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埋下最大伏笔并不是庆帝（看林若甫与庆帝的较量）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文娱产业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庆余年》的热播，也证实了中国大众对于传统文化影视剧的要求达到了较高水平。《庆余年》作为一部以中国历史为主要线索改编的历史权谋剧，不仅令观众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魅力，也使观众开始对一些中国的历史现象产生了关注。

此文正是以《庆余年》的剧情为灵感，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现象的一些反思与感悟。正如剧中的宰相林若甫的悲惨境遇，生子被杀，感情被骗，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宰相，林若甫的境遇为何会如此惨，在中国历史中，林若甫宰相的位置真的这么轻微吗？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相权的历史进行简单了解，就会了解到林若甫的无奈。

一、《庆余年》中宰相的演绎

《庆余年》的剧情是一部穿越历史剧，穿越的年代和背景皆是编者虚构的，但是却加入了编者大胆的想象，以及编者对于历史的思考。为了吸引观众，朝廷上的权谋斗争，无疑是最大的亮点与看点。人心之间的相互勾结与陷害，引导了剧情的跌宕起伏，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林若甫更是剧情发展的主要人物。

可是《庆余年》的编者并没有将林若甫编撰的那么权威，反而是在皇权的干预下，宰相林若甫面对生子的被杀，却无可奈何。由此可知，《庆余年》编者所编篡的历史时间段，皇权是大于相权的，可是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中，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歇。

在每个朝代，皇权与相权的谁强谁弱，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着丰富的演绎，以及精彩的历史故事。通过对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宰相生涯进行了解，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彩。

二、秦汉相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并创建了新的权力制度。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导，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设立郡县制，从而加强皇帝对于全国的统治。受宗族制度的影响，皇族，往往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挂钩。“仙魔鬼神共听之！”，从秦始皇所言之中，就可以感受皇权的强大，其威望甚至超过了神权。

可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使全国政务都直接由皇帝负责，这无疑是一项重任，为了减轻皇帝的重任，设置宰相，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责任的分担，也带来了权力了的斗争，随着此套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制度就此确立，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斗争也就此展开。

1、李斯与赵高的勾结

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除了秦国强大的国力，还有秦始皇自己的权谋。由此，将部分权力交给宰相，是无关紧要的。李斯，也正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宰相，为了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李斯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善于用人的秦始皇，也非常放心李斯的人格，所以将宰相的位置交给了他。这也足以证明，此时的皇权是大于相权的。

可是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与李斯相勾结，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用计杀害了秦太子扶苏，擅自拥立了二子胡亥。在李斯与赵高的勾结下，相权大于皇权，赵高的指鹿为马，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好的验证。

2、萧何的放纵

德不配位，便会失去天禄，这便是“四海穷困，天禄永终”的原因。赵高与李斯的勾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残酷的统治，激起了全国百姓的反抗，汉朝由此孕育而生。在秦朝制度的基础上，汉朝对中央集权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善，从而加强了皇族对于中国的统治。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但是宰相却依然存在，只是职权相对而言减小了。

萧何作为刘邦的宰相，帮刘邦留住了韩信，并为汉帝国统一中国，提供了可靠的后备补给。在汉朝统一中国之后，面对建国之初的各项问题，萧何也非常努力的帮助百姓解决问题。并无他想的萧何却遭到了刘邦的猜忌，萧何的品德，成为了影响皇权大于相权的标志。好在萧何顺势而为，立马扩建屋舍，大兴土木，遭到了百姓的唾弃。萧何的放纵，其实是对相权的放弃，因为此时的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

3、董卓和曹操的权柄

通过刘邦的努力，刘氏皇族成为了皇权的代表，以至于汉朝的历史持续了四百年。即使有大臣想谋求至高无上的皇权，最终都被刘氏皇族的正义性所折服了。但是代表皇族权力的刘氏皇帝，也导致了后戚干权的乱局。在汉史中后期，一直是外戚擅自使用皇权的祸乱，直到东汉末年，刘氏皇族的皇权代表受到了质疑，宰相的权力在乱世之中，成为了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形象。

像董卓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这本是皇帝为了赞赏臣子的特权，到了东汉末年，此时已经成为了相权凌驾于皇权至上的象征。在此环境之下，曹操接替了董卓，成为了一代乱世枭雄。三国的建立，也证明了汉室王朝的终结。司马懿的后代，也正是因为常任宰相之位，最后篡取了皇权，由此建立了晋朝。

三、唐宋相权

秦汉时期，政治还算相对稳定，到了末期之后，南北朝的相争，使黄河流域的政治乱作一团。频繁的朝代更替，大部分源于宰相的权力大于皇权，直到唐朝的建立，政治势力终于归于稳定。因为，在唐朝，真正掌握实力的是地方节度使。中央的权力象征在地方被削弱，各地各自为政，却又共同维护天下的太平。

到了唐朝后期，节度使各自为政，攻伐不断，在历史的发展下，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通过唐代的混乱，宋朝统治者将文人拉上了权力舞台，以期使用文弱的士人，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可是即使是政权再混乱，唐宋时期，宰相制度依旧存在。

