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野径扰浪人（无愁河上浪荡的汉子）

《阿诗玛像》 1955

《春潮》 1961

《翠翠和爷爷》 沈从文《边城》插图 1947

◎辛酉生

一位知名画家总有一幅或一类作品为公众熟悉，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或是梵高的向日葵。睁一眼闭一眼的猫头鹰则是黄永玉的招牌。他还有一幅作品，即便是不关注美术的人，也能想出它的样子，那就是1980年猴票。红色底子上的猴子，自问世以来即伴随着财富的想象和各种传奇故事。而这位精通版画、国画，创作油画、雕塑，设计过著名白酒品牌的包装，还出版过众多文学作品的艺术家，其人生也是一部传奇。他的半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皇皇7大卷，只写到20岁出头。他今年已经96岁高寿。

黄永玉以版画起家、成名，但在今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之前，从未办过一场专门的版画展览。

据黄永玉自述，到目前为止共创作版画作品四百幅左右，除少量散失外大多保存完好，本次展览展出作品190余幅，相当于他版画创作的半数。他在为此次展览所做的《入木八十年》中写道，“我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大背囊，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欢的书籍，还有一块被人当笑话讲的十几斤重的磨刀石，一听到枪声炮声，背起背囊跟人便跑。千山万水、八年抗战，这些木刻板子居然还能聚在身边。”正是由于对作品的珍视，才能使这位在战争年代开始创作，并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艺术家保留了大量作品，也让观者可以一窥他版画创作的全貌。

黄永玉，湘西凤凰人，1936年十几岁时离家求学，曾在厦门集美中学学习，接触到版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艺术道路。

在当时的环境，他这样一个青年从事艺术，木版画几乎是必然的第一选择。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鲁迅的倡导更使其走向高潮，出现如力群、李桦、野夫、黄新波等优秀的木刻家。木版画创作材料易于取得，成本低廉，又易于印刷，便于与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相结合，可使艺术家方便地传播艺术观点，同时也是革命、抗战的匕首投枪。对一个进步的艺术青年来说，还有什么形式比木版画创作更合适呢？何况木版画在出版行业用途广泛，更容易获得报酬，满足基本温饱需求。

本次展览展出的黄永玉最早的一幅作品，应是1946年创作的《讲故事》，这幅作品成为1948年出版的野夫《怎样研究木刻》修订版《木刻手册》的封面，从1938年左右开始接触木刻，用了不到10年便得到他木刻引路人的认可。

黄永玉说自己受正式教育机会不多，在艺术上也没有受过什么科班训练。《讲故事》这幅作品，与力群、李桦等受过一定正规艺术训练、早期具有相当写实性的创作不同，也与经鲁迅倡导，被极为推崇的德国版画家柯勒惠支悲怆沉重的风格不同，明显感到黄永玉受活跃在上海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等漫画作者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次展览中，创作于1946年的《鹅城》也有张光宇的影子。《十七十八好唱歌》和《狗爬径山歌》系列作品，从题材到表现上恐怕受到张光宇名作《民间情歌》系列影响。1947年创作的插图《逻辑病者的春天》，现代派的表现、人物与鱼的混搭设计，也是海上杂志和书籍插图、装潢的常用手法。1947年，黄永玉参加上海的版画活动，随张正宇、陆志痒到台湾写生，创作《台湾食摊》《台湾牛车》等作品。这批作品与陆志痒的素描作品相比，画种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影响可能基于黄永玉自己所说的，“我从小喜欢上海漫画杂志。”

上海漫画家对黄永玉的显著影响，持续到他香港时期的作品，如《打石头》《二等乘客》等。黄永玉受漫画影响，倒不是用版画手法去创作漫画或表现幽默讽刺，而是在技法上和对生活的观察方式上。他的香港阶段也有一些作品，特别是歌颂革命胜利主题的，开始有自己的风格，但似乎还不够明确。

1953年，黄永玉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此后，他的版画艺术日趋成熟，并形成两三种不同风格，在1960年代初期达到版画创作高峰。

黄永玉艺术变化的第一个重要节点，是他作为《人民日报》特派记者赴小兴安岭，并在1954年创作《这地方叫八十公里》《新的声音》等作品。这些作品运用了更细腻的线条，也更加写实和舒缓。这次兴安岭之行成为他的一个创作母题，几年间以此创作多幅作品，包括为他的夫人张梅溪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森林中》创作的一系列插图。

