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曾志提及贺子珍（毛泽东与曾志提及贺子珍）

1947年8月，穿越辽阔的西伯利亚，伴随着开始泛黄的落叶，贺子珍走下了火车，历经十年的蹉跎，她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这片她深爱着的土地。

听闻过去的老同志归国，不少共产党人齐聚在哈尔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们中有东北局的领导，有贺子珍多年未见的旧相识......可贺子珍的目光却始终在人群中跳跃、寻觅些什么，可惜一无所获。

虽然有些失落，但其实贺子珍心知肚明，此时正值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以毛主席的个性，又怎会不合时宜地出现在这呢？

回国后，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状况，东北局的同志们帮助她在哈尔滨暂时安顿下来，并安排她在哈尔滨的党组织任职。

虽然生活得到了保障，但贺子珍仍有心愿未了，这个心愿令她耿耿于怀多年，从莫斯科的疯人院到哈尔滨的工会干部处，她始终没能放下。

后来，在妹妹贺怡的劝说下，贺子珍终于还是没能按捺下躁动的内心，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要求。

可当时的贺子珍怎么也想不到，整整十二年后，她才能得偿所愿。

贺子珍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又为何直到十二年后才实现？

革命时代的爱情

1928年，秋收起义后接连受挫的毛主席，为了保护革命的火种，带着剩余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

早在毛主席之前，贺子珍便与哥哥贺敏学等人在家乡永新发动起义，并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压境前撤离到井冈山。

少年时接受红色思想的洗礼，又在暴动中失去血亲的贺子珍，此时虽然年仅18，但在思想上，却早已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引力，将她与毛主席的命运吸引到了一起。

两人初次见面时，毛主席还产生过些许怀疑，如此俊俏的姑娘，真不是附近哪个山寨的压寨夫人？

后来在指战员袁文才的介绍下，主席了解到贺子珍的过去，不禁称赞她为“巾帼英雄”，当之无愧的革命党人。

或许是机缘巧合，也或许是有意安排，不久后，贺子珍调任前委书记，与主席共事。

在日常相处中，无论是处事风格还是修养谈吐，两人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好感中逐渐滋生了情愫。

最后，在主席的主动追求下，贺子珍接受了这份感情。

两人的婚礼在象山庵举行。

受严峻的革命形势影响，这场婚礼办得颇具共产党人风格，只邀请了朱德、陈毅在内的几位老同志，屋子内摆放着几盘朴素的菜肴，一切从简。

战火无情，命运转折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一转眼数年过去了，在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理论指导下，革命根据地由点连成线，再由线到面，星星之火眼看就要在湘赣地界燃成熊熊烈火。

国民党反动派自然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管。虽然前几次的反围剿战争接连告捷，可红军仍在这场斗争中处于弱势，如履薄冰。

1934年10月。由于一些错误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路途艰险，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且不说前后皆有国军围追堵截，单是险峻的地势和变幻不定的气候条件，就已经足够将许多人劝退。

所以，在经过多番综合考量后，除了党组织领导人以及战斗人员外，中央只允许带上30位女同志随军出发，贺子珍便是她们中的一员。

当时的贺子珍将将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可在这支由干部女眷组成的娘子军中，却早已是资历深厚的“老前辈”了。

说来也巧，在长征出发前不久，贺子珍被检查出怀有身孕，所以组织将她安排在总卫生部休养连，让她安心养胎。

可贺子珍却不愿闲着，主动请缨加入担架队分担寻找、看守担架的工作。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来到赤水河畔。此时红军四面受敌，颇有垓下楚歌之意。

面对如此凶险的局势，主席大胆地提出以运动战的方式迎敌，率领队伍在三个月内六次穿越三条河流，仿佛开了天眼一般在敌人大军防守空虚处辗转腾挪，令人叹为观止。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参与围剿的国军彻底迷失了方向，如无头苍蝇般在各省间流窜，我军也借此机会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虽然如今在史书上读到这段历史时，经常寥寥数段话便被概况，但却很少有人知晓，这轻飘飘的文字背后，这看似写意的胜利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血与泪，多少奉献与牺牲。

