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有关香蕉的知识英语 大量香蕉词的存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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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流行的认知是，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区别仅仅在于语法技术上。文言文是使用的古代语法，与语言不同步，白话文使用的则是现代语法，与语言同步。事实上，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异，还有文化内涵上的。白话文被内置了西方文化的因素、基因，是一种转基因文字，而文言文则是基于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明白这一点对准确理解中西方文化至关重要。

要正确理解白话文中的西方文化内涵、西方文化基因，需要回顾一下白话文产生的历史背景。

白话文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本身就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课本会让人误以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本土的产物，是陈独秀、鲁迅等一众“民国大师”思想创新的结果。其实“新文化”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来自当时的日本，就是日本文化。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除了胡适外，全部是年轻的日本留学生。胡适也是年轻的留学生，不过是留美。他们并非思想的发明者，而只文化的搬运工，从日本搬运到中国。鲁迅堂而皇之地将其称之为“拿来主义”，并以此为荣。

另外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重要历史事实是，中国在文化上不是被西方列强打服的，而是被日本打服的，中国的全盘西化不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而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的。较之于1840年，1894年是中国历史上更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1894年之前，尽管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攻击下接连失败，但是中国依然保持着“文化自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方针，展开军事自强的“洋务运动”。

也就是说，甲午之前，尽管屡屡被战败，但是中国对欧美依然以蛮夷视之。认为欧美强在军事，在文化上则是落后、野蛮的。“洋务运动”主旨是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以增强中国之国力，但拒绝学习西方的蛮夷文化。对全球文化，中国依然采取的是传统的“夷夏之防”、“华夷之辩”的范式：中国是华夏，是礼仪之邦，中国之外是缺乏礼仪、缺乏文明的蛮夷之地。

因此，甲午之前，留洋、留学生在国内并不被认可。那时留学都是官派，自发、自愿的留学尚无。严复就是洋务时期官派留学生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名气最大的一位。但是，严复回国后，西洋的学历在国内并不被认可。为了在官场立足，打入当时的主流，严复又被迫参加了好几次科举考试，可惜都名落孙山。

但是，甲午之后，中国人在文化上被日本人打服了。说中国被日本人打服，并非中国真正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了，屈服于日本的强大了，而是屈服于日本骤然变强的方式。日本人是怎么变强的？是明治维新之后的全盘西化、脱亚入欧。

也可以这么说，甲午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日本主义”，让中国开始“惊醒”，中国要强大，必须学习日本这个绝佳范例。这导致甲午战争之后，通过日本这个榜样和中介，中国对中西方的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甲午之前，中国在文化评判上，依然在使用传统的“华夷之辨”范式，以西方文化为蛮夷。甲午之后，中国在“日本主义”的影响下，引入了一个新的文化评判范式：“先进落后”范式。这个新范式认为现代文化先进，古代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就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急剧沦落为属于过去时代的“落后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属于当下的未来的“先进文化”。

甲午之后兴起的盲目崇拜日本的“日本主义”，导致中国出现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热、留洋热。中国人开始自愿自发地去留洋、留学。同时，中国也彻底废除经学，废除自身传统的学术系统，而引入西化的学术，以大学为中心，建立起西式的学术和教育体系。

白话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包含当时日本文化的基因，也是西方文化的基因。“明治”之后的日本文化，就是“脱亚入欧”文化。“脱亚”其实就是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因为此前的1000多年，日本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入欧”就是西化。因此，“脱亚入欧”就是“脱中入欧”，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肯定和崇拜西方文化，另一个则是否定和贬低甚至辱骂中国文化。

辛亥革命之后的“新文化”，其实质就是被那些年轻的日本留学生搬运到中国的“脱中入欧”的“日本文化”，其核心要点也当然是肯定、崇拜西方文化和否定、贬低甚至辱骂中国文化。就这样“中国3000年都是吃人社会”、“打倒孔家店”这样如此败类的观点就被引入到中国，并大行其道。是日本人先炮制出此类的观点，然后那些年轻的日本留学生也跟在日本人屁股后面这么喊。

日语的“脱中入欧”是日本文化整体上“脱中入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的“脱中入欧”也包括“脱中”和“入欧”两个部分。“脱中”就是脱离日语中的汉字写法、字形，而企图将日语完全拉丁字母化，中国新文化领袖们所提出的中文完全拼音化就是由此而来。著名者如钱玄同，此人当然也是日本留学生。当然这个“脱中”的同时，也包含着“入欧”。

