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首译国际歌（瞿秋白首译国际歌）

瞿秋白精通俄文，首译《国际歌》，将俄国的革命经验带到中国，并武装自己，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插图/金锐 王金花

　　瞿秋白 置身“灯塔”译《国际歌》

　　入夜，莫斯科人几乎倾城出动，城中1500多个教堂的钟声响彻夜空，基督教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人。瞿秋白挤在庙中，观看夜祭的仪式。

　　这是1921年西方的复活节，彼时的瞿秋白，作为中国首批驻俄记者，记录着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点点滴滴。

　　瞿秋白用报道介绍俄国的饥饿与暴动，研究苏维埃运动经验。他精通俄文，是我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他翻译《唯物论》，向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发源地———俄国的革命理论。

　　他把俄国比作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他置身于灯火中，燃烧自己，照亮中国革命的征途。

　　“谋主”

　　1918年冬，北京。

　　尽管瞿秋白爱去北大蹭胡适的课，但因无钱考北大，最终读了不要学费还包工作的俄文专修馆。

　　彼时，报纸上天天都是军阀横行、国家破碎的新闻，瞿秋白苦闷地赋诗，“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历史并未给瞿秋白太多时间彷徨，五四运动爆发了。

　　“少年老成”、“辩才出众”的瞿秋白被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公推为学生代表、作为“谋主”参加了北京学联，他率领同学参加了当日天安门示威游行，参与火烧赵家楼。

　　北京的学生实行总罢课后，大规模地开展演讲，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瞿秋白带领同学，在北京街头谈“爱国”、讲“青岛问题”、说“国民自决”，被演讲吸引来的市民，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听到气愤处痛哭流涕。

　　北洋政府下令镇压学生运动，瞿秋白和学生领袖们只好在夜间开会，开会前悄悄地零散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分散着悄然离去。

　　各个学校附近，都有一些特务伪装成小贩、车夫、鞋匠，夜间埋伏在隐蔽的角落里，出其不意地喊学生的名字，只要学生下意识地答应，就会被秘密逮捕。

　　一次，瞿秋白被一个特务盯梢，他上电动车，特务也上电动车；他坐人力车，特务也坐人力车跟上；最终转弯抹角绕了好几圈，才终于把特务甩掉。为了不被特务破坏，此后瞿秋白和同学们出校活动，不得不结伴同行。

　　6月初，北京学生演讲进入高潮，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驱散集会者，瞿秋白和成百上千名学生被捕。直到上海各界罢课、罢市、罢工支持北京学生，北洋政府才被迫释放全部学生。

　　狱中的恶劣环境让瞿秋白出狱后一病数月，有时吐血，但在给表姐夫的复信中却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最终，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和约上签字。

　　首译国际歌

　　1920年初，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秋，他应北京《晨报》聘请，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堂兄瞿纯白认为其“自驱绝地”，瞿秋白说，“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告别送行的亲朋好友，登上了火车，经过3个月的艰辛，于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为了便于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战胜恐惧、克服困难之意)。

　　在苏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做了大量考察、采访和写作，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数十篇通讯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

　　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的阅读，使瞿秋白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实现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年秋天，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

　　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陈独秀请他回国工作，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在这儿“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及现今的环境。”于是决定回国，直接参加国内的革命实践。

　　为了更好地传播共产主义，1923年2月，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在《新青年》上发表。

　　1923年，在北京家中，瞿秋白坐在风琴前，对着一首曲谱一边弹唱，一边斟酌着修改歌词，直至顺口易唱到自己满意为止。6月15日，《新青年》刊载了这首歌的歌词配曲谱，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国际歌》中文歌词。

　　法文单词“国际”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再三斟酌，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他在译辞附言中解释，“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

　　执笔引路

　　瞿秋白回国后不久，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瞿秋白坚持国共合作，为大会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并被大会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从1923年1月回国到1927年7月这段时间里，瞿秋白负责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负责编辑《向导》、《前锋》两个刊物，还承担了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中，瞿秋白又创办并编辑《热血日报》，一共撰写了20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他在这些文章中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给工农群众指引斗争方向。

　　瞿秋白是共产党内最早指出武装斗争的必要性的人。他说，中国革命要将武装革命和群众运动同时进行，互为促进。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从帝国主义对工人群众的血腥镇压中发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必须着手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要用革命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说，“有平民之军队而后有平民之政权，然后可以雪耻，可以立国，可以求得我四万万人梦想中之自由与独立。”

　　他还强调革命军队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他代替陈独秀，主持党中央工作。

　　1930年9月底，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1931年1月7日，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

　　会后，瞿秋白被提议继续从事政治工作，但他拒绝了。他在遗作《多余的话》中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对于政治……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

　　血洒罗汉岭

　　1933年底，瞿秋白被派往中央苏区任执委会委员。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瞿秋白本以为会随大家一同转移，但最终被留在了苏区。

　　临别前，他将自己的马送给了徐特立，又将自己的长衫披在了冯雪峰的身上。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被捕。后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被关押在蒋介石嫡系、宋希濂的36师师部。

　　6月2日，蒋介石密令枪决瞿秋白。军统、中统轮番派人劝降，刑期一推再推，最后，国民党失去了耐性。

　　6月17日中午，一名勤务兵把一大盘酒菜放在桌上，瞿秋白问，“要送我上路？我早就准备这一天了！”

　　他在遗书中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瞿秋白自斟自饮完，前往刑场的路上，放声用俄语高唱《国际歌》。

　　行至罗汉岭一处绿地，瞿秋白笑着点头，“此地甚好！”临刑前他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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