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作品全集（我们生命中的史景迁）

文|薛涌

2021年12月26日，我们夫妇俩正准备和次日要离家的女儿一起吃晚餐，突然收到友人通过微信发来的消息：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去世。当妻子庄玮读出这段新闻后，我本能地嘀咕一句：什么？接着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这几天难以集中精力做事。在脑海的空白状态中，与恩师相处的岁月，如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地跳出……

我开始上史景迁的课，是1995年在耶鲁读硕士的第一年。1997年成为他的博士生，一直到2004年拿到教职、2006年拿到博士学位。两年后，他就荣休。应该说，我大致属于他最后一批弟子了。

我入门时，史景迁在英文世界的声望早已如日中天。当时西方的中国史或中国研究还相对冷僻，他的知名度则远远超出自己领域。一般美国读者如果对中国有什么兴趣的话，能说出的第一个作者大概就是史景迁了（再老一代的则是费正清）。进入本世纪后，他的著作就如井喷一般被翻译成中文，影响巨大。

中国读书界对史景迁的学术已经相当熟悉。这几天看了不少中文的相关评论和报道，学到很多东西。这里，也许是为了纾解失去恩师的悲哀，仅从个人的角度，把浮现在脑海中的一点一滴记述下来，试图勾画史景迁的一个侧影。

我第一次见到史景迁，正处在留美头两年的挣扎中。

我1994年到了纽黑文，并非去耶鲁读书，而是探亲。当时庄玮刚刚进入耶鲁日本文学的博士课程，我半年后和她团聚。那个年月留学，多半是身无分文。幸运的是，我作为学生家属，可以在任课教授的准许下旁听。我就借此先旁听了人类学系萧凤霞教授的讨论班，并在她的支持下，1995年进入东亚研究的硕士课程。硕士课程只有两年，我一年之内就必须想好下一步申请什么博士课程，因为申请本身的周期就半年左右，在硕士第一年后就要马上动手。

我到纽黑文时，史景迁早已是个传奇，校报上不停地有他的报道。因为他的本科生大课一直是耶鲁最为人气的课程，动辄四五百人、十几个助教。我当时跑到他的研究生讨论班上旁听了几节课。在自我介绍时，用人们很难听懂的英文结结巴巴地解释，说自己不是本校的学生，是学生家属……史景迁和蔼地建议我去旁听他给本科生的大课。我当时嘴里就蹦不出几个英文字来，情急之中说：it is too simple. “那个太简单。” 事后回顾，这句说得实在不礼貌，甚至很粗鲁。自己都没有听过，怎么能说人家讲得“太简单”？他成为校园传奇，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大课。那是他用力最多的地方。很多本科生挤不进去，有时为此吵闹到校刊上。他好心好意建议我旁听这种一席难求的课，我则劈头就说“太简单”，而且是当众！记得他沉吟一下，问了一句：“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了？”我也忘了自己嘟囔了一句什么，反正当时我说出来的英语大概自己也听不懂。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中文媒体中对他的那种经典描述：一张雄狮般的脸，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温暖的英国口音跟着飘过来：欢迎！

可惜，他的课节奏太快，我英语不行，坚持不下来。但进入硕士课程后，马上就选了。这次第一堂自我介绍，我说自己是东亚研究的新生。他那笑眯眯的脸转向我：“哈哈，你转正啦！恭喜！”还三言两语告诉全班我的事。大家跟着笑起来。这实在是意外的意外：他不仅记得我，而且记着个人细节！大概我的无礼能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门课和本科生大课不同。作为研究生的讨论班，它主要是跟进最新的现代中国史研究。阅读材料，基本是顶尖学刊刚发表的论文，偶尔有新出版的重要著作的章节，主题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明末一直到当代。因为这些论文和章节都是讨论非常专门的题目，比如浙江某镇在十九世纪末的乡绅组织等等，要求学生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历史梗概乃至区域的文化、经济、地理有个粗线条的了解，否则阅读就有点“找不到北”。第一堂课，教室爆满，很多学生，我怀疑是想近距离“看大神”来的。等第一周过去，大约一半人知道这些材料对付不了就退了，剩下二十人左右。我仗着自己历史背景比较熟悉，虽然英文障碍依然很大，上课发言还是相当积极的。

