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十载福特班和它启蒙的市场经济学）

1983年10月20日晚，邹至庄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家里来了中国客人。

两位中国教育部高教司的干部坐在他家的客厅里，热切希望他能助力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

彼时，中国已进入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时期，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年轻人最常讨论的问题便是，中国往何处去。

走不出计划经济，无视实际的供求关系，“那时说白了就是供大于求、降价销售等价值论的事儿，你在提的时候都受到相应的阻碍。”人大经济学院教授、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执行主任黄卫平回忆道。

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三楼3302教室，从1985年夏天安上了空调，成为校内唯一的清凉之处。

这个时间有些微妙，1984年底，供需不匹配造成的虚假增长制造了国内“经济过热”的泡沫，这促使决策层思考如何一边进行改革，一边给经济降温。

搞市场经济，需要人才。何不把洋教授请进体制内来，让他们原汁原味地教授中国学生现代经济学？

在邹至庄等人帮助下，国家教育委员会（注：存在于1985年至1998年，1998年再次恢复更名为“教育部”）从1985年至1996年在人民大学，后来又于1988至1993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一年期的经济学培训班，每班由全国重点高校选拔出来的约50位研究生参加，先后培养了618名学生。因其中用到的外汇支出大部分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简称“福特班”。

从1985年往后十年，黄卫平目睹了福特班在人大3302教室的生根发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曾撰文称，福特班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

“西学请进门”

邓小平曾在1979年访美见卡特时问，中国的经济干部都是计划经济体制出来的，这改革方向是市场经济，这些人不适应怎么办？当时卡特开的药方是“让中国的干部念MBA”。

然而，五期MBA培训班过后，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各个企业负责人、厂长上课跟听天书一般。

在黄卫平看来，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管理的问题，实际是整个经济体制发生巨变，没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学基础怎么弄？“这个时候才有了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从最基础上培养一些符合我们市场经济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回忆录中记录了1980年受邀来华时的观察：“（多数中国人）几乎没有读过中文与俄文之外的著作，也没有去过任何西方国家。”

有个细节是，一位要前往美国考察经济的物资部副部长问弗里德曼的第一个问题，就把他和夫人吓了一跳，“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 弗里德曼首先建议对方参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然后努力向对方解释，在美国并不存在这样的人或者组织来负责物资分配。

就在1980年的夏天，51岁的邹至庄以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身份重返中国，他是弗里德曼的学生，同另外7位经济学家在北京颐和园举办数量经济学讲习班。

邹至庄发现，颐和园的课堂上约有1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年龄多在四五十岁，最大的六十多岁，而三十多岁的屈指可数。

“文革”期间国内没有培养这方面的青年学者，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有西方经济学“登堂入室”，学员们汲取新知显得积极而迫切。

1983年10月20日，教育部高教司外事办主任王复孙和高教司之下负责法律、经济教育的处长王泽农赴美国找到邹至庄。晚餐后，王复孙和王泽农去邹至庄家，请他为中国的现代经济教育帮忙。

事情有了眉目。除了教育部拨款外，王复孙试图从世界银行获得资助，但是没有成功。在邹至庄的努力下，普林斯顿校长威廉·鲍文（William Bowen ）和斯隆基金会提供了一部分资金。直到1985年，福特基金会同意每年提供90余万美元的外汇经费，而教育部负责教师的生活及旅游费、外校学生的住宿和杂费。

人大福特班曾使用的原版教材。人大福特班1989-1990届学员，现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刘红忠 供图

1984年，邹至庄在北大勺园住了六个星期，“校园里有一个小湖，景致很美。我早上在校园散步，和学生聊一聊。碰到学经济的学生，问他们念些什么书，有些书真是全无用处。”

彼时，国内经济学专业的课堂上，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几乎一片空白。

那时的“西方”，不以地域论，而以阶级论。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早就被小心翼翼地改名为“现代经济学”，人大、北大和清华的几位教授在一块合计起名时，怕取不好影响学科发展，想来想去琢磨出“现代经济学”，避免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