至少贺子珍不曾遗忘。

二渡赤水前后，贺子珍分娩了。

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女婴降临到了人世间，而就在不远处，炮火还在轰鸣，更多年轻的生命在不断地消逝。

显而易见的，在形势逼迫下，这个新生的婴儿还来不及睁开双眼，就不得不与父母分离。

纵使贺子珍百般不愿，纵使她能够做到为了自己的私心强行将孩子留下，但贺子珍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贺子珍清楚，她不仅是一个母亲，更是一个共产党人，要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她应该也必须做到舍弃，倘若今天她破了这个先例，那明天又不知会有多少战士因为她的决定白白牺牲。

在临别前，贺子珍深深地看着襁褓中的女儿，又将十几块大洋放入其中，便将孩子托付给当地的老乡照顾了。

长征仍在继续，贺子珍也引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如噩梦般的威舍镇猪场村战斗。

虽然四渡赤水后，敌人的大股兵力被甩开，但沿途仍有国军武装穷追不舍，每日都要爆发大大小小十余次战斗。

4月23日上午，在离开贵州前夕，敌人的部队悄然来袭。

为了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安全通过前方山谷隘口，我军战士奋勇作战，与十倍与己的敌军周旋、拉扯。

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后，中央军委纵队成功撤到了安全处，而我方掩护部队得以在任务顺利完成后撤离。

或许是因为目的没有达成，气急败坏的国军直接出动飞机，对我军进行地毯式轰炸。

望着远处仿佛带着漫天雷鸣而来的钢铁怪物，与干部休养连栖身于一处山脚的贺子珍忧心忡忡，对于这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病号连来说，只能期盼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

可惜，仅凭稀疏的林荫，要想躲过敌机的侦察如同天方夜谭。锁定贺子珍等人的藏身处后，敌机如寻找到猎物的秃鹫一般，向他们疾驰而来。

一轮扫射过后，山脚下的树木如多米诺骨牌般成排倒下，粉尘与硝烟弥漫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经历短暂的失神后，贺子珍的视线下意识望向前方，原本安置伤员的地方此时已在敌人的轰炸下变为光秃秃的黄土。

正是在这片空地上，一位伤员正在担架上挣扎着，除了贺子珍外，敌机似乎也发现了他，一个狡诈的盘旋掉过头来，准备来个二次轰炸。

贺子珍记得这位伤员的名字，他叫钟赤兵，是个非常年轻的战士，在上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后一直卧床不起。

眼看敌机顷刻间便要逼近，贺子珍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去计量得失，使尽平生力气朝钟赤兵冲去，那一刻，她将生死置之度外。

敌机漆黑的机载枪管中喷吐出骇人的火焰，高速移动的子弹仿佛无视了时间与空间的法则，无情地落在贺子珍的身上，暗红的血花在空中绽放，唱着一支凄婉的歌。

敌机自以为势在必得，傲慢地调头而去，留下了浑身血迹斑驳的贺子珍，以及安然无恙的钟赤兵。

所幸贺子珍与本部卫生所相距不远，在受伤后第一时刻就被送去进行紧急治疗。

经医生检查，贺子珍从头部到四肢，伤口多达17处，不少弹片被深深嵌入她的体内。

虽然医生及时为她注射了止血针和止痛剂，并取出了大部分的浅表弹片，但由于医疗设施简陋，仍有部分弹片残留在体内无法取出。

苏醒后，贺子珍第一时间询问了关于钟赤兵的情况，得知他毫发无损后才松了口气。

随后，她又郑重地叮嘱身边的同志，要求将她负伤的消息进行封锁，千万不要让主席得知。此外，她害怕因为自己的伤势影响到其他同志行军，主动要求将自己留在老乡家中养伤，等痊愈后再自行归队。