整个课程，要写三篇读书报告或论文，每篇十页左右，我经常写十五页。我知道自己口语太差，怕课堂表现吃亏，所以写作是用力最多的地方。每次不仅引证和注释多，而且文字在提交前必请美国博士生前辈修改。这也是我学习英文写作的基本训练了。头两篇交上去，很快就批改回来，上面从文字修改到旁批，密密麻麻，最后写一段评语，对我激奖一番，很受鼓励。写第三篇时是期末，另外有两门课，每门都有学期论文，各二十页左右。也就是说，短短时间，要写大约五六十页的论文。这显然超出我的承受能力。还好，大部分学期论文都可以申请延期，利用假期完成。只是他在课上特别强调截止期的重要性，要求大家一定守时。我就决定到他办公室陈述自己的理由，恳请延期。这是第一次和他一对一的谈话。

赶到他办公室时，前面已经有几个同学排队，等了相当一段时间。整个校园都知道，他是最忙的教授之一，本科生课上学生就几百，如果每人谈五分钟会是什么情况？简单的算术就能算明白。等轮到我，就慌慌张张地进去，希望尽快把事情讲清楚，少耽误点他的时间。他则特别放松地招呼：“薛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先坐下，我们慢慢聊。看看你的背包好重呀，是不是先卸下来，这样背着坐在那里多不舒服。”我马上卸下背包，然后就直奔主题，说我第三篇论文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我理解他让大家严守截止期的要求……他立刻打断我：“当然了，当然了。截止期，是针对有些学生。没有截止期他们不会交。你是非常勤奋的，前两篇写得特别好，我学到不少东西，很期待，什么时候写好就什么时候交吧。”

我松了口气，事情办完准备告辞，他则没有送客的意思，开始问寒问暖，特别问及我初来乍到的适应情况。我忘了当时说了什么。然后就是我终生难忘的场景。他坐在我对面的靠背椅上，在背光中如同一座雕像的剪影，两眼闪亮地直视着我：“薛涌，我对你印象深刻。我们终于碰到一起了。（We finally met.）你在学术上发展很有潜力。我不知道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只是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读博士课程的话，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到任何地方，我都是你坚定的支持者。“

这话一下子把我雷蒙了，心里暗暗嘀咕：“什么？”本能的反应，是自己的英语听力是否靠得住。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的恍惚，又把类似的话重复一遍。这下子我才敢继续：“那么我可以读您的博士？”“当然，太欢迎了。你希望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呀。反正我都会支持你。”狂喜之余，我进一步问：“我如果申请您的博士，需要考托福和GRE吗？您知道，我英语不好，现在很挣扎，对这些考试也没有信心。”他马上说：“你没有必要为那些考试浪费时间。你在这里的学术表现更说明问题。我相信我们对你有足够的了解，期待着你的申请了。”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薛涌，我正在看系里的申请材料。怎么找不到你的申请信？你不是说要申请吗？出了什么差错？“

我这才意识到，一定是我的口语乱七八糟，有些话没有交代清楚，引起误会。于是解释说：“我英语太差了。马上读博士没有信心。现在是我硕士课程第一年，希望等读完两年硕士后再开始读博士。这样英语方面可以准备得好一点。换句话说，我应该来年申请，不是今年申请。”他马上表示理解，等着我下一年申请。

这些细碎的个人八卦，对读者们来说也许太冗长了点儿，但对我则非常重要。当时，我在生活和学业中都相当挣扎，待人接物也缺乏自信。而恩师第一次见面说“we finally met”时看着我的那道坚定的目光，总是一根强劲的精神支柱。其实硕士课程第二学年并不顺利。有一门课上得很糟糕，也并非全是学术原因。我一度相当抑郁。他则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我吐槽，也打过挺长的电话来宽慰。