1984年的夏天，邹至庄决定参与组织“福特班”。他为这个班级也定下了目标，“设定为研究生水平，是因为我们希望在中国培养一批在毕业后能够作为老师教西方经济学的人。”

“送3个美国学者来教50个中国学生，比送5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接受教育要便宜很多。”邹至庄告诉澎湃新闻，这也是更经济的考量。

项目最终由“美中经济学教育研究委员会”与“中美经济学教育研究合作委员会”联合发起、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培训中心举办。美方委员会的主席是邹至庄，中方的主席则是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黄达。

最初参与项目的有七所中国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

黄达曾撰文称，从1985年起，美方委员会为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经济学培训中心提供了北美最新版本的经济学教科书8000多册，并为七所项目学校提供了2000多册经过挑选的最新版本教科书、工具书和参考书。

这些书籍在当时很宝贵，如果通过国内采购外文图书的渠道，至少要在两三年后才有可能到手。而自己购买的话，学员买不起，学校也供不起。

“打开窗口看世界”

1985年，周翼在本科毕业后考入福特班。

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物价和工资制度改革全面展开，在城市放开了肉、鱼、禽、蛋、蔬菜、水果等副食品价格。

福特班学生的选拔和录取非常严格：先由前述7所高校在本校硕士研究生中遴选出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再去人民大学参加统一的考试，主要考察学生的数学和经济学。

现在已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的周翼回忆：“数学考试的考卷是整整一本，尽管是薄薄的一本。而在这之前我所经历过的无数次数学考试，每次充其量也就那么一、二张或二、三张考卷。而且，那次数学入学考试是用英语写的试题，也必须用英语答题。”

“是高鸿业老师出的题，我们这边数学系的、搞计量的老师也出过题。”黄卫平称。

1980年，研究西方经济学的高鸿业教授翻译了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著作《经济学》，此后影响了几代人的经济学思维。他曾说，“我能干活的时候没机会，有机会能做点事情的时候又老了。”

第一期教师阵容是强大的：丹尼尔·休茨（Daniel Burbidge Suits），陈顺源（Kenneth Shun-Yuen Chan），里奥尼德·赫维兹（Leonid Hurwicz），李汉民（Elizabeth Lee），邹至庄，理查德·匡特（Richard Emeric Quandt），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其中三位学者后来还得了诺奖。

开设的课程也很丰富：有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也有细分方向的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国际经济学等。

当时外教全部住在人民大学南面一街之隔的友谊宾馆，这里只接待外宾住宿，却较为简陋和脏乱，“有些外宾只能买沙粉自己刷洗浴室的地面。”外教通常是从宾馆步行到校去资料楼216办公室，稍事休息后就由助教陪同到教学三楼3302教室上课。

一年下来，周翼观察到，这些老师中，“左撇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刚开始，当他们用左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时，周翼总要花一定的时间作视觉上的适当调整，才能慢慢适应。

在周翼的印象中，当年41岁的迪顿教授显得高大、有点胖, 他波澜不惊、大智若愚；丹尼尔·休茨（Daniel Suits）教授说话抑扬顿挫、风趣幽默；理查德·匡特（Richard Quandt）教授有“好莱坞”西部牛仔般的英俊潇洒。

复旦福特班第一届的集体照，中间的就是Daniel Suits教授夫妇和Kar-yiu Wong教授。 复旦福特班第一届学生欧阳向军 供图

赫维兹教授给福特班学生上课时，西装左上方口袋上总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地别着一排彩色水笔，当学生课间问他问题时，他总是拿那排彩笔轮流在一张纸上写字、画曲线，等问题解答完了，那张纸也就成了一幅“水彩画”。

当赫维兹教授给台下学生讲授“环境经济学”时，环境问题还远不像今天这样受到国人关注。“我在数学模型流畅的曲线之间，对环境污染问题没有直观的切肤之痛。”周翼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还是六天工作制，五天请外教讲西方经济学，周六请国内的教授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黄卫平解释说，周六的课程，实际是讲“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践”。