1、房玄龄的保守

在唐朝初年，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设置了多位宰相，集体对皇帝负责。所以唐朝年间，宰相没有对皇权造成直接威胁。反而在特殊时期，宰相还成为了地方节度使的谋杀对象。但是在唐初，皇权凌驾于天下时，宰相成为了辅佐皇帝统治天下的良好工具。

房玄龄也正是拜倒在李世民的脚下，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再加上魏征等人的帮助，大唐带领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皇权与相权的相辅相成，确实是唐朝时期政治清明的一种体现，可是皇权旁落的危险，大唐终究没能逃脱掉。

2、赵普的半部《论语》

节度使的强权，致使皇权衰落，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由此倒塌，一个朝代就此灭亡。但是这套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终结，反而一直被皇权继承者改善。因为皇权所赋予的魅力和价值，是世间难以匹敌的。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以“家天下”为背景的皇权，是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

宋太祖赵匡胤，响应了历史的步伐，再度统一了中国。但是在政务的执行上，没有宰相赵普的辅佐，宋朝的国力难以崛起。赵普以半部《论语》，用来治理天下，由此使皇权看中了儒家思想的智慧。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选拔儒生，确实是重中之重，科举制，也在宋朝得到了发展和推广。

3、蔡京、贾似道的误国

在宋朝之后，儒家文化成为科举制的主流，文人开始大规模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有文才并不代表有品德，在宰相的任用中，奸臣开始贪图其中的高位，来谋求自己的私利，置天下大事于不顾。

如蔡京、贾似道等人的苟且，致使宋朝走向灭亡。由此可知，即使是文人当选宰相，听命于皇权的号令，可是在利益面前，皇权变得轻如鸿毛。这也证明，中国文化一直在发展，之前那种单一的思想观，开始向多元思想观发展，钱财的力量就此兴起。

四、明清相权

随着历史的脚步发展，明清时期，对前朝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于中央集权制度又进行了完善。中国历史一直在向前发展，可是此时与西方相比，中国前进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是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是在逐渐完善，时至今日，也会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可是令人称奇的是，明朝没有宰相。

1、胡惟庸惨遭灭门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彻彻底底的农民皇帝，在明朝帝国的制度建立中，朱元璋也动用了不少农民的智慧。在建立明朝之后，对有功之臣进行残酷的剿杀，无疑使皇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可是这种压力并没有完全制止世人对皇权的野心，胡惟庸当上宰相之后，却贪图皇帝的位置。

在机缘之下，朱元璋发现了胡惟庸的谋反。受到惊吓的朱元璋对胡惟庸进行了彻底的剿除，将胡惟庸十族杀尽，前后牵连达到数万人。在此事之后，朱元璋以祖制规定，明朝不得设立宰相。相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2、张居正的恢弘之势

相权真的在明朝消失了吗？从客观角度来件，相权并没有消失，而是交给了一个叫内阁的组织机构。内阁首辅，成为了宰相的别名。可是内阁首辅还受内阁制约，而且内阁大学士的任用，由皇帝决定。所以相权又成为了皇权的下属机构，但是张居正的出现，出现了转机。

张居正是唯一一位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从而导致积极作用的人。对于明朝政治制度的问题，他还提出了大胆的改革，以至于万历前期，明朝的国力得到了提升。可是由于各方压力，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持续下去。

3、军机处的设立

终明一朝，皇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秦始皇的梦想到了明朝才得以实现。可是皇族的腐化，宦官的干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清朝正是乘此机会，获得了中国的统治权。通过客观分析，清朝对先进的明朝机制进行了优化，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得到了最优解。可是这个最优解并没有像日本一样，顺应时代发展，而是故步自封，只求小民经济的安稳。

清朝恢复了宰相的位置，但是宰相已不在拥有实权。为了方便皇帝对于全国政事的快速处理，军机处的设立再一度加强了皇权对于政事的掌握。相权落实到了军机处机构，一个职业为皇帝提供建议的组织，使全国处于皇帝的掌握之中。

结语：

清朝最终因为官员体制腐化而亡国，这也证明了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高度完善。相权从有到无，是因为它直接与皇权挂钩。至高无上的皇权把握不当，就会被置身其下的相权取代。为了维护皇权的地位，对相权进行各方面打压，以此加强皇权对于全国的统治。

可是“家天下”的皇权，难以确保明君的出现，所以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并不是绝对的。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相权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是辅助皇权的工具，但是在权力面前，相权随时可以取代皇权，相权又是不建议存在的。到了历史的后期，相权演化为一个对皇帝负责的机构组织，无疑是对相权的最好解答。但是长期存在的相权，确实出现了不少精彩的历史事件。

《庆余年》的热播，权力之间的明争暗斗，皇权与相权之间的较量，确实是一部精彩的历史权谋剧。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

张延玉，《明史》

陈寿，《三国志》

刘昀，《唐书》

脱拖，《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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