在香港的二十年是最好的。他的子女说“父亲在香港渡过生命中最后二十余年，他执笔谋生，挥笔叙事，舞笔述情，仗笔会友。承蒙香港各界朋友对他的支持、关心、照顾，父亲走过了最舒心的岁月°”

张先生出身显贵世家，祖父张百熙是前清一品大员，官拜邮傅部大臣，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创办人，有“中国大学之父”美称。其父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是陈布雷属下。张先生祖籍湖南。童年在杭州渡过。青少年正值抗战爆发。先生举家迁重庆“陪都，在那里读完大学。抗战胜利后，张先生在上海加入新闻界，一偿做记者的夙愿，专门采访政治新闻。那个时候正是国共内战烽烟四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殊死较量、 纵横捭阖、风云多变之际，先生的显宦世家出身，深广的政军人脉关系，使他在大时代采访政治新闻如鱼得水。

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覆灭，退守台湾。张先生的父亲张叔平脱离国府政界，“流落江香”，靠积蓄、执笔为生。我曾听《春秋》杂志创办人姚立夫老先生讲，张叔平的书法极佳，久负盛名，当年香港一些报刊杂志若办什么征文、书法比赛之类的活动，常以获张叔平书法条幅为一等奖而号召。可见其书法之非同—般。张叔平晩景颇清苦，与早年一上海女影星同居，住北角一旧唐楼梗房离世前可谓贫病父加。但他的后事却不寂寞，据说出殡那天有三百多人送行。这在崇尚金钱权势的的现实社会是一个“奇迹”。张文达对我说，这大概是因为父亲生前乐于助人，诚实待友之故吧。

大陆山河变色之际，张文达没有随父“流落香江”，也没有跑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我曾问他这是为什么？张先生说，当时出于三点想法：一是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二是认为台湾根本守不住，跑去了也没用；三是对共产党的新政权不了解，朦胧之中抱有希望。

张先生说，当年我采访政治新闻，对国民党的官场政界了解颇深，知道他们腐败败得一塌糊涂，不可救药。我读高中、大学时，品行学业最坏的学生，都是国民党、 三青团。品行学业好的学生，都参加左派组织。因此我对国民党早就很失望。当年若不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台湾早就被共产党拿下来了。这一情况的变化，是当年许多人估计不到的。

他的家世和社会关系张先生被分配到具有“统战”性质的社会团体中工作。从此与“发表文章”绝缘。不过，尚有一趣“文”值得一记。五十年代初政府对声名显赫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要网开一面，理由是黄金荣曾运用他的影响力约束其下属，配合解放上海后维持秩序有功。不过，要功过相抵，不予追究，尚需公开发表一篇认罪文章方可在“党和人民面前有个交代”。当年黄金荣已年近八旬，老病缠身，哪里还能写文章？于是有“故人关系”的张文达成了黄金荣的捉刀代笔人。张先生说他去了黄府几次，黄金荣也认可了政府的安排，大家谈了谈，按照当年此类认罪文章的标准格式，加上一点黄金荣的个案色彩，大笔一挥，文章成矣，再念给黄听，无疑意，签字画押，拿去发表。

1980年张先生申请来港。此时他已近六旬。来港后因缘会际重拾报人生涯。这时，给阎锡山当过秘书的台湾报人傅朝枢挟巨资来香港办《中报》和《中报月刊》，走的是香港《明报》和《明报月刊》的路线。在香港招兵买马。经老朋友、当过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陆铿介绍，张文达进了《中报》工作。傅朝枢当年以重金高职挖角，聘请时任《明报月刊》的总编辑胡菊人为《中报》和《中报月刊》的老总。

在刚创刊的《中报月刊》上张先生写了一篇很长的分析中国问题的时评文章，在文章发排前，胡菊人问张先生用真名发表还是以笔名发表？（张先生的真名叫张孝权）张先生说用笔名吧，你随便写一个好了。胡菊人说你的祖父谥文逹，就用张文达做笔名吧。张先生颔首称善。至此，张先生开始以张文达的笔名在香港纵横文坛二十年。

