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高校毕业生破千万）

1076万，这是今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这也是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跨过“千万”门槛。

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从就业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月有所下降，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简称“青年失业率”）上升至18.4%，接连两月创下该指标自2018年1月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提醒，当前较高的青年失业率“需要高度重视”。而纳入此项调查的16—24岁青年中，高校毕业生占大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毛宇飞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学生普遍在6月或7月毕业，最新公布的5月份青年失业率不足以反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此后几个月的数据更有参考价值。

眼下正值毕业季，多数毕业生需在疫情延宕近3年的大环境下进入劳动力市场。受访专家坦言，青年失业率走高反映出宏观增长不达预期，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不仅关乎个体前途，更关乎稳经济、稳就业大盘。

高校供给侧承压明显

青年失业率发布4年来，每年比较一致的走势是倒“V”型，即在3月左右逐渐上升，7、8月达到年内高点，9、10月开始下降。“我们也研究过为什么会这样。”毛宇飞向记者解释，国家统计局在统计失业率时，对失业人口的定义可通俗理解为“当前没有工作，但在积极找工作，找到工作后立即进入工作状态的人口”。

“高校毕业生实际上符合前两个条件，但是无法立即开始工作。所以在毕业之前他们属于非劳动力，没有被纳入失业率统计口径，随着毕业季逐渐到来，未就业毕业生就由非劳动力人口转为失业人口。”毛宇飞说，这直接拉高了每年7、8月份的青年失业率。

与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最终找到工作的节奏相吻合，青年失业率通常会在9、10月明显下降，“这便是摩擦型失业的典型表现，即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经过一段时间后完成了互相的寻找和匹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劳动与就业研究室主任曲玥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但从数据上看，今年的青年失业率3月为16%，4月上升到18.2%，5月为18.4%，与往年最高时6月的16.2%相比，高位运行的时间大幅提前。在曲玥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今年春节后上海、深圳、北京相继暴发疫情。“这3个城市不是一般的城市，经济拉动作用强、劳动力需求增长最快，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不光不招人，甚至可能裁员，毕业生等群体的新增招聘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 去年10月12日，2022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招”在上海建桥学院举行，招聘人数25000多人。

毛宇飞长期跟踪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在他看来，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光有青年失业率这一个维度，还可以参考不同时间段的大学生求职人数变化以及企业招聘需求变化等情况。

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春招过后，截至4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毕业生中，46.7%已获得录用通知，较去年同期降低16.1%；已签约的毕业生占15.4%，与2021年相比也有2.9%的下降。录用率降幅显著，从侧面表明由于招聘岗位减少，毕业生的选择空间缩小，岗位竞争加剧。

曲玥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应置于新的背景下讨论：一是疫情反复与宏观经济下行，二是毕业生规模已达到新的量级。

事实上，高校毕业生总量每年都创下新高，迈入千万人时代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但速度在今年明显加快——总人数比去年多出167万，是去年增量的近5倍。曲玥和毛宇飞均认为，这与1999年启动并延续至今的高校扩招政策不无关系。

仅看最近几年，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19年、2020年、2021年3年，高职专科扩招约316万人；2017年教育部下达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总量约13.7万人；2020年硕士研究生扩招18.9万名；博士研究生方面，2018年博士生招生较上一年增长13.86%，扩招幅度达到2003年以来的最大。

曲玥说，每一层都在扩招，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但也叠加了毕业生规模，合力推高了今年的毕业潮。

行业“大户”缩减，考研考公火热

与规模创下新高并存的是，往年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具有传统“蓄水池”作用的行业表现疲软。

河南一所师范类院校的应届生小峦今年毕业，在有疫情的近3年时间里，身边很多同学只能待在学校，“能去公司实习的，一旦遇到疫情也都要被迫停止”。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毕业季。她对2019年的秋招印象深刻，“企业多得数不过来，像摆地摊一样在操场上竖起易拉宝、摆好桌椅，还有专人一对一服务。今年一场线下招聘也没有，全部转到线上，不光形式变了，企业也没有往年多。”

根据毛宇飞观察，分行业看，高校毕业生长期青睐的互联网与教培等行业的招聘需求出现缩减。

较早时候，关于“互联网大厂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不胫而走。4月8日，“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发文回应称，中国网信网对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12家互联网企业用工和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访谈。经统计，2021年7月到2022年3月中旬，12家企业总离职人数21.68万人，总招聘人数29.59万人，净增用工7.91万人，其中11家企业招聘人数多于离职人数。

“我们也发现缩招的更多是管理岗位，软件开发之类的技术性岗位其实并没有减少。”毛宇飞认为，智能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对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高技能人才仍然紧缺，“高校毕业生存在技能错配，有意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毕业生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要提高数据相关的技能”。