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每个重要节日，他必来把我和庄玮（后来还有小女存存）接到家里一起过。在我们住在纽黑文的后面七年中，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没有车，去他们家必须开车接送。有时是很多同学的大聚会，还可以搭同学们的车。但有时就我们一家客人，他就要亲自接送。这也使我们和他的家人成为好友，特别是夫人安平和女儿Meimei。这母女俩做饭特别拼，中西餐兼通。Meimei后来成为著名的《时尚》（Vogue）杂志的编辑，并在《美食》（Gourmet）上发表很多文章，频频入选年度最佳美食评论，在耶鲁还开过美食评论的课。安平做饭更多，写得少。她的文字，更多是献给了孔子研究。按说应该叫她师母，但她总是口无遮拦的高中生气质，我们也习惯于平辈人之间的打趣，师母二字从来说不出口来。总之，每次在他们家过节都特别尽兴。有时深夜十二点后，他才送我们到家门口，然后自己开车回去……

有一次，我在耶鲁的中央图书馆刚搜到一堆参考书，出书库时正好碰到他。他见我端的书高高一摞，问是否需要帮助。我手脚很快，马上把书放在出借台上，告诉他没事了。但是，办出借手续时出了麻烦。其中一套是线装书，装在一个盒子里，书号贴在盒子上，登记为一部。但打开盒子，里面是好几本，每一本上都没有贴着书号。出纳员不知所措，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过去我借过类似的书，就按照外面的盒子算，登记为一部。出纳员放心不下，在那里迟疑。没有想到，已经离开的导师又回来。他显然是怕我的英文说不清楚，亲自解释是怎么回事。可惜那个出纳员也不听他的，决定打电话问上一级的管理人员。我知道自己的老师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特别不好意思，告诉他这点事情我能处理，请他赶紧忙自己的事。但他坚持留在我身边。我们一同看着那个出纳员慢条斯理地打电话。可惜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一会儿管理人员亲自到场，他又帮助我耐心地解释，终于把事情办妥。他这才笑眯眯地离去。

史景迁的本科生，大概能组成一个军团。他的研究生也是一大堆。还有很多相关和不相关领域的学生听他的课。他对学生好是有名的。比如一个本科生兴奋地告诉我，她举办独舞会，史景迁和安平到场看了整整一晚上。庄玮的第一个学术会议的报告，心里相当紧张。她不是历史系的学生，讲的是江户小说，和史景迁的领域也风马牛不相及。但他特地到场耐心听完，并上来大加鼓励。我的女儿存存出生，母女俩刚刚出院回家，他就和安平来登门探望，并送上一堆儿童读物。想想看，他对每个学生都这么好，要付出多少精力？但他从来没有显示出精力透支状，每次都是像参加派对的年轻人一样，非常享受时光。当然，他对我们格外好，也许原因很多。他大概看得出我们书读得很苦，很专心，远离家人。这方面，他在言谈话语中从来不会流露，只是默默地在每一个小节上都对我们倍加照顾。

因为是他的学生，也难免跟随他出入学校的各种场所，目睹他和别人的互动。无论是食堂的师傅、清洁工、办公室的秘书，他见了，总是用那张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狮子脸”相迎，笑容如同拥抱一般地温暖。跟他打招呼的，见到他也都无不眉开眼笑。他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偶尔也停下来简单地问候一些细节。我跑其他系的办公室，接触的文秘人员比较多。这些秘书们，知道我是史景迁的学生后会说：he is everyone’s sweetheart. （他是每个人的心上人！）中文媒体中，经常形容他如古希腊的雕像。他在古雅的耶鲁校园里，确实如行走中的古希腊雕像，风姿绰绰。很多人视之为大神，远远望之。