“人民大学一些有声望的教授为我们作一次或几次的学术讲座。这些教授包括黄达、吴树青、高鸿业、卫兴华、王传纶、余学本等等。”周翼记得，在卫兴华作的讲座中，他愤怒地抨击当时开始显现的贫富分化等社会现象。说到激动处，他不时情不自禁地用拳头在讲台上用力地敲击。

多年后，周翼把在福特班的求学经历形容为“打开窗口看世界”。

2017年2月17日，迪顿教授在回复澎湃新闻邮件时说到，三十多年前，他在中国教学时，四处转悠都很难，因为街上没什么人懂英语。

那时，北京的冬天，满大街和满校园的绿色军大衣。人民大学附近的双榆树邮电局是学生取包裹的地方，周翼也从那里拿到了父母给他寄来的一件军大衣。

街上的色彩是单调的，那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刚刚打开，学生眼中涌动的是求知的渴望。

“引理入经”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人才有限，且以文科生居多，但福特班成功吸引了一批理科生报考。

1986年， 洪永淼还是厦大物理系的一名研究生。时任厦大经济学院院长的葛家澍教授“引理入经”，鼓励理科研究生报考福特班。

1989年，本科学动力工程的李海铮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理工科转经济，现在可能多，那时候觉得像天方夜谭。”他笑着回忆。四年大学生涯，正值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起步、思想争论活跃的时期，年轻的李海铮只有一个念头——“未来要从政。”

李海铮说，那时同龄的学生都喜欢谈论家国天下，怀揣着改变中国、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贡献的理想。

“有一种使命感。”在对澎湃新闻回忆起这些时，“使命感”这个词，他强调了三四遍。

理想充盈，物质和精神却同处贫瘠之境。

1986年，卢菁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考取福特班，成了洪永淼的同学。她清晰地记得，有次周末陪一对外教夫妇去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吃饭，外教不以为意地请了客，人均25元。“把我听得吓坏了，那个时候25块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

冬天的人大校园里，满地堆着大白菜——整个冬天的维生素来源。李海铮说，学期结束，教授们走之前，会请全体学生下馆子，那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改善伙食的最佳机会。

条件艰苦，福特班的老师仍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学生。

外教范良信出生在厦门，后来去了美国念书，曾师从第一期福特班外教赫维兹。厦门人洪永淼对他有天然的亲切感，接触机会逐渐变多。

洪永淼记得，第一次喝茅台酒，就是在范良信下塌的友谊宾馆房间里。范良信教授在北京授课期间，北京市市长宴请他，一大瓶茅台酒没喝多少，他便将余下的酒带回住所请学生喝。

他总是把每天在友谊宾馆订阅的香港报纸带到学校去，让学生们传阅。为了激励学生努力学习，他自掏腰包在“福特班”设立两个课程奖学金。

与范良信作别后，洪永淼回厦大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是比较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与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

当时国内文献资料不多，范良信特地帮他在美国复印了非均衡理论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Jean-Pascal Bénassy）的一些文章，并邮寄到中国。

洪永淼想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时，范良信帮他写推荐信，还支付了申请费。

他后来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当时国家为控制人才外流，对公派自费留学设置名额限制，对自派自费留学的，即便拿到了全奖，也必须有亲戚朋友出具的经济担保。

“范良信教授二话没说，为我开具了一张经过公证的经济担保书。担保书说，如果我的奖学金不够用，他愿意在我需要时提供经济帮助。” 洪永淼颇为感慨地回忆，“没有出国的人，可能没法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以及他为此承担的责任与风险。”

多年后，洪永淼成为了康纳尔大学终身教授，同时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6年7月，范良信受邀到厦大经济学院讲课。但在讲课的次月，范良信因病去世。

