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视角（人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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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阳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英语专业2011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曾荣获第14、15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三等奖、首届“中译杯”全国口译大赛华东大区（六省一市）决赛优秀奖等多项荣誉。2011年6月从学院毕业后，颜阳天进入英国杜伦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教学硕士，曾是杜伦大学辩论协会（Durham Union Society）会员 ，“Inkapturing”文学写作班成员。

在学风严谨、要求严格的杜伦大学，有25%的同学不能按时拿到学位，而颜阳天不仅获得了二级一等荣誉（Degree with Merit），这是仅次于一等成绩的第二高成绩。同时，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二语学习焦虑及应对策略：中国学生的实证研究》还取得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获英国杜伦大学优秀毕业论文称号。

归国后，颜阳天曾在国内某教育科技公司担任语言专家，为移动英语学习产品的语音识别和机器评测功能提供语音学、音系学和测试学支持。2014年起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师，2015年获上海市属高校新教师试讲评比第一名。

一转眼，距离上一次向戴老师交稿已经快十年了。那时，我是学院宣传办的摄影记者，并不会写稿子，可那天偏偏所有文字记者都去考四六级了。于是，我的第一篇新闻稿就这样出来了。所以说，有时候事情并非都如预先计划，总是旁逸斜出地有些惊喜。

毕业之后亦如是。比如，以前我想当一名口译员，为此拿了CATTI二级口译证书，但之后却阴错阳差地和一群理工男在一起当了几年伪码农。比如，念书时一直不太喜欢理论语言学，觉得枯燥乏味且脱离实际，但实际工作后却恨不得当时能够再多学一些、多问一些。比如，以前我一遍遍地打磨口译笔记符号，但就在本周，前老板工作过的微软亚洲研究院说，他们的机器新闻翻译算法已经接近专业译员水平——这一时间点相比先前预测整整提前了七年。

七年——七年前我还在北秀吃着盖浇饭呢！

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尤其是之前所学的那些工具性、职业性的知识和技能，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淡出视野，甚至被机器取代。七年前的我一定想不到，邻桌可敬的科学家们可以让口语人工智能机器自动打分的可靠性超过剑桥雅思考官的平均水平。那么七年后呢？雅思考试会不会也像培生 PTE 考试那样完全采用机器批改？记得刚进团队时，请教一位曾经在科大讯飞工作的科学家：“深度神经网络对于你而言是否就是一个‘黑箱’（black box）？”当他给我肯定的答案时，我内心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更多是“惊吓”。

面对这样的时代，不禁让我思考在大学四年究竟学到什么：哪些很快会过时，哪些却历久弥新？哪些以为自己学会，但其实学的并不扎实？而哪些以为没学，却早已深入骨髓？

某年，随意翻看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指南，偶然发现母校的“院校性质”一栏是“理工”（而我一直以为是“财经”，毕竟商学院人数多）。于是就问自己：“我身上有理工男的特点吗？” 好像四年下来还真沾染一些理科生的影子。比如毕业论文和工作都和计算机语料库有关，似乎不是那么典型的文科生。比如虽然在英语专业，但我们大一大二仍要学《高等数学》《Visual Basic 编程》和《大学物理》。当时觉得“通识教育”“大类培养”不过是修辞，但是在工作后发现有之前的那些课程基础还是有很大帮助。虽然好像现在生产环境里也没什么人用Visual Basic，但是思想方法在其他语言中也都能看到，在实际工作时不会那么发怵。

可是在人文方面，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的天赋，很多东西总是学得很迟钝。徐杭平学长曾经问学弟学妹：“什么是人文？为什么城院需要人文？人文和就业有内在关系吗？”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是答案似乎并不简单。我不敢说学了诗歌、戏剧、小说、演讲、辩论就立刻具备了人文精神，它们似乎只是某种载体而非人文精神本身，机器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能创作它们。

人文精神其实很难描述，但是却能真实感受到。举个例子，我在英国读书的大学在成立130多年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大分裂。学校最大的住宿制学院（college）另立门户，带走了最好的校区、全部理工科系部、全部的实验仪器和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学生。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一所大学失去了“大楼”“大师”和“大学生”，还能剩下什么？在“大师”“大学生”和“大楼”之外，似乎还有什么因素也是大学的一部分——而只要这个因素还在，大师走了可以再请，大楼送了可以再建，大学生走了可以再招，学校便不至于衰颓。

我想，这个因素可能就是人文的精神。它告诉我们，世界可以变化得很快，但有些东西不会变化。

在城院的时候，我也无时不刻受到老师们人文精神的影响。不必说 Dr. May 佘去媚老师时常分享她的人生故事，可以汲取力量对抗自己的懦弱；刘育文老师治学严谨，时常督促勉励；查叶娟老师敏捷锐利，还总是那么美丽；潘恩安老师阳光开朗，总有各种金句；洪一鸣老师几乎永恒的自我反思，以及他的皮肤保养秘方……单就说毕业以后，我喜欢抽空回去看看他们或是一起参加学术活动。其实每次去心里往往都是带着困惑和问题的，但是见了面临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最后就是在闲话家常中，但看到他们自己心里也有了答案和力量。而这种力量，哪怕世界变化得再快，也是在那里的。

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人文精神。在线教育领域，目前最大的困难不是有没有优质资源放到网上，而是如何提高学生完成课程的自觉性。根据Coursera 的平均数据，能够完成课程的学生占总学生人数的比例也仅仅8%左右。目前解决方案的一个趋势是，纯粹使用程序教学的机构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机构通过增加真人沟通提高学生的粘性。科技和人文，永远都不应该完全割裂。

记得曾经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一款教育科技产品。某产品经理自豪地介绍说，为了帮助老师把学生从课堂刷手机中拉回来听讲，APP 可以根据教师要求一节课推送二十几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最终折合成一定分数计入期末总评，于是学生都必须在手机上忙于作答而不是刷朋友圈。对于这样“美好”的产品设想，我总是持保留态度。在这样的设想中，学生仿佛成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和我曾经在大学四年中享受的那种自由很不一样（曾经逃课的ZUCCer里就有徐杭平，他跑去图书馆看《经济学人》）。我怀疑在强制和机械的雰围中，是否能让学生获得自主的学习动机和真正的好奇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周围会有越来越多的发明，但是这些发明也越来越多需要人文精神的审视。缺乏人文精神的科技发展是可怕的，最典型例子应该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吧。

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母校拥有孕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土壤。ZUCC虽名为“学院”，但是丰富的专业设置俨然可以媲美一所综合性大学；我曾经加入“英语辩论队”，它的队员来自传媒、计算机、建筑、法学、医学、商学等多个领域。班主任何洁老师曾和我说，我们这一届比我优秀的同学还有很多，我也不属于那种最聪明的学生。但就我个人而言，教育的伟大之处在于，有老师帮我这样的学生“扶上马、送一程”。

来源/宣传办公室 文字/颜阳天 版式/杨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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