但是，最重要的入欧则是将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词汇对译成拥有汉字字形的日语。这些词汇，是有着汉字外皮的日语，但是其文化内涵却是百分之百西方的。然后，当时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又将这些词汇搬运到中国，成为白话文的重要词汇，甚至核心词汇。

“教育”、“政治”、“自然”、“封建”、“社会”、“唯心”、“唯物”、“文明”、“文化”……这些都是白话文中的常见词汇，也是核心词汇，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纯粹的中文，实质是，这些词汇都是从日本引入的有着汉字外皮的，但文化内涵却是西方的日语词汇。仿照“香蕉人”，我给这些词汇起了一个名字叫“香蕉词”。“香蕉人”是指那些在思想文化上彻底西化、白人化的华裔：外皮是黄色的，内心是白色的。

据统计，在社会科学中，从日本引入的香蕉词占整体学术词汇量的60%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文实质上就是被注入西方文化内涵的“外文”，也可以说是被植入西方文化基因的转基因文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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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中西文化研究地足够通透，就会发现，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教育”、“政治”、“自然”、“封建”、“社会”、“唯心”、“唯物”、“文明”、“文化”如此之类，“教育”与education、“政治”与politics、“自然”与nature、“封建”与feudalism 、“社会”与society、“唯心”与idealistic、“唯物”与materialistic、“文明”与civilization、“文化”与culture不能简单对译。当在中文中引入这些词汇时，实际上是将西方的文化理念强加给中国，将education、politics、nature、feudalism、society、idealistic、materialistic、civilization、culture的理念注入到中文中，让中文西方化、外文化，让人误以为这些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所固有。

西方的education是以知识为外在，而且是以知识为本位，将知识自外而内灌输给人。中国的教育恰恰反对这种“外铄”性的知识灌输，不是以知识为本位，而是以产生知识的“心”为本位，教育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本心，以觉悟、自省为中心。知识只是“心”的思考结果，是不独立的，真正独立的是“心”。

马克思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工具”，这也是politics的基本内涵。西方的politics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技术，就是统治，而统治则是以暴力为后盾的专制。中文“政”、“治”都没有丝毫的、任何的统治的含义，其内涵都是尊重人民，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政”、“治”都是以被治理者的自性为基础，而非以强制性的暴力为基础。中国的“政治”是反统治的、无统治的，而西方的politics恰恰是以统治为核心的。

Nature在西方原本是指由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神造之物，与神相对应。中文“自然”的意思是自然而然，与nature完全不搭嘎。Nature的原始意思如果用中文翻译，应该是“神然”，是神让它那样，决不能用“自然”。“神然”与“自然”截然相反。

神是凭借神的智慧去创造nature的，nature中包含着、凝结着神的智慧，通过研究nature就可以研究神的智慧，进而研究神，与神沟通、与神合一。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莱布尼茨，他们对nature的研究都是为获取凝结于其中的上帝的智慧，都是对神的研究，都是神学。无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还是牛顿的《nature哲学的数学原理》实质都属于神学。

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中，nature与肉体、物质为同一类，是灵魂的对立面。也就是说，西方的传统文化认为，世界是二元的，物质和灵魂，其实就是上帝所造之物，和所造之物所包含的上帝的智慧。灵魂是自由的，而nature则是对灵魂和自由的禁锢。而中文“自然”不仅是一种自由，而是最高级别的、绝对的自由。

在传统的西方，世界是由神和自然所构成的二元世界，也是一个肉体与灵魂的二元世界。19世纪下半期，西方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最后彻底废除了宗教和上帝，至少在学术意义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尽管上帝被打倒了，但是nature依然不是真正“自然”的，依然是被动的“他然”的，只是这个他者不是神了，而是“客观规律”、“科学真理”，昔日的神、上帝被客观规律、科学真理替代了。

概而言之，西方的nature一直都是“他然”的，与中文“自然”截然相反。

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指的是当时西欧的土地被包括国王在内的极少数贵族领主所瓜分，广大的农民因为依附于土地因而依附于贵族领主的社会状态。中国历史上从不存在feudalism，西周的“封建”也从未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西周的“封建”，其实质是一种行政区划方式，将某个地区分封为谁，只是将这一地区税收权和相应的行政责任交给他。

