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电视机(电视机改革印记)

改革开放前电视机(电视机改革印记)(1)

物以载情,物以载道。

物件和品牌的价值不只在商业,它更是种情怀,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也是一个个载体,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迁。

林林总总的物件在令人们的生活由黑白变为彩色的同时,也蕴含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改革话题。

没有住房制度破冰,就不会有第一栋商品住宅楼;没有消费方式革新,就没有中国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没有民营经济的春天,就不会有联想电脑、TCL等品牌的横空出世;没有对外开放,也就没有皮尔卡丹、松下、IBM进入中国……

即日起,新京报推出大型策划专题“改革物语”,通过讲述那些具有改革意义的物件与品牌的故事,展现它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改革历程,以及未来的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前电视机(电视机改革印记)(2)

2018年4月30日,广州,风靡一时但已成为时代记忆的物品。 图/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前电视机(电视机改革印记)(3)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甲马池镇白家河村一村民调试刚买回来的大彩电。图/视觉中国

“电视偶尔有图像问题出现‘雪花’,拍几下就好。”杨发对童年“玩伴”的回忆,让人不禁“穿越”回那个电视机初生的年代,彼时基本上一个村有罕见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足够引起村民们围观了。

1958年,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诞生。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黑白电视机作为一种奢侈的家电慢慢进入部分家庭。1970年,我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诞生,到了90年代,彩电一跃成为“新三件”之首。据市民回忆,那年头的电视机价格不菲,80年代平均月收入30元,而当时的电视价位300元到一千多不等。

从黑白电视到彩电,从奢侈品变为生活必需品再到极为普通的“家用电器”。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我国电视机奔跑的40年。我国的电视产业从一度依赖于国外技术到自主研发,而后等离子、液晶、OLED、激光、量子等新概念层出不穷。

进入21世纪以来,电视行业格局变换。曾经的电视机品牌松下、东芝、索尼等企业锋芒不再,海信、长虹、创维等国内企业迎头赶上。如今,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 人工智能”成为了电视的标配。分析人士认为,产品毛利低、行业技术更新换代快是目前电视产业遇到的最大困境。

市民四个月工资购置一台彩电

“电视偶尔有图像问题出现‘雪花’,拍几下就好。”已过不惑之年的杨发(化名)对6岁那年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记忆犹新,“那是我家也是我们村的第一台电视,红颜色的外壳,12英寸的松下牌黑白电视。”

1983年,彼时的电视机还未“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时全村的人在我家看《霍元甲》”,为杨发儿时的记忆增添了一抹傲娇的色彩。如今这种场景也只能在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了。

据杨发回忆,当时市场上国产电视机品牌主要有金星、飞跃、熊猫、牡丹等,还有不少日系品牌,包括松下、东芝、索尼等。

“松下电视或者日本电视很结实、不容易坏,后来邻居家和我们家买的其他新电视,几年后就需要维修,但是最初买的那台电视十几年没有修过,虽然是黑白的,但很清楚。”杨发对于家中第一台电视的最大印象是“皮实”。

时间来到90年代,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三件”取代了以“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为代表的“老三件”,彩电开始霸占历史舞台。“中学时家中原先那台黑白电视就放在我自己屋里,偶尔看看,家里人看彩色电视了。”杨发回忆道。

1993年,石家庄赵先生花两千元左右买了一台彩电。“熊猫的,从工贸中心买的,又找了辆三轮驮回去。当时刚刚结婚不久。”按照赵先生的回忆,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在五百元左右,一台电视大概花掉四个月的工资。

对于当时这笔巨大的开销,赵先生表示自己犹豫了许久,“买的时候也不懂参数,觉得尺寸够大又好看,就下手买了下来。”赵先生回忆,当时大家的心态是普遍认为电视尺寸越大越有面子,而彼时一款熊猫牌21英寸彩色电视是赵先生所能负担的上限。

买回家却被妻子嫌弃了一番,“她听自己上海的同事说熊猫是乡下人才买的牌子。”那时的中国还有诸如黄河、寰宇等早已消失的电视品牌,同时松下、飞利浦等外国品牌也已悄然进入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人家。赵先生坦言,面子归面子,价格还是普通百姓考虑的最重要因素。

“当时进口电视松下和索尼比较普及,松下电视图像颜色较清晰鲜艳,索尼图像较浓偏深色,周边亲戚朋友较多选择了松下。”1996年,身处南方沿海城市的王强(化名)花了七千元选购了松下彩电,而当时的月工资才几百元。“因为当时大部分人买松下的都是21英寸,我买的是较大的29英寸,按当时来说是很奢侈的了。”这是王强成家后的第一台彩电,他坦言,“满足了当时的虚荣心”。

如今,王强家的松下电视还能正常工作,他儿子笑称,“我家电视比我岁数都大。”而杨发的那台电视机在其大学毕业后被卖给了收废品的。赵先生家的熊猫电视经历了三次搬家,最终因为音响问题在2004年被“以旧换新”淘汰。