这两个要求自然都没有得到允许。

贺子珍负伤的消息不翼而飞个，迅速传到了主席耳中。得知消息的主席心急如焚，连夜提着马灯便赶到贺子珍所在的兴义威舍蒿芝冲。

凝视着贺子珍因失血过度而苍白的面庞，这位如同钢铁般坚强的无产阶级导师终究还是落下了泪滴。

探望结束，主席直接找到了担架队队长，要求他无论如何，也要将贺子珍抬到目的地。

出走与崩溃

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后，贺子珍跟随主席来到相对安定的延安根据地生活，并在此生下了女儿“李敏”（主席曾化名李得胜）。

可安定的生活和女儿的出生并没有给贺子珍带来安宁，反而使她愈发苦闷、烦躁。

一方面，那次负伤后，仍有不少弹片残存在她体内，由于卫生条件不足没能取出，她不得不时时受它们的折磨，伤痛使她的肉体痛苦不堪。

另一方面，到达延安后，主席的工作量与日俱增，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夫妻二人相处的时间也不断缩短，令贺子珍的精神上出现焦虑。

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下，贺子珍朝着崩溃的悬崖大步迈进，离万丈深渊仅存一步之遥。

1937年，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双重折磨的贺子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离开主席，前往苏联治病。

了解历史的同学都清楚，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非常敏感，随着“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打响，日军先后调集九个师团进攻上海，国军以近百个师应敌，超过百万士兵在这片逼仄的战场上反复冲锋，上海仿佛成为了一战时期的凡尔登，无数生命在此消逝。

正是在此紧张关头，贺子珍前往苏联治病的决定，就显得有些赌气和任性了。事实上，后来贺子珍也在回忆中承认，当时的她确实有些赌气成分。

当主席得知贺子珍的决定时，她已经来到西安，并准备转道上海搭乘飞机前往苏联。主席连忙派人赶到西安，试图通过劝说将她挽留。

在寄给贺子珍的信中，他深情写道：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

无奈，此时的贺子珍听不进一句劝，执拗的性格驱使着她一意孤行，坐上了前往苏联的飞机，而两人就此断了联系。

天意弄人，到达苏联后，贺子珍才在身体检查时发现自己再次怀有身孕，与此同时，在苏联专家的诊断后，她得知埋藏在自己身体中的弹片由于时间过长，已经与血肉长在一起，很难将其取出。

这一消息使贺子珍几近崩溃，因为这意味着这趟苏联之旅变得毫无意义。

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诞下一子，按照斯拉夫人的习俗取名为“廖瓦”。但由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匮乏，加之贺子珍的精力不足照顾不周，廖瓦刚出生没多久就早夭离世。

求医无果、丧子，重重因素叠加下，贺子珍终究还是跌下了精神崩溃的深渊。心理出现严重疾病的她还一度被送进莫斯科的疯人院，受到非人般的待遇。

好在主席在国内听说了一些贺子珍的情况，便将李敏送到莫斯科让贺子珍代为照顾，希望能够缓解贺子珍心中的苦闷。

女儿的到来，果然令心如死灰的贺子珍重新燃起了对生活期望，恰好此时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在苏联求学，时常会来探望贺子珍。在这一过程中，贺子珍身体与心灵上的创伤得到修复，渐渐摆脱了过去的阴影。

咫尺远近却如天涯海角

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苏联生活，带着李敏和毛岸青回到了祖国，回到这片日思夜想的土地。

故事回到文章开头处。

在东北任职期间，贺子珍不仅见到了多年前的老战友，更是与阔别多年的亲妹妹贺怡重逢。

与妹妹的交谈中贺子珍得知，在她身处异国的这些年来，多亏了主席的时常关照，她与母亲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在妹妹的娓娓道来中，贺子珍感到十分暖心，虽然她早在苏联时就得知主席有了第三任妻子，但没想到主席对她的家人还如此关照。

见姐姐的神色稍有松动，贺怡随即劝说姐姐应该与主席回复联系，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