兴安岭后，1955年，为了给彝族撒尼人叙事诗《阿诗玛》创作插图，他又到云南采风，成果是《阿诗玛》插图10幅。这组作品被反复出版，也是黄永玉的重要代表作。和兴安岭题材以黑白木刻为主不同，《阿诗玛》系列中部分采用套色技法，如其中最著名的《阿诗玛像》和《吹口弦》，色彩运用更突出女性的温婉，增加了几分浪漫。此后，表现十三陵水库修造场景的作品，都是这种风格的延续。

黄永玉从事木刻创作之初，就曾为沈从文《边城》等创作插图，1950年代，他更是创作大量插图作品。特别是童话插图和以儿童生活为主题的创作，与兴安岭和阿诗玛系列呈现不同风格，如果说前者更注重线的运用，这部分创作则更突出块面的表现；前者更趋于写实，这些作品更具写意性；前者展现生活场景，这些作品许多是体现了幽默的态度。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之子张郎郎，在回忆1950年大雅宝胡同美院宿舍生活时写道，黄永玉是孩子王，常带领自己的两个孩子和一众教授名家子女玩游戏。乐于与孩子打成一片，也是他愿意创作与儿童相关的作品的原因。

漫画家对黄永玉的影响，在这个阶段内化为他发自内心的幽默感。他为冯雪峰、叶圣陶两位作家的寓言、童话创作的插图，是这一类作品的典型。如果读者读到童话文字，情绪达到九分，再看到插图中狡黠的狐狸、自大的青蛙、骄傲的将军和裸身奔跑的皇帝，此时快乐和愉悦必然爆表。相对于黄永玉1980年代以后创作的国画水浒人物等作品，带有更多戏谑和调侃的意味，这批童话插图又有难得的温情。

1950年代，黄永玉还有许多人物肖像类作品。如著名的《齐白石像》，现在常常被使用的《雷锋像》，以及领袖题材肖像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写实准确，也构成一种风格。

我个人认为，1961年创作的《春潮》和《葫芦信》，是黄永玉版画艺术的高峰，甚至超出《阿诗玛像》的成就。在此之前，我想先说黄永玉1960年的一幅小画《海和幻想》。这幅作品中一个男孩在海中嬉戏，群鱼环绕，一条几乎与男孩等大的热带鱼在轻触男孩的嘴唇。人物与鱼都是写实的，线条是细腻的，而所表现的场景是现实中所无的“幻想”，可以说在这幅作品中现实和浪漫已经有机交融。而《春潮》在我看来则是一幅更宏大的《海和幻想》，虽然两幅作品一幅柔美一幅雄壮，但浪漫和现实的结合确是一律的。《春潮》中，踏浪青年梭镖飞向凶恶的鲨鱼时，他的状态能否如此自若不一定，是否会有飞鱼从旁边穿过不一定，但当这几个元素同时出现时，在紧张激烈中平添了一份浪漫色彩，搏击的惨烈成了生命的雄壮。

傣族叙事诗《葫芦信》插图，画面内容丰富，却只用圆劲的线构成。所表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风情，人物、服饰、植被、建筑、装饰既是写实的更是写意的，是繁复的更是洗练的，在《阿诗玛像》之后，将他对这一类题材的把握推向更高层面。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黄永玉逐步转向国画创作，此后更是涉及多个艺术领域，版画只是偶一为之。在展览后记中，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说“木刻是黄永玉先生艺术的根”，确实如此。他国画中猫头鹰向上一挑的眉不就是版画笔触么，横飞而去的鸟的翅不就是平口刀一刀下去的效果么，对荷花的刻画不就是版画技法么；《永玉六记》中各种随手画就的线条不就是版画的线条么。我想甚至可以更极端一点儿说，自黄永玉从事美术创作以来，他所有的艺术都是版画，用不同方式表现的版画。“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看到这些木板，我几乎忘记了。唉，千山万水贴着肉的、贴着肉的什么呢，贴着肉的骨头吧！这一堆骸骨啊！”版画不仅是他的根，更是他的骨，是他艺术的内核。

“入木”这个名字起得好，入木三分，木刻下刀要入木三分才能有力，艺术家观察生活也要入木三分，才能发现美、表现美。用此作为展览的名字，足见作者的自信。这个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