《中报》创办没多久，胡菊人和陆铿就和傅朝枢不欢而散。胡、陆双双离去。张先生与他们共进退。傅朝枢很欣赏张文达，—再挽留，并许以大幅加薪和出任《中报月刊》总编辑之愿。张先生婉谢。他对傅朝枢坦言，自己刚来香港，立足未稳。的确很需要一份工作，何况这是一份薪优职高的工作，谢谢傅先生的厚爱。但是， 陆铿是我的老朋友，又是他介绍我来的，胡菊人也是我的好朋友，现在他们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走的，我怎么能留下来？更怎么能接菊人的位？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事后，傅朝枢一再对人说，张文达做人够朋友、讲义气，他虽离我而去，但我一点不怪他。后来，傅朝枢与张文达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香港《中报》停刊多年后，傅朝枢又在香港创塀《国事评论》杂志，请张先生出任总编辑。

离开《中报》后，张先生去了《新报》编海天副刊。其中有一个《古今中外》栏园地公开，办得很有生气。引人注目。张先生也因此逐渐活跃于香港文化界和新闻界。这之后，张先生受邀在《明报》三山人语专栏写文章，用林洵笔名。很快,林洵的清丽典雅，笔力不凡， 充满沧桑感， 极具思想性的散文便倍受读者欢迎，在香江文坛独树一帜。

渐渐的，香港多家报纸、杂志约张先生写专栏，如《信报》、《天天日报》、《星岛日报》、《东方日报》、《大公报》等等。其中，写的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是《信报》纵的笔专栏，从1922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病逝，举凡十五年。张先生的最后几个月是在上海渡过的，专栏也未停，天天传稿来。张先生的专栏文章先后集结成十本书出版。这是他一生的文学成果。

我和张先生相识缘于他主编《新报》海天副刊。大约是八三、八四年吧，我来香港定居不久，为生活计，正在勇猛投稿、到处撰文，看到《古今中外》栏颇合胃口，于是投稿一篇，很快就接到一位自称是张文达的电话，痛痛快快的告诉我，“大作明日见报，今后请多多来稿'’。我自然高兴万分。没过多久，我又接到张先生电话，请我赴《新报》报庆饭局，正好大家可以见见面。

那次见面后，张先生又请我单独吃饭。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甚为关心，殷殷相询。当他知道我当时在《明报》工作不甚开心时，马上说，我帮你留意。过了几天，我就接到先生的电话，说《信报》请编辑，我把你介绍给了林山木夫妇，你和他们见见面吧。

就这样，我从《明报》跳槽到了《信报》。后来《信报》改版，我的专栏“是非香港”和张先生的专栏“纵笔”一起出现在《信报》上，至此，我经常接到张先生的电话，对拙文鼓励有加，能和张先生同报为文，我-直感到很开心，很荣耀，那也是我在香港写专栏“最舒心的日子”。

在那段时间，张先生还任《星岛日报》主笔，撰写社评。后来该报另一资深主笔移民退休，张先生便把我介绍给当时的总编辑周鼎，为《星岛日报》写社论，每周三篇。还记得我的第一篇社论“很出彩”，美联社一字不漏、全篇译成电讯播发，这在《星岛日报》社评史上极为罕见，老板胡仙和周鼎大为兴奋，打电话给张文达。张先生大概觉得脸上很有光,告诉我这件事时，高兴的像个孩子。那年，先生已逾七旬。