留学潮

1987年，“福特班”从北方开到南方，“留学”的风潮也在高涨。

这年，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开设了福特班。此后五年，复旦福特班共招收201名学生。相较而言，人大侧重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础性理论，复旦则侧重国际经济学。

“复旦的做法是后来提出的，大家做着做着觉得，改革是一方面，不是还有开放吗？” 黄卫平解释道。

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的欧阳向军在1982年进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读本科，1986年考入复旦世界经济系续读研究生，次年成为第一届复旦“福特班”学生。同他一起考取的还有复旦本科同班同学陈映申。

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复旦大学第三教学楼3108教室也还是安上了空调。

欧阳向军记得，当年的微观经济学参考书中，有一本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所著的《价值理论》。

“这本书不厚，但是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几乎都能背出来的(情况下)，还是不能完全明白它在说什么。”那个痛苦劲儿，他至今记忆犹新。福特班微观经济学这门课接近高级微观的水平，参考书中用到了数学中拓扑学理论构建价值体系，这对文科出身的欧阳向军也是极大挑战。

从福特班结业后，欧阳向军在复旦留校任教5年，其间还做了两届福特班的助教，分别是90-91届和91-92届。

万又煊（Henry Wan）教授早年在麻省理工结识了邹至庄，而后在1991年结缘福特班。在他看来，“中国学生数学很好，能解很难的题，却不知道马尔可夫链（Markov chains）或者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Leotief input-output analysis）该如何应用。”

于是他鼓励学生去做实地调查（field study），听取外方投资者的意见——有外方称在中国临时追加的特殊赋税太多，外方无法核算投入的成本究竟是多少，于是放弃投资。学生调查回来后立马就写政策改革的建言书。

1988年春天，复旦福特班第一届去杭州社会实践。 复旦福特班第一届学生欧阳向军 供图

90-91届复旦福特班社会实践，在上海大观园。中间最前排是当时的福特班班主任胡庆康老师。前排左二(系领带的)是助教贺华。复旦福特班第一届学生欧阳向军 供图

人民大学的外文图书馆原先不向学生开放，黄卫平跑去向学校争取：“我们国际经济系的学生，搞国际的，不看外文看什么？”

后来，这个口子就慢慢开了。外文图书馆对“外字系”的学生开放，包括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先是对研究生开放，最后是对本科生开放。负责管理外文图书馆的老师后来跟黄卫平说，在里面看书看得最多的，就是福特班的学生。

那时候人手一辆自行车，每逢周末，学生们总会相约骑车出去逛。洋教授们也会找一辆来，和他们一起骑车去香山。有时也坐在学校的草坪上聊天，国外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模样，永远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同班的都是全国最好学校的尖子生，竞争激烈。比起研究生一年级悠哉的生活，福特班90级校友李海铮觉得自己付出了三至五倍的努力。可惜，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微观经济学就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助教安慰他，李海铮一点儿没开心起来，只觉得悲哀：“以前不说学霸，至少成绩还是不错的，现在考得要让别人来安慰了……”

如今他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当鼓励自己带的中国留学生时，也总是说，“不要怕基础差，也不要怕英语不好，你只要坚持。”

在福特班的那年期末，教授在李海铮的卷子上写评语：“你是全班提高最快的一个学生。”这让李海铮至今印象深刻。

努力的动机，有一大半是为了出国，李海铮也萌生了出国的念头。当时的中国，出国留学是潮流，北京尤甚。但留学不易，福特班坐拥一批外籍教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便捷通道——若能得到外籍教授的赏识和推荐，将是巨大助力。

万又煊教授对一些学生把福特班当“跳板”的想法不以为然。他向澎湃新闻说起此事，甚至有些义愤填膺：“我那时不鼓励学生出国读博，因为中国需要他们。有不少学生想让我帮忙写推荐信，但我觉得如果国家需要你们，哪怕是入伍，那你到底站哪边？为谁而战？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

复旦90-91届福特班授课老师与助教。从左至右：助教欧阳向军，教微观经济学的 Hans 教授， 班主任胡庆康， 教宏观经济学的Henry Wan (万又煊)教授，助教贺华。 复旦福特班第一届学生欧阳向军 供图