激烈价格战下老品牌惨遭淘汰

从第一台电视机的诞生,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我国电视产业从无到有,发展与完善至渐趋成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电视产业一度高度依赖于国外技术。

然而,数据显示,1985年,中国电视机产量已达1663万台,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电视机生产大国。1987年,中国电视机产量已达1934万台,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全国引进大大小小彩电生产线100多条,涌现熊猫、金星、牡丹、飞跃等一大批国产品牌。

“上世纪80年代,最怕见到熟人托我走后门弄电视机票,怕得罪人。不过到了1993、1994年,随着国家彩电产量的增加,这种紧张感也慢慢解除了。”国家广电产品质检中心高级工程师安永成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市场实现了大规模从黑白电视替换到彩色电视的升级换代。国内彩电出现积压,行业悄然降价。到了1996年,中国彩电业的格局因价格战发生巨变。

1996年3月,长虹向全国发布了第一次大规模降价,随后,康佳、TCL跟进,打响了彩电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价格战。当年4月,长虹的销售额跃居市场第一。这场降价战初步形成了三者的市场位次,长虹第一,康佳、TCL紧随其后分列第二第三名。

此后几年,因价格战等因素,整个中国彩电业迎来一次大洗牌,部分品牌走向停产。曾是全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生产的彩电品牌金星彩电于2003年停产。被淘汰的还有“凯歌”、“飞跃”、“牡丹”、“熊猫”等国产电视机。

东芝、松下、日立等曾经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日资彩电品牌也陆续告别了中国市场。2012年前后,日立告别了彩电生产业务;东芝在中国唯一的彩电制造工厂也全面关闭;松下在上海的等离子电视生产线也彻底停产。

除了竞争性电子消费品盈利日趋低微外,日本彩电在市场上节节败退与中国本土彩电品牌的快速崛起有关。2015年,长虹与松下达成整合三洋电视。2017年,海信129亿日元收购东芝电视。今年3月,因底座材料变形存安全隐患,松下召回部分2012年2月到2013年1月生产的Panasonic牌电视机产品,中国大陆地区受影响的产品数量为14564台。

IHS Markit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电视的出货量同比下降了3.4%。根据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的数据,2017年国内电视零售量同比下降了8.1%。近年来,虽然国内电视市场整体增长乏力,但国内彩电市场牢牢被海信、长虹、创维、TCL、康佳等国内品牌占据。

“如今国产电器的技术接近国外品牌,后来更新换代也选择国内一线品牌。”2017年,王强将用了近二十年的松下电视更换了创维的平板电视。

“新时代”电视机面临毛利率偏低瓶颈

“越用尺寸越大,最开始屏幕是凸的,后来是平的,现在又流行凹(曲面)的了。”赵先生笑着感慨家用电器更新换代的速度之快。

从黑白到彩色,从“凸面”到“平板”再到“曲面”,从手动拨台到智能遥控,我国的电视机步入了又一个“新时代”。

如今平板电视占据主流地位,出现包括液晶、等离子、OLED等几大技术类型的电视产品。在平板电视开始兴起之际,等离子电视和液晶电视堪称势均力敌。从自2007年开始,包括先锋、日立等等离子厂商相继宣布退出等离子市场,液晶电视完胜。

“至于后来工作后买的松下电视,是当时喜欢等离子电视,知道等离子要停产了,就买了一台松下电视作为留念了。”2006年,杨发对于松下电视的感情不减。

“卖一台电视就赚几十块,而且等离子、液晶、OLED、激光、量子等新概念层出不穷,研发成本增加。”产业分析师洪仕斌认为,产品毛利低、行业技术更新换代快是目前电视产业遇到的最大困境。

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除了显示面板更迭,中国消费者和市场都对电视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BAT厂商开始与传统电视厂商牵手,投资智能电视,争夺客厅经济,“互联网 AI”成为电视标配。

2006年,创维出资成立酷开,负责研发互联网电视技术,酷开曾分别获得百度旗下爱奇艺和腾讯战略投资。

TCL也推出互联网电视品牌——雷鸟,雷鸟近两年相继获得腾讯和京东投资。

海信则采用科大讯飞的智能电视解决方案。长虹语义也和腾讯叮当AI助手合作,海尔与阿里推出智能电视。

阿里更是推出“TV生态Inside计划”,吸引了海尔、康佳、长虹、海信、创维、夏普、飞利浦、微鲸等传统以及新进互联网电视品牌的加入。

“未来需要坚定不移发展互联网电视,电视成为互联网终端,将会有更多想象空间。”产业分析师洪仕斌认为,电视应该从功能机到智能机进行转变,智能化是行业发展大势所趋。

2017年中国OTT(互联网电视)市场无论是规模、投资、用户,还是内容和广告主,都呈现爆发趋势,尤其是OTT终端的规模持续扩张,已与传统电视终端旗鼓相当。

市场调研机构Statista预计,2021年全球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793亿美元;ABI Re-search的预测观点则认为全球智能家居市场2018年就会达到700亿美元,2021年更是会突破千亿美元。

新京报记者 陈维城 实习生 王健楠 赵炜 编辑 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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