就是这么一位文化偶像，其实是非常容易接近的人。他对很多很多的人，不论是我们这种落魄死拼的留学生，还是清洁工，都有一种真诚的个人层面的关注。他会聆听每个人的故事，并倾注了他的生命。我无意也没有资格评价他的学术。这里只想提醒读者，这就是写出《王氏之死》的人。我也并非“文如其人”的盲信者。但是，要体会他作品中对各色人物的“共情”，以及这种“共情”如何抓住了读者，看看他在生活中是怎么对待周边的人，或许大家会更加深悟一层吧。

接下来，是对他为学的一点肤浅观察。再次重申，我自己没有从事严格的学术研究大致已有十五年之久。好比跑马拉松，十五年没有训练就算出局了。所以，我根本没有资格在学术上进行什么评论。史景迁的学术，在中国学界当然也争议很大。赞者强调其对个人细致入微的关注，对各色人物的共情，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的关怀，高妙的叙事策略等等。弹者，则称他缺乏分析、没有观点、或诸多文字错误等等。作为弟子，我谨守老师的做人风范，哪怕在从事学术研究之时，也对这些争议不置一词，遑论现在已经自外于学术圈了。

但是，不管自己选择什么样事业途径，史景迁的影响，印刻在我的生命之中，抹去是不可能的。也许是师傅影响了徒弟吧。我下面的记述，也许同样是没有观点，没有分析。所提供的，多半就是一些细节。

参加过史景迁的研究生讨论班的同学都知道，这个课和他的本科生大课以及他书中那种精心营构的叙述，形成了鲜明对照。很多同学感到困难的地方是，除了时代顺序外，没有什么结构框架的安排，就是读现代中国史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发表了什么就读什么。他在这个领域早已著作等身，但在课上从来没有提及自己的著作，也不正面讲个人的观点。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最新论文和新著章节。在私下的个人场合，他也从来没有提自己的研究，没有推荐自己的著作。那些研究生讨论班上的阅读材料，有不少相当“社科化”，很多是毫无故事性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他的领域似乎也不直接相关。但是，他讨论这些新研究，包括那些技术性极强、故事性全无的课题，不管是人口方面，还是农业种植方面，总是充满热情。他每年开这种讨论班，阅读材料都会根据最新学术进展更新。我猜想，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个学生，和大家一起不停地学习新知识。

这里涉及他著名的教科书《追寻现代中国》。国内有的学者当面对我说：“你导师的这本名著，什么观点也没有，缺乏原创！“ 这里的是非，还是让学界讨论。我只是提供点个人观察。

如果你上过他的研究生讨论班，大概会对《追寻现代中国》有另样的理解。有位美国同行曾经跟我感慨：“我们学科的发展太快了，每年新著和论文不断，实在跟不上。难以理解史景迁是怎么跟上的！”我因为教现代中国史，也面临着选择教科书的问题。从来都有两种形式的教科书。一种是观点型。一种是综述型。前者，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在这种著作中，历史叙述，就是表述作者观点的工具，注重个人的“原创性”。我其实很喜欢。后者，则如同《追寻现代中国》，和很多西方通行的教科书类似，把综合学术界的成果视为基本使命。为此，作者往往需要控制个人观点的表达，以免个人观点成为个人偏见。

我选择《追寻现代中国》的理由非常简单：符合西方学术和教育的基本规范。大学教科书，有几本相当有名的，都是以公正地展示学界的整体研究成果为使命。教科书不是表达作者观点、立场或原创性的平台，而更是一种公共服务。

史景迁在学术上特立独行，作品难以用哪个学派概括，不尊学界流行的套路。但他人格的另外一面，则是非常守规矩、重规范的人。规矩和规范，本质上还是一个怎么对待他人的问题。在这方面，史景迁在盛名之下，往往比我们这些没出道的年轻人更清楚应该把个人的ego（自我）放在哪里。