△ 去年11月28日，2022年度“国考”开考。

除了就业，摆在高校毕业生面前的选择还有考研、考公、考编。曲玥和毛宇飞均注意到，高校毕业生更加“求稳”，在庞大的总量规模下，这几条路颇显“拥挤”。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考研报名人数有457万人，比去年增加80万。毛宇飞今年指导的6位本科生中，有3位考研、1位考编，剩下2位就业。据他观察，选择考研的学生一般占班级总人数接近一半，加上国外考研的能有一半多。日前公布的2022年考研国家线显示，除少数专业外，分数线普遍大幅上涨，有的专业涨幅超过10分。“虽然高校在扩招，但是研究生名额没有增加这么多，推动了考研难度上升。”毛宇飞说。

在考公方面，2022年国考报名结束后，共有212.3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实际录用人数只有3.12万，报录比高达68：1。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公告中特意强调：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主要招录高校应届毕业生。

谈及考公、考编升温现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高学历毕业生择业无疑应考虑社会需要和专业人才人尽其用，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允许个人选择可能还是底线原则之一。

他指出，高学历毕业生愿意到体制内工作本身不是问题，但当一个体制内岗位或公务员职位出现成百上千应试者竞争时，不能说是正常和积极现象。“问题不在于年轻人热衷报考公务员，而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现实关系仍有待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改进完善。”卢锋说。

近期，多地重启因疫情延后多时的公务员省考笔试，多数定于7月9日至10日开考。记者查阅发现，加大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政策性岗位供给不仅体现在一些省份的公务员招录公告中，在全年的稳就业举措中也有明示，并明确了任务量。

例如，江西省今年将开发各类政策性岗位不少于4万个，其中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招录岗位占比不得低于40%；吉林省拟招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数约2.2万人，比去年增长10%；河南省公务员招录计划不少于7500名，事业单位招聘不少于4万人，国有企业招聘1万名左右。专家表示，加强政策性岗位供给，并向首次就业的毕业生群体倾斜，是稳定就业市场的一种政策保障。

多方合力、多管齐下

考研、考公、考编“上岸”失败的考生，最终都要和大多数高校毕业生一样踏上求职之路。仅以考研为例，今年拟从457万考研大军中招录11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将有300多万名考生落榜。

除前述增加政策性岗位供给外，今年以来，各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点工作推进。

在更为具体的举措上，教育部要求今年3月至8月期间，全国高校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走进企业挖掘岗位资源，新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的书记、校长，拜访用人单位原则上不少于100家。

“书记、校长们下到一线才有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反之，可能一些应急性的举措都推不出。”曲玥评价称。毛宇飞建议，考虑到今年的就业形势，这一举措应适当延长。但曲玥也表示，教育就像是种“种子”，今天种下可能需要4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对标得上经济发展需求、产业变迁路径，照此倒推，很多事情要放在前面去做，更根本的是做好教育顶层设计。

△ 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用工荒”与“招工难”并存困境。

在曲玥看来，“找到工作”并不难，难的是找到薪资、岗位、企业性质、行业都与预期不相上下的工作。这种矛盾在高校毕业生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她认为，毕业生的预期落差与结构性失业一脉相承。高校连年扩招垒高了就业供给侧，但调整适应劳动力市场做的不够，“就像是硬币的正反面，虽然人力资本很高，人力资本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技能结构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匹配，达不到市场需求”。

解决结构性问题并非一日之功，尤其今年又交织了疫情影响。在其他中短期措施上，曲玥以去年收缩明显的教培行业为例，建议把市场化运作的教培机构引导至公办教育体系，如托管班、辅导班等，既满足合理需求，也能使有意向的毕业生在政府监管下获得就业机会。

毛宇飞建议，继续推进2019年开始实施、为期3年的100万规模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这是一项主要针对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岁-24岁失业青年的帮扶计划，“大学生毕业后在企业见习，由政府提供见习费用，两年见习期结束后自主决定去留，此时，有意向重新求职的毕业生也已经有了工作基础。”毛宇飞还表示，就业情况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要给毕业生找工作留一些时间，不应只关注失业率的增减变动。

去年底，学界有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有利因素：1962年我国净增人口1436万，今年有较多男性职工到了60岁法定退休年龄，有人退出，就要有人顶上。卢锋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他同时指出，“腾退出来的职位可能是企业高管，也可能是看仓库的，高校毕业生能不能补位？这涉及到摩擦系数匹配问题”。

卢锋表示，目前的青年失业率是全国城镇失业率的3倍多，高校毕业生求人倍率（指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低于1，“说明影响青年就业压力的不仅是匹配因素，也与目前宏观经济承压背景下工作岗位创造能力受到限制有关”。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图片来源：新华社

责编：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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