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刮过崇明岛的日子（大风刮过崇明岛的日子）

崇明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冲积沙洲。岛上地势平坦，海拔仅只4米左右。它无山无丘陵，绝无火山喷涌、泥石流倾泻之忧。它并不处于地壳板块的挤压带，鲜有大震的波及。对于崇明来说，最大的自然灾害莫过于飓风的侵袭，以及在飓风侵袭时天文高潮位和暴雨结伴而来形成的风潮灾害。崇明民间惯将“风、潮、雨”同来称作为“弟兄三个一淘来”。“弟兄三个一淘来”时，造成的往往是良田被淹、堤岸溃决、房舍冲倒的惨剧，更有大批老百姓丧生在狂潮之中。

据旧时《崇明县志》称，从元贞三年（1297）七月起，到至正元年（1341）止，40多年间，崇明曾遭受过4次大的潮灾，它们分别是元贞三年（1297）的七月，大德五年（1301）的七月，泰定三年（1326）和至正元年（1341）。由于当时崇明的诸多沙洲尚未涨连成一片，更没有挑筑起抵御潮汐的堤岸，因此这4次风潮给定居在各个沙洲上的百姓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尤其是大德五年的那次灾害，从崇明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六合）一带，共溺死居民十分之八。十分之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旧志上记载当时崇明有居民12789户，虽然人数不详，但我们可以按明朝初年崇明每户约有6人计算，崇明当时的人口数大致在7万人左右。溺死者十分之八，约有5万多人毙命于大潮，这是一个令人何等恐惧的数字。700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仍不免令人惊魂！

到了明代，见之于《县志》的风潮灾害更多，几乎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所以明朝万历年间新修的《崇明县志》上，就有“邑在海中，潮汐湍悍，冲击啮食，沙岸倏溃，风涛时作兮民惊惶”以及“无有岛石以为堤防，长波大涛啮及邑址”等文字叙说风潮灾害之险恶；亦有：“潋滟长天风怒号，飞波百尺自滔滔”、“忽讶龙驱追电马，却疑山动撼兵旌”等诗句描述飓风狂涛之凶。翻阅旧时多种《县志》，“灾异”部分满目可及的都是“溺死、漂没、海溢、拔木、禾损”等字样。其中溺死的百姓往往难以计数。现择几次重大风潮灾害录述：

洪武廿三年（1390）七月，“海溢，坏屋伤人，十存二三。”时有8万余人的崇明，一次海溢，就有5万多人死于非命。

永乐十四年（1414）闰九月十七日，“大风洪潮，损伤禾稼，人溺死者无算”，“漂没庐舍五千八百余家。”

正统九年（1444）七月十七日，“暴雨竟夕，拔木发屋，海为之溢，坏居民一千余区，溺死男妇一百六十七口，牛马死者不可胜算。”

天顺五年（1461）七月十五日夜，“潮高丈余，漂没庐舍，溺者四千余口”。

正德十一年（1516）六月，“海潮暴至平地，涌丈余，人多溺死。”

嘉靖元年（1522）七月廿五日，“飓风大作，平地潮涌丈余，人民溺死无数，流移外境者甚多。”

“流移外境者甚多”，多到何种程度？从正德五年（1510）到嘉靖四年（1525），短短的15年中，崇明户籍数由15917户降至9900户，人口由70395人减为30847人。

到了隆庆三年（1569）的闰六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崇明又一次遭到了几近灭顶之灾。“风潮继作，倾地丈余，民畜死者十有三四。”

万历三年（1575）六月一日，“飓风来袭，怒潮激荡，民居漂没半数。”六月十三日，惊魂稍定的百姓又遭风潮之灾，“禾稻尽毁”。

明朝末期的崇祯年间，崇明更是频受风潮肆虐。元年（1628）七月廿三日，飓风潮灾袭来，溺死者不可计数。翌年六月，刚遇大潮飓风，七月又遭大潮。进入八月，连续遭遇三次海啸（不是地震所引起的海啸，而是飓风引发的怪潮）。崇祯三年（1630）夏季六至八月，飓风频频，海潮迭涌，沙洲屡次泛滥成灾。崇祯六年（1633），又先后在五月和八月间发生潮灾。尤其是八月十五、十六日的那次风潮，猛溢的潮水将崇明沿江的居民全部溺死。

清朝初期，崇明从顺治四年（1647）起至十五年（1658）止，连续多年累遭大潮泛滥。堤岸溃决，死伤民众多多。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虽属盛世，但其间崇明仍多次受到风潮灾害的侵扰。其中最厉害的一次当属乾隆四十四年（1781）六月十八、十九日两天，大肆发威的风潮竟将一万八千余间民房冲毁，淹死男女百姓一万二千余人，幸存者流离失所，田畴上河港里满目尸体。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廿八、廿九日两天所遭受的台风暴雨，使大潮漫溢过江堤，居民房舍漂没无数，死亡者达9500余人。

由于当年史志记载的资料并不翔实，因此崇明历史上因风潮灾害而丧生的百姓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据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几十万人丧生在风潮中并不为过。

