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顺应怎样的历史潮流（章夫读史先秦3）

章夫/文

躲在鬼谷子身后的一代宗师

公元前455年（周贞定王14年），山西盂县境内发生了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晋阳之战。晋国内部的四大家族发生内讧，此战的结局，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司马光的宏篇巨著《资治通鉴》以此开篇，将此事件视为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历史的巧合，往往胜过小说家笔下的杜撰。恰恰就在这一年，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诞生于世间——他的名字叫李悝。

就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常被提及的李悝，也让许多历史学者容易忽略的人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战国时局。

李悝的身世史无记载，只显示他是魏国安邑（今山西运城一带）人，因年代久远，迄今无墓可考。认识李悝之前，我们先看看历史上那一个个显赫的人物，都与他有什么样的关系——

李悝是身怀旷世绝学，精通百家学问，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千古奇人鬼谷子的得意门生；李悝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入室弟子；李悝是由儒家转为法家，被历史公认的法家始祖；李悝是商鞅和吴起等人的宗师。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衬托其身份的话，还有一个十分重磅的符号嵌在他名字前面——李悝是“中国历史上变法第一人”。也就是说，我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商鞅变法，其源头在他那里。

有两个关键人物，直接决定了李悝后来的人生之路——子夏和魏文侯。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乃“孔门十哲”之一。在春秋末叶，子夏的影响波及列国，李悝遂拜他为师。

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初入社会的李悝影响颇深。孔子毕生所倡导的“克己复礼”影响至深，而子夏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异端”。在老师子夏那里，李悝所接收的儒家思想却是另外一个模样——君子应该“知权术”；君王，更应该懂得“用权之术”。

这种“子夏特色”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李悝一生。从老师那里他逐渐意识到，“法”比“礼”更重要，应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来为统治者服务。

潜移默化之间，李悝由一个“儒家”转为“法家”，并后来成为历史公认为法家始祖。李悝骨子里的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讲，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动”。

魏文侯，是“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创立者，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善吸纳各类英才的君主。巧合的是，此人也曾拜子夏为师，并将子夏请到魏国的西河（今河南安阳）开“讲座”，形成名震一时的“西河学派”。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所得的领土有“三河”之称。其中“河东”在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在今河南黄河以北；“河南”在今河南黄河以南。

“三河”地区虽然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六畜兴旺，算是中原最为富庶的地方。可对于管理者而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分处于各国之间，犬牙交错，未能连成一个管辖的整体。

军事上稍有不慎，便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以近邻西面的秦国为例，他们日夜虎视眈眈，对魏国的“三河粮仓”（今陕西省北部的黄河以西一带）早已垂涎欲滴。

如此兵家必争之地，当然得能臣把守，魏文侯遂将刚刚从中山相任上的李悝，提拔为“上地守”，加强对魏国边防要塞的防守。也就是李悝所辖防区，短短十余年间，魏秦两国在此进行了4次激烈的战争。

分别是，魏文侯十三年（前434年）、十六年（前431年）、十七年（前430年）、二十四年（前423年）。这些战争，都是由最前线指挥官李悝布兵和调遣。

可以想象，“上地守”李悝，已经成为魏文侯手中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悝也不负所托，表现得十分出色，仅以一战例足以说明，公元前425年的秋天，又一支秦国的军队逼近魏国。李悝早有防备，秦军偷袭不成便加以强攻。强攻也难以获胜，秦军发现魏国守军的弓箭非比寻常，又长又尖的箭矢如箭雨般倾泻狂扫，大队的秦军瞬间倒地一片。正当秦军兵慌忙败退之际，魏军阵列中升起猎猎战旗，大大的“李”字赫然醒目，这正是李悝的精准部署与指挥。

原来，李悝为使上地郡军民提高射箭技术，便下令以射箭来决断诉讼案的曲直，“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后，当地人演习骑射技术风靡一时，人们都争相练习射技，日夜不停。

由于李悝在“关键岗位”上政绩斐然，仕途之路也青云直上，最终被魏文侯任命为“相”——出生卑微的李悝，已经晋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可或缺的肱股之臣。

变法，将李悝嵌入历史“第一道年轮”

实际上，魏文侯大胆重用李悝，远非其赫赫战功所左右，而是要把整个魏国未来的命运，都全部交到这位“同学”手里。

魏文侯深知魏国当时的处境，刚刚从晋国脱胎而出的魏国，可谓百废待举，羽翼稚嫩，又被紧紧裹夹在晋东南中间，是所谓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东面是齐国；北边，是同自己一起“三家分晋”而诞生的赵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便是秦、楚、郑三国拉锯争夺的地带。

春秋时代初期，中华大地上共有140多家诸侯，经过300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只剩下20余家。其中又以嬴姓秦国，田姓齐国，三晋（赵、魏、韩），芈姓楚国，姬姓燕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

