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腐败（古代腐败花样多）

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的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这是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的时候，对当官感觉的描述。堂堂县太爷，时而如奴才般贱皮贱骨，时而如妓女般强颜卖笑，时而要具备搜刮百姓的狠毒心肠，时而又要具备媒婆般的巧言令色，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尚有良知的读书人在明朝腐朽的官场的尴尬处境，事实上，也预示了他终将被官场淘汰的命运。吴思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潜规则》中，主要以明清官场正史杂记为根据，刻画了一副细致严密的古代官场潜规则图解。虽不上明面，但在暗中运行影响甚广，令人咋舌。

不论土匪还是黑道，都有自己的一套术语，这套术语不仅有效地保护了黑道的许多行为和信息不那么容易败露，更成功地将自己和其他圈子隔离开，

古代入仕者，读的都是经史子集，学的都是仁义道德，但是，往往在进入官场之后，在金钱和潜规则的作用下迅速堕落。不过，文人的才气还是让他们给这些贪腐的行为贯上了一些有趣，甚至“文雅”的名字。今天就跟着吴先生的笔触，窥探其中的一些门道：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案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贼洗名”。

这其实基于古代官吏们的一种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也就是“合法伤害权”。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的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用古代汉语的一个简洁贴切的词来表达，这叫做“势之所至”。势之所至，则潜规则生焉。

清朝文学家方苞曾经蹲过监狱，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狱中杂记》，就将一些清代监狱中的陋规罗列了出来。

方苞提到，康熙年间，刑部大牢人非常多，究其原因，就是酷吏们往往喜欢把事件涉及的人员范围扩大，能捎上的都捎上，全部关进大牢。不管有罪没罪，一旦入狱，必械手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堪言。这些狱卒再去开导说服他们，教他们如何拿出钱财取保出狱。

对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胥吏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据方苞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先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做“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本人谈。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的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行刑者凭借手里的合法伤害权，一般能从富裕者那里敲出数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从贫穷者那里也能把衣服行李敲干净。完全敲不出来的，就按照事先威胁的方法痛加折磨。

过去农民纳粮，如果按照正式的规定执行，则人们通常还是能够余下吃饱肚子的。然而，问题就出在，到了下面，纳粮的方式和数量往往并不是按照规定而执行，而是加入了许多新的花样手段。“浮收勒折”指的就是这些花样手段。据吴先生考证，这个词今天几乎鲜有人知，但是在明清社会却是常用语。所谓“勒折”，就是粮食部门不肯收粮，强迫百姓缴纳现金。而现金与粮食的比价又由官府说了算。比如，明明市场上大米2块钱一斤，官方硬要规定成4块钱一斤。这样，百姓每上交100斤大米，就要被“勒折”走200块钱。

“浮收”则指的是各种花样繁多的多收手段。吴思先生从清朝康熙十七年（1679年）和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府常熟县禁止浮收的两块石碑上的记载中找到了一些名目，摘录了下来：

不许淋尖、踢斛、侧拖、虚推。不许将米斛敲松撬薄甚至私置大升大斗。不许索取看样米、起斛米、扒斛钱、筛箱钱。不许勒索耗费、外加、内扣。不许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不许索取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不许索要兑例、心红、夫价、铺设、通关席面、中伙、较斛、提斛、跟役、催兑、开兑等陋规。不许开私戳小票，令民执此票到家丁亲友寓所额外私加赠耗，方给倒换截票。不许故意耽搁，挨至深夜收受。

“红包”本是喜庆吉祥讨彩头的意味，可在今天，却蒙上了不甚光彩的一层含义。不管为了什么事给官员送钱，托请行贿也好，日常联络也好，统一叫做“红包”，只不过数目不等。而在古代官场，不同的钱财有不同的名头，有很多是明目张胆放在桌面上谈的，甚至还有明码标价。

在清朝，有一个术语叫做“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指的是春节、端午和中秋“三节”以及官员本人和其夫人的生日“两寿”。这“三节两寿”不但下属要送钱，而且，不同级别的官员也有不同的数目。另外，上级官员到下级官员之处出差，下级官员按照“潜规则”是要给上级官员送钱的，这叫做“程仪”。请人办事送的钱叫“使费”。请六部等中央各部官员办事，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除了这些，还有几十种名目，比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上级领导官员亲信或随从送的叫做门敬或跟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