这里要着重述说一下发生在光绪卅一年（1905）的那次大潮汛。

崇明人历来把潮灾称之为“潮没”。对于发生在1905年农历八月初三的那次大潮灾，他们叫作 “八月初三大潮没”。编纂于民国年间的崇明《县志》是这样描述那次潮灾的：“大风，夜里潮水骤然泛滥，水高丈余，城市街巷皆遭淹没。沿海民房悉数飘散，死男女一万余人”。

由于这是一次崇明历史上离现在最近的大潮灾，对于20世纪初的那场劫难，许多年纪在七十以上的崇明人，都曾听到过自己祖上谈及的关于那次潮没的经过，因此，现在只要一提到发大潮，他们都会油然联想脱口而出地说起八月初三大潮没的往事。笔者曾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走访过几位那次大潮没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过当时令人胆战心惊失魂落魄的场景。

1981年，笔者拜访了城桥公社时年96岁的龚雅英——这位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老人，坐在藤椅上口齿清晰地向我们回忆起1905年的情景。她说，她那时已有20岁，刚出嫁至夫家。先前人们还不知台风，只晓得是刮大风。八月初三这天，风从中午就开始刮起，岸脚外的芦青〈芦苇〉被一片一片吹弯，没在海水里。浪头像小山一样，一个接一个朝岸边扑来，惊天动地。天空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跑沙云（乌云），向西北天飞奔。傍晚，黑黝黝的天空突然又出现了一片红翳，像在天上泼了血水，吓煞人了。吃过晚饭后，风刮得更加猛烈了。宅边的老杨树也被吹断了几棵。不一会，又下起了雨，大得像有人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我们一家吓得都不敢闭眼睛困觉。半夜时分，突然觉得脚下有水，很快就没上了床面前的踏板。家里人都知道一定是大潮冲倒塌了堤岸，水淹了过来，就慌慌忙忙放平木门板，推出木柜。我手忙脚乱地爬进了柜内，不一会，就觉得木柜漂了起来，晃来晃去。后来，木柜又被大潮推着向北漂去……再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人吓得早已魂灵出窍。直到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时才又恢复了知觉。攀着木柜边向外一望，四面白茫茫的都是大水，不时看见有尸体漂在水面上。”远处的树上，还有人紧紧地抱着树干。“作孽，真作孽啊！”老人一连以几个作孽结束了她的讲述。

1985年，笔者拜访了向化乡8大队时年92岁的老人姜才明。他也谈起了1905年的大潮没。和龚雅英老人不同，他是颤抖着声音开了腔的。他说，大潮没那年自己才12岁，家住在开港斜圩的南岸脚跟头。整个一带有30户人家，平常感情和睦。农历八月初三那天夜里，“半夜时分，海边的堤岸就被大潮冲溃了。黑暗中我听到家里有人喊潮没了。也不知是爷还是娘，把我抱起来放在一只箩户（一种口圆底方直径和高度在一米左右、用芦片或竹篾编成的粮食盛具）里。四周一片漆黑，刺耳的风声里，时不时地传来几声喊救命的声音。我吓得在箩户里一动不敢动，哭也哭不出来。箩户顺着大潮漂浮，往北漂了5里路左右，一直到赵公堤脚下才停住。我抖抖索索爬上赵公堤顶，才救了一条性命。事后算算，我们那里30户人家，被冲倒了27家房子，死了几十个人。有人抱着块木板，才拣到了一条性命。最惨的要数那些到房顶上逃命的人。他们以为房顶高，可避潮水。哪知道那时的房子都是草屋，稻草顶上哪里站得住人，几个浪头一来，屋架四散。人被大浪一卷，就没了影踪。”老人讲完后，身体一动也不动。他一定还沉浸在往日的悲痛中。

一次次的风潮灾害给江口沙洲上的崇明岛人带来了无穷尽的苦难，剥夺了多少鲜活的生命。但是勤劳勇敢的崇明岛人在承受灾难的同时，也学会了抗争，学会了抵御。他们先是在平坦无阻的沙洲上挑堤做岸，筑起的土堤最起码能抵挡住较小的风潮灾险。他们掘土开河，开挖成的河道能及时排除入侵海潮形成的涝渍。他们斫芦伐竹，砍斫来的芦苇、竹子捆扎成柴排后，可填塞溃决的堤岸缺口(堤岸首先被冲决之处叫官宫）。他们垒筑起一个个高约数丈、墩基达二亩左右的大土墩——济民墩（民间又称救命墩，避潮墩据清代《崇明县志》称，全县当时有四五十座），供大潮突溢时百姓爬上去逃生,水退以后再下来。现在淮河流域蒙洼行洪区里的庄台有点跟其类似。不过崇明的济民墩只要潮汛的高位一过，潮水一退，人就可下来。而行洪区里的庄台，房屋等建筑物是一直建设在上面的。1949年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崇明人更是在岛的四沿修筑起高高大大的长堤。他们用巨石驳岸，用水泥砼柱护坡，栽芦苇水草挡浪，确保风潮来袭时安然无恙。即使偶有溃堤决口，也能在上级部门组织下，迅速地予以堵决合拢，确保生命的安全。再不会出现那种“居民庐舍漂没，男女毙溺无数”的惨剧。正是这一个个与风潮抗争抵御的举措，才使东海之滨的崇明不被频发的狂涛巨潮吞没，才使大江之口的崇明日长夜大，直至成为祖国第三大岛。

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