春秋时期由于小国众多，大国之间的争斗还存在一定的缓冲空间，然而进入战国后，大国不得不面对更加直接的斗争和更加残酷的格局。

据统计，从公元前475公元前的200多年间，为了生存而战，大大小小发生过230次战争。

魏文侯心里比谁都清楚，魏国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并吞的小国，唯一的生存之道，便是变法求新。

善于审时度势的魏文侯，无不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此刻启用李悝，旨在酝酿起一场大变革。他知道，只有实施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方可让魏国拓展狭小的生存空间，走出困局而涅槃重生。

既然魏文侯如此倚重李悝，人们不禁会问，李悝究竟有什么灵丹妙药，让魏国走向强盛之路？他“变法”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仁宇先生曾精辟地指出，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

从土地上走出来的李悝，对土地感情最深，也研究得最透。李悝变法，首先瞄准农业。他以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魏国，“第一桶金”必须依靠农业。

因而他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原则，意思是，教会农民尽可能地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

“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无论粮贵粮贱都会引起恐慌，如何做到“使民不伤，而农益劝”？李悝终于想出了解决之道——“平籴法”。

“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出钱收购。

为让百姓感受到更加公平，法令还把丰年和灾年分为上、中、下三等。丰年时，官府按等级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灾年时，官府也按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

这样的价格杠杆，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年，粮价都能保持相对稳定，从而达到“取有余以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

李悝的“民本思想”很快就有了丰厚的回报，短短三年之内，魏国便粮库充盈，人民富裕。

李悝知道，只有百姓填饱了肚子，国家的基石坚固了，其他的“变法”才有可能（不知道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否借鉴这一点。直到2000多年后，其农业为先的改革思路仍被看好）。

继“尽地力之教”百姓刚刚填饱肚子之后，便高高举起“变法”利剑，挥向了“爵禄世袭制”。那些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不仅消耗大量国家财富，更影响一大批有志之士建功立业。

放眼历史，我们佩服秦始皇最大的功劳，是消灭了封建制度。殊不知，魏国早在秦国百年前，就已经施行了这种制度。更为吊诡的是，李悝未完成的事业，让他的学生商鞅在后来的秦国开花结果。

李悝的人才新政立竿见影，天下英才纷纷侧目，像吴起、乐羊、西门豹、田子方、段干木等非魏国人才，为魏国所用。

土地新政和人才新政后，李悝又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军事上建立“武卒”制，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以发挥军队最大的作战优势。

最能让后人受益的，是李悝制订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法经》。这部法律对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

李悝的变法，不仅拉开了魏国从人治到法治的序幕。其不断雄厚的实力，也让魏国令各诸侯国刮目相看。魏文侯也从此走上了扩张之路，公元前419年西攻秦国，尽取其河西之地；之后北越赵境，灭中山国；再后东伐齐九年，破其长城；紧接着又南征楚地，连克数镇……一路所向披靡，大有并吞天下之势。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总结，李悝的变法既有丰富的理论作指引，又有成熟的案例作支撑。

2000多年间，历朝历代经历过无数次“变法”与革新，如果用年轮来表达变法的话，李悝应该是最初的那道年轮。

李悝很清楚地知道，他此生有涯。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制度身上，他应该也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的兴亡不能把赌注押在某一个或几个旷世之才身上，而是一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制度来保障。他希望通过“变法”来固化一套成熟的制度，以确保魏国的精神血脉延续下去。

只可惜，李悝的时间有限，加之强大的旧势力气场，一些被动过奶酪的利益阶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一旦他和支持他变法的魏文侯离世之后，制度的力量如何，谁也不敢保证。

事实证明，李悝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身后的魏国又退回到了从前。

撇开历史不说，就是李悝所在的战国时代，其变法就成为“当下潮流”，还形成一种独特的蝴蝶效应。

李悝的变法思想，几乎被当时各诸侯国统治者所接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大潮”——齐国管仲的改革新路，邹忌的清明吏治，郑国子产的修政图治，楚国吴起的新招变法，韩国申不害的君治独断……

战国烽火下的各诸侯国，都纷纷祭起改革大旗，将“变法”二字醒目地写在大纛之上。

这一变法实践，最终在秦国结出丰硕的成果，从而一统天下。

【作者简介】

章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成都市有突出贡献专家，首届四川省十佳新闻工作者。成都商报副总编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擅长报告文学和人文历史随笔，共出版各类著作20余本。其中纪实文学《邓小平故居留言簿》荣获第六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铜奖、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和“四川省图书奖”一等奖。《天下客家》（合著）荣获成都市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主编有“成都魂书系”（15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天府丛书”（共计12本）副主编。

（本文出处：微信公众号“章夫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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