像张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报人、文化人，经历过民族苦难、战乱岁月、时代变迁，家国情怀又深又浓。这在他的文章中时常流露，力透纸背。他在和我聊天时，对抗日战争那段岁月的人和事似乎最为难忘，刻骨铭心，因此他对胡菊人当年编辑《明报月刊》时拒绝刊登大汉奸《周佛海日记》一事致以很高的敬意；也因此，他听闻《信报》林山木的夫人骆友梅闲聊时说她最看不起香港某些文化人当年拿美国人的钱骂自已的国家，张先生立刻起身，向山木夫妇鞠躬致敬。张先生非常推崇台湾作家高阳的作品。但对高阳的长篇小说《粉墨春秋》却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书中的许多情节和基调都是来源于《周佛海日记》及汉奸文人胡兰成、金雄白的回忆录，充满了这些汉奸对卖国通敌的无耻辩解和涂脂抹粉。

张先生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在香港这样的社会和文化圈子中很容易被人视为 “亲共”，事实上他与当时香港新华社许多高管的关系也非常好，特别是与社长在古典文学方面特别谈得来，二人由此而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那时有人称他是“在南书房行走”，甚至在报纸上公开讥讽他。张先生对此一笑置之。

说到此，笔者想讲一段与此有关的往事。话说九十年代初彭定康港督在香港单方面推行政改，和北京闹翻。香港新闻界、文化界也为此多有争执。彭定康是好吃之人，对中国美食爱不释“口 ” 。那时香港几位有影响的写政论的本地文化人在湾仔开了一家中菜馆。不知怎的，彭定康跑到哪里吃了一餐。为了商业宣传，该馆子把彭定康“光顾就餐”的相片放大张挂一日，张文达和几位文化界朋友在此用餐，酒过三巡，大家正在兴头，那位开馆子的朋友忽然说，我这里彭定康来过,若社长也能来吃一次，那就完美了，这件事要请张先生帮忙，我们请客，请社长先生赏光，屈驾小店，吃顿便饭，如何？

在坐者闻此言无不大赞，都说是好主意，都说张先生一定要帮这个忙。于是，张先生正色道：第一，这个忙我可以帮；第二，诸位要做证，请社长吃饭这件事，是咱们这位馆子老板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不是我张文达提出来的。香港是个是非之地，无风三尺浪，到时候，别说我在为社长搞统战；第三，我诂计社长不会来。

的确，社长没来。副社长来了。副社长说，客，我们来请，钞，我们来付，借贵方一块宝地吧!那次请客，非常郑重，副社长向大约十位传媒人、文化人专门发了请柬。

十几年来，张先生的专栏颇具影响，不仅名重士林，而且名动公卿。与他过从的达官显贵、商贾巨子不知凡几。不过，张先生为人始终平易，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无论处境如何，穷通顺逆，他的贩夫走卒朋友更是不知凡几。他很惦念朋友，也很肯帮人。他的帮朋友往往是非常主动的。记得两年多前，我任职的杂志停办了。他知道后，马上帮我找工作。那时他已重病在身。而我却未曾向他和其他任何人讲过我还想找工作。我不忍心他为我担忧，告诉他，过去几年香港经济好景'，我投资有得，且避过了金融风暴，现在不做事情也已生活无忧。听我这样讲，他才放心。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能说明张先生对朋友的情义。这些年我开始学打太极拳， 并两赴河南温县陈家沟，还请陈式太极拳十九世传人陈正雷大师为我“拨架子”， 张先生知道后说，我是很相信太极拳的，年轻时打过两天就丢下了。现在太老了， 想学也学不来了。不过，我有一对朋友，是两公婆，七十多岁了，男的有重病，学打太极拳，大为好转，女的身体也不好，也打太极拳，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吧。

这是我与张先生最后一次饭局。张先生要由人小心掺扶才能勉强入座。但他为了帮朋友们能在一起聊聊太极拳吧，竟不顾自己衰病之身,主动做此搓合！后来，在他回上海养病前夕，又打电话给我，叮嘱我给那两位朋友打电话，他们有学陈式太极拳的意思。

这么多年我对长我三十多岁的张先生谨持晩辈之礼，我非常敬佩他的文章和为为人。他对我则坚持平辈论交，见到拙荆，必称嫂夫人。这是他的高风和洒脱。每念及此，我只有深愧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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