西周的封建王侯与西欧的feudalism领主绝不像类，他们并非全国土地的瓜分者。恰恰相反，他们不允许直接拥有任何的土地，也不允许参与任何的生产经营，这叫“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他的收入只能完全依靠税收。也就是说，西周的封建王侯是独立的职业化的政治家，以道义秩序的维护为职责，而西欧的feudalism领主则是大地主、大地产经营者，他们没有道义秩序的概念，而是为自己的私产、私利服务。

西欧的道义秩序的维护则主要是由基督教教会来承担的。现代人将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状态称之为“政教分离”，是完全错误的，feudalism领主尽管的拥有一些行政职能，但是他们本质上是维护自己私产、私利的业主，并非维护社会道义和秩序的政治家。将feudalism与政治、政府、行政等同是错误的。真正承担维护社会道义和秩序的是基督教教会，教会比feudalism领主们更有资格撑得政府。但是，碍于教义，基督教的确无法完全承担行政的职责，因此，feudalism领主和教会合在一起，才能勉强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政治、政府。

中国传统中唯有“天下”的概念，而无“社会”的概念。“天下”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虚体，一个效果，真正的实体是个人，甚至更进一步是个人的心性。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前四条都是在讲内在的心性修炼，最终达到“正心”，后面的四条只是所有人都“正心”的结果、效果。天下所有人都“正心”的效果就是“平天下”。“平天下”的具体方法就是以自己的“正心”感召、教导和帮助所有的人去“正心”。

Society与天下不同，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且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实体，拥有对个人的绝对权威，对所有的人构成制约。故此，现代文明有“服从Society（社会）”、“顺应Society（社会）”。但是中国传统中绝不会讲“服从天下”、“顺应天下”，因为“天下”并非一个实体，也并不拥有超越个人的绝对权威。在中国传统中，唯有人心、人性是真正的实体、主体，也唯有心性是权威，人不应该服从于心性之外的任何东西，而只服从、顺应自己的内在心性，即“良心”，做事要“凭良心”。

严复将Society翻译成“群”，也并不准确，因为中文“群”固然可以包括全体成员，但是，绝非是一个拥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性实体，所谓的“群而不党”。Society则是既“群”又“党”，要求群内的成员密切联合在一起，这样Society就成为一个大“党”。因此，“党”比“群”更准确地去对译Society。

中文的“社”、“会”Society貌合神离，似是而非。“社”、“会”都有群的含义，但是绝无党的含义。“社”的本意是土地庙，相当于神庙，用来祈求土地的丰产。在“社”中举行祭祀活动就是一种集会、聚会，但是这种集会仅仅具有祭祀含义，本身并非一个实体。“会”的本意是“约会”，“约”就是契约之约，最早的形态是绳子、结绳。在签订契约和执行契约时，契约双方都要会面。在契约关系，契约双方是实体、主体，契约本身并不是，只是契约双方之间的共识。然后，约定日期的聚会也都可以称之为“会”，会的基础在“约”，也有“群”的含义，但是没有“党”的含义，不是一个超越个人的权威实体。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用汉子“社会”去对译Society，事实上是构造了一个为中国历史和文化所无的新词，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词，但是却让人误以为是个中国旧辞，误以为中国历史也存在西方的Society。

中国有“天下”、“平天下”的概念，但是却无“天下学”，因为“天下”并非一个实体，心性才是。所以，中国只有心性学，而心性学也是“天下学”。正是因为Society(社会)是一个实体，因此，西方搞出了发达的“Society(社会)学”，却唯独没有心性学。

Ideal是思想、理念，是“心”的思考结果，但绝非“心”本身，因此idealistic决不能翻译成“唯心”，西方压根没有真正中国意义上的“心”、“良心”的概念。“心”是思考的主体，是一切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者。“心”所指的是思考主体、思考活动本身，而非是已经发出的思考结果。已经发出的脱离心的思考结果，已经不是心，而是“物”了。因此Ideal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物”而非“心”，idealistic是“唯物”，而非“唯心”，完全搞反了。

Materia的意思是物质、质料、原料，是nature中去除神的智慧的那一部分，去除客观规律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去除人的思考判断因素的部分，也是西方所特有的概念，为中国所无。中文“物”字的本意是按颜色对作为祭品的牛进行分类，纯色的为一类、杂色的为一类，纯色红毛又为一类，是祭祀价值最高的。然后将所有类别的事物统称为“物”，其本身就包含着人的判断选择和分类，因此有“物色”、“物以类聚”的说法。如果撇开人的思考认知和判断选择，“物”是无法想象的。