贺子珍被说动了。

她当即写下一封长信，一来感谢主席这些年对妹妹和母亲的关照，二来简单说了些在苏联生活的日常。

除此之外，听闻主席对女儿李敏颇为想念，贺子珍又让李敏用半生不熟的汉字写了封短信：

“大家都说您是生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未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信件寄出没几天，主席便拍来了一份电报：“娇娇是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好女孩，爸爸很好。”

电报不长，寥寥几十字却展现出主席对女儿的关心，可贺子珍却些许失落，因为主席在电报中对她只字不提。

1949年全国局势稳定后，思女心切的毛主席派人找到了贺子珍，希望能将李敏接到他身边生活、念书，并针对此事向贺子珍征求意见。

对此，贺子珍并不反对，因为与儿女团聚对一个父亲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不应该反对，况且女儿也并非一去不回。

临行前，贺子珍特别嘱托李敏，要求她在父亲身边不能添乱，要好好学习。

于是，带着母亲的嘱托，李敏与姨妈贺怡来到了北京中南海。借此机会，贺怡向主席提出姐姐的心愿。

其实主席又何尝不想与贺子珍相见呢？他当场便给贺怡答复，让她将贺子珍接来北京，两人见上一面。

贺怡闻之喜出望外，巴不得当场就插上翅膀飞出山海关，将消息传到姐姐那儿。

可惜事与愿违，正当此事紧锣密鼓地进行到一半时，却因为贺子珍的身体健康问题以及一些不得已的因素，车驾被迫改道上海，贺子珍不得不在上海疗养身体并安居下来。

尽管相逢的机会流失，但两人的联系并没有因此切断。

每年寒暑假，李敏都会回到母亲身边生活，而主席就会以此为由让李敏带上些北京的特产以及药物，并捎带几句关心之语给贺子珍带去。

李敏后来回忆，每年父亲都与自己同样期待着假期，并通过自己向母亲遥寄思念。

五、相逢、永别

时光荏苒，又是十余年过去了。

1959年夏，广州市委工业书记曾志跟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丈夫陶铸来参加庐山会议，她与贺子珍是老相识，听闻贺暂居南昌，便前来探望。

老友见面时，曾志多次和贺子珍聊起主席，贺子珍的话语中始终流露出对主席的思念与崇拜。

见过贺子珍后，曾志又到庐山见了主席，并与之提起贺子珍的事。

主席关切地询问了贺子珍的情况，在思量片刻后提出：

“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自从她赌气走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22年了！你去同汪东兴谈一谈看能不能安排和她见一面。”

主席一语令下，后续自然畅通无阻。当晚，这对分别22年的夫妻在主席的住所再度相见。

青山依旧，斯人不再。

看着老去的对方，两人如鲠在喉，欲语泪先流。

沉默良久后，主席扯着沙哑的喉咙说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贺子珍听到这话后情绪更为激动，泪水哗啦啦地流下来。

主席没有着急，待贺子珍情绪稳定后，他又询问贺子珍当时执意离开的原因。

贺子珍长叹一声：“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往事覆水难收，两人不再纠结当初的选择，便转移了话题，聊了聊双方近些年来的生活。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结尾时，主席约定下次有机会再谈，说罢就让秘书将贺子珍送回住处。

贺子珍转身离去，临别前又深深望了主席一眼，殊不知，这却是两人最后一面，此后，直到主席去世，两人再未相见。

1976年9月，主席弥留之际，李敏曾到病床前探望。

在父女谈话的末尾，主席有些疲乏，于是一直用手指画着圆圈，李敏猜测，父亲可能是在想念母亲，因为贺子珍的小名正是“桂圆”。

虽然贺子珍没能陪伴主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但在多方协调后，1979年9月18日，贺子珍终于来到心心念念的毛主席纪念堂，见到了本应执手相伴一生的人。

可惜，这一次，两人却天人永隔 ......

多想回头，把故事从头讲，时光一去不再，人生已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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