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贝雷帽特种兵伏击（乌特种小队在赫尔松表现亮眼）

乌克兰皮尔登南部作战司令安德烈·科瓦尔丘克少将进入赫尔松市

近日，乌克兰军队重新恢复了对赫尔松市的控制。在这次赫尔松反攻作战中，虽然美国支援的海马斯等远程火炮大放异彩，但乌军特种部队无疑是承担了战争中最核心的任务。

早在乌军大部队进城前，乌特种部队的小分队就已经提前进入赫尔松市。特种部队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的确令人眼前一亮，开战初期乌特种部队曾经多次对俄罗斯伞兵等精锐部队执行伏击歼灭战，还曾经策动对俄军克里米亚地区大后方的多次偷袭，以及对俄高级军官执行斩首行动。

这些战绩都使乌特种部队成为战争中主角。当然本人今天的专栏并不分析乌克兰特种部队战术或者装备，只是想聊一下特种部队文化对战争的影响。

在反恐战争中，特种部队是当仁不让的战场主角，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特种部队才能执行各种难度高但是强度不大的反恐任务。

过去一直不少人认为，特种部队的优势只能在低强度战争中体现出来，如果作战双方都是强大的正规军，那么特种部队的发挥空间就不大了。从乌克兰特种部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来看，这种看法显然是对特种部队能力的一种偏见。

事实上，特种部队本身就是大规模战争中出现的产物。德国伞兵突击队在二战初期对马奇诺防线的奇袭起到了战略性的作用，而英军在中东战场上成功运用长距离沙漠作战群（Long Range Desert Group，LRDG）在阿拉曼战役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空中特勤团也在欧陆战场也是战绩彪炳。

Long Range Desert Group

如果从历史来看，并不是由于反恐战争而催生了特种部队建设，而是特种部队作为最优秀的直接行动单位，能够迅速适应反恐战争的作战需求，并且承担了大部分最关键任务。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特种部队的文化，你会发现特种部队的文化跟一般作战单位大相径庭。

比如，在传统的军队中服从命令被视为最核心的价值观，而特种部队却并不如此。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服从命令这个价值观到底有几重含义，首先命令必然是上级下达给下属的，也就是上下级观念必须明确且上级权威不容挑战。

电影《全金属外壳》中展现的美国军队上下级关系

其次上级给下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的不做修正的执行，比如上级让下级赴汤蹈火下级也必须照做，且不应该思考赴汤蹈火这件事本身到底有无意义，总之服从命令的两重含义就是上下级分明且上级不容置疑，下级必须机械的执行上级的命令。

这套逻辑其实来自于现代化流水线生产，每一名工人都是生产线上的螺丝钉，他们只要执行好生产任务的相关规定和流程以及任务指令，生产线就能源源不绝的制造产品。

常规部队非常适合这种管理方式，比如炮兵大多数都不会看到自己要攻击的目标，只需要对准某个方向和角度开炮就可以完成任务，因此他们只需要按照流程办事即可。这种战斗模式是计划性的，要取胜全靠绝对实力和指挥官的能力，与个别士兵的表现关系相对不大。

然而从特种部队建立到现在，这种单位的特性就是淡化上下级关系，并且允许下级质疑上级的军事指令，每个人都可以对军事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军事文化与特种部队的编组和任务性质有关系，以英国在二战中战绩彪炳的LRDG，该单位主要的任务是对德军后方进行侦查搜索，并且在情况许可下偷袭敌方的薄弱环节。

而在作战中，该单位往往以15人为一个作战小队，乘坐改装的沙漠越野车到100公里外的敌后纵深执行任务。这么远的距离且小组行动决定了他们每一个乘员都必须是专业人士各个能够独当一面。

LongRangeDesertGroup改装的沙漠越野车

这里所说的独当一面并不是一个打十个，而是指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指挥自己的小组战斗，因为在这种任务中队长在开战第一阶段就战死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队长死了就群龙无首，那么这个小队就会迅速团灭，所以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每一个人都能胜任领导者的角色。

既然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是队长，那么队长的权威自然没那么重要，为了胜利完成任务秉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原则，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必须充分让成员参与，这也就是我军在战争年代所奉行的军事民主制度。

我军优秀的军事民主制度在战时发挥巨大作用

说白了这套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所有战士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通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得出最佳的方案，并且在出现突发情况时个体能够更为灵活的执行任务，而不是等待上级下命令。

在战前北约对乌克兰最大的支持之一就是对乌克兰特种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甚至让乌克兰特种部队获得北约特战司令部的认证。

从2月24日战争爆发后的情况来看，乌克兰军队实现了扁平化的管理，基层分队有着非常大的决策权限，这就是特种部队文化对战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