人们所感知的物的属性和形象，都是通过人的思考认知能力所呈现的，都是包含着思考能力的赋予。离开人的思考认知能力，“物”是什么样的，人将无法感知。

既然“物”是一定包含着“心”的思考，是“心”思考认知的结果，那么“心”、“物”有无边界，边界又在哪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物”不仅有明确的边界，而是至关重要。中国文化的主旨就是明确“心物”边界，确保“心”的独立性，让其免受“物”的干扰、困扰，即“不累于物”，防止“人化物”。

“心”是思考主体，是思考本身，思考的结果一旦从“心”所发出，就被赋予到物上，而成为“物”。“心”的“物”的区别在于，“心”是“体”，“物”是“用”，是“体用”之别。

因此，在中国文化看来，西方的materia是不存在的，是一种虚构，materialistic也当然是对不存在的materia进行信仰的迷信。Materialistic也当然不能翻译成“唯物主义”，而只能翻译成“唯假主义”，materia与中文“物”截然不同，不是“物”。

Civilization的词根是 civil，意思是市民的、城市的，Civilization的原始意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Culture的词根是Cult，意思是耕种、农业，Culture的原始意是农业化的生产方式。西方将表达城市化的Civilization和表达农业化的Culture，视作“文明”、“文化”，足见其浅薄、粗鄙。

在中国文化看来，“文明”、“文化”决不能与任何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和挂钩。“文明”、“文化”的核心在“文”，“文明”就是因“文”而明，“文化”就是以“文”去化。“文”就是“文以载道”之“文”，是一种承载道义的工具。

具体说，“文”是一种独立的抽象符号，被用来表达“意”、“义”。“意”就是由“心”所发出的判断和选择，“义”、“道义”也是“意”，只是更强调其共识性。作为古今天下共识性的“意”，就是“义”“道义”。

“心”人思考认知功能性上的、逻辑上的器官，人“心”在做思考认知和判断选择时，是依据天然存在于人心之中的标准进行的，这个标准就是“义”、“道义”。人只要充分地遵循尊重自己的本然心性，即“正心”，“心”就会自动地以“义”的原则去思考认知和判断选择，其思考认知和判断选择的结果也将是符合“义”、“道义”的。

中国文明的最核心要义，就是维护“心”的独立和自由，也可称之为“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只要确保“心”的独立和自由，其所发出的“意”，就是“诚意”，是以其内在的“义”为原则的，也将符合“义”。

进而中国的先人发明了“文”，来象征和表达由心所发出的“意”、“义”，这就是“文以载道”的真实内涵。最初的“文”并非文章，亦非文字，而就是纯粹的文，远在文字之前就存在了。更准确地说，在中国文明的出现伊始就有了。

因为就是说，在汉字产生之前，中国已经存在成熟的抽象符合系统，用以表达“意”和“道义”。这套“文系统”又包括两个子系统，一个是易经的八卦符号系统，另一个则是契约符号系统，这个是主体。契约符号又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

甲骨文就是在以契约符号为主体的文系统基础上而产生的，继承了文系统“文以载道”的基本理念，大部分的甲骨文字形也直接借用了契约符号。因此甲骨文、汉字从根本上来说，是抽象的契约符号文字，而非什么象形文字。

“文”是表达“意”、“道义”的工具，而“意”、“道义”则是由“心”所发出，因此，“文明”、“文化”的关键并不在“文”而是，在“道义”，在“心”。“文明”就是“道明”、“心明”，“文化”就是“道化”、“心化”。

因此，绝不能用汉字“文明”、“文化”去对译Civilization、Culture。也可以这么说，唯有中国存在真正的“文明”、“文化”，西方的城市化、农业化称其不上文明、文化。

同时，Civilization、Culture也象Society一样，具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实体性、权威性，对人构成制约。中文“文明”、“文化”恰恰相反，是以个人的心性为主体和本位的，其本身并具备主体性、权威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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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之所以犯了严重的翻译错误，将外表相似，实质相悖相反的中西文单词进行对译，根源在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肤浅、错误。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一轮盲目的日本热，盲目崇拜和引入日本文化，盲目引入白话文，包括大量的存在翻译错误的有着汉字影子的日语单词。根源在于，中国被西方打蒙了，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被新近西化的日本打蒙了。为强大变得饥不择食，将日本的经验看成是强大的理想方案。

在中国已经实现经济崛起和综合国力崛起的当下，中国非常有必要对甲午之后的盲目崇拜日本文化的历史进行深入反思，对以日本文化为支撑的“新文化”进行深入检讨，对西化的、外文化的白话文进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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