对学生来说，出国留学的诱惑还是很大。

李海铮举例说，他后来研究生毕业在人大留校当教师，工资是每月160元人民币，而去美国读研究生的奖学金则是每月1000美元，“相当于那时候的万元户，光这个经济上的动力都大得不得了。”

有人说，复旦福特班提早结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留学，这背离了项目的初衷。不过邹至庄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中提到，“复旦的项目没有能继续，是因为王泽农无法再从教委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两个经济教育中心了。”

事实上，即使那些留在国外的福特班学员，许多人后来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海外交流的纽带。

“耀眼的起点”

1987年，卢菁从福特班结业后回复旦办了退学手续，经由外教夫妇推荐至加拿大的高校深造，而后留任做教授，没几年又辗转去纽约华尔街的联储银行工作。

“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即便人在这儿，根还在国内，”卢菁说，即便他们在学校或者在国外的机构，也总是做些与中国有关系的事情。她叙及自己写过一本《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也是给国内的金融人士一种参考。“对我来说，也可能以后考虑到中国去做教授。”

在李海铮的估测中，福特班的毕业生，现在约1/3的人在国外，1/3的人符合项初始目标设定，留在国内当教师；还有1/3在国内投身了其他行业。

“其实要按照目标来评价是没有完全达到（最初的目标），但事实上它实际带来的效果远远超过预期本身。”李海铮说，在1/3后来出国至今尚未回国的福特班学员中，很多都在美国教育研究机构任职，而这一批人与中国的交流事实上非常多。

例如他本人就出任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同样的还有组织建立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洪永淼。

据福特班校友会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有四成左右学生出国，留在国内的人员中，体制内的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市场化的公司企业各占三分之一。

“不能按照那么短的时间来评价，好像后面那几年，培养的人都出去了，而且在国外工作都没回来，就觉得是失败。事实上这些人在（美国）这边基本上每个人都跟国内有联系……有些是建立海归学院、长期项目等”，在李海铮看来，这些影响层次更为丰富，在国外的这些人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海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将美国的学术管理机制和思维方式带回中国。

据福特班校友会资料，2000年以来，国外留学取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创业人数增加，特别是重点院校，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比例明显上升。

十年福特班，走出的许多人后来陆续成为了经济学业界、学界的中坚力量。

其中福特班85级校友、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他曾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往白俄罗斯等国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校报刊登的一篇《“福特班”影响了一代人》文章写道：

“回忆起福特班时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说‘最重要的还是读书’……上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出台了价格市场化、汇率并轨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和考验。作为一名研究者，他能够较为准确地分析出现经济波动的原因，从而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福特班91级校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赵学军参与了北京商品交易所筹备工作。1993，他又成为中国期货的开拓者，去实践了那些在英文书本的边边角角看到的东西。

福特班培养了一代经济学教育人才，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赵耀辉，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肖志杰，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海峥等。

他们从福特班的课堂走出去后，又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种子播撒到更广阔的地方。

在欧阳向军看来，“福特班肯定是为你打开了一个学习正规西方经济学的大门，也是帮你系统熟悉一套国外教学方式方法的好途径，帮你更好地了解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并且某种程度上改变你的经济学思维逻辑”。

项目发起人之一的美方委员会成员Dwight Perkins教授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1985年，福特班项目开始时，它的目标是在中国的许多大学中设立一流的现代市场经济学课程——最终它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想象。在20到30年的时间内，改变一个国家一门主要科目的教授方式，这是前所未有的。

“(福特班是)30年前一个非常耀眼的起点。……如果说对一代经济学人的影响，那有点夸张，它提供的只是起点。但是这个起点非常重要，比如对我来说，没有起点就没有后面的一切。”李海铮说。

（中国人民大学张国增老师对此文亦有贡献。参考书目：《黄达文集》、《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邹至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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