有同学在博士资格答辩完评论，史景迁在答辩中，总是对其他教授非常“礼让”，不属于自己打头阵的那种人。或者说，他总是要先听其他人的意见。我因为英文不过关，有时很多中国式的表达，都被他一一纠正，同时又教给我很多为学做人的态度。比如，一次他推荐一本江南棉花种植的书，我看了几页，印象深刻，马上问：“这算不算这个领域最棒的著作了？”这么说，多少带有些中文的习惯，喜欢用“最“字，换成英文也不过脑子。他笑笑，跟我说，“别动不动就‘最’，每年都有好多新作出来，不断更新我们的看法，哪里有什么‘最’？“ 还有一次是找工作时的申请信，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过目。有一句，我写自己有某种“独特的”经验，用了unique这个字。他对我说，世界上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一定要说自己unique？也许是怕我因为语言障碍难以体会这里的微妙之处，后来安平还特别用中文对我解释：unique这个字，你导师觉得太pushy，就是太咄咄逼人了吧。我这才明白：自己如果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摆在那里别怕别人看不到。要显示的应该是对别人的信赖，而不是自己怎么绝无仅有。

史景迁把自己当成中国文化的一个谦卑的学生，非常敬重同行的工作。我无法想象，他会自以为对现代中国史有个什么高屋建瓴、一以贯之的“原创“看法，或他哪方面的思想无人企及。他从来不试图构建什么大框架，而是认为学术界的集体努力正一点一点地深化我们对现代中国史的理解。他一直都在不停地探寻，看看哪个同行又值得他受教。他不止一次地惊叹英语世界中国研究的迅猛发展，反复表示自己追不上。记得我还没有到美国前，庄玮打电话时提及自己凑热闹听他的一个午餐讲座。他开场提起一连串的书名，报告大家：这本我还没有读，那本我也没有读……让庄玮感到十分新奇：学术权威开场要抖落自己多么无知！

写教材的职责，是准确、简约、清晰地把学术界集体努力所达到的认知水平反映出来，而未必是自己怎么独具慧眼、洞悉历史的奥秘。现代学术的分工已经到了如此细致的地步，每一个个人，不管是什么奇才，也只能把握这种宏大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小片断而已。自己的观点太强，反而会扭曲这种综述。所以，《追寻现代中国》反映的，更多是西方学术界的专业精神和成果，而非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才子气。

他不鼓励学生读自己的书，但读学生的文字，则是一副如饥似渴状。一次去他办公室，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告诉我刚刚走的那位男生是位不懂中文的本科生，上他的课后，查了耶鲁档案，发现了一位耶鲁学生在义和团动乱中死前的日记和通信等等，重构了这位一个世纪前的校友最后几年的经验。这是他最为赏识的历史研究：直奔原始材料，复原真相，并且敢于在完全陌生的领域中一马当先地冒险。他绘声绘色地复述着被那位学生发现的档案中的文句，不停地说：太酷了！太酷了！

我的论文关注江南社会经济史，开始就准备写明清，写作过程中不留神又追溯到宋代，越写越长，而且本来就不甚清晰的结构还不停地变换，每一章的技术细节很强，比如圩田的筑造方式、粪便处理法、水上交通、城镇的密度和人口等等。每次送上去，他很快就批改完，经常密密麻麻的，提出各种问题。有时一章写几稿，他就改几次，每次都会就细节提出问题。他批改后的原稿，满满一大箱，大概有十几斤重。论文还没有完稿，就有人告诉我，史景迁引用你的最新研究了！搞得我十分惶惑。

大概是1999年，庄玮已经怀孕，史景迁和安平外出，请我们住到他们家里帮助照顾爱犬。当时我们蜗居在阁楼式的小公寓里，很兴奋第一次住“大房子”。当然，主人不在，我们自由自在。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书房。一度坐在他的位置上，面对大书桌，想体会一下当学术“大神”的威风。但真坐在那里，四下一看，马上对他的生活有了点“物理”层面的体会：桌面上就堆了几堆学生的论文，每堆都很高，山峦起伏状。他有太多的学生、太多相关学科的同学找他。比如研究中国文学的，甚至研究日本史的。想想看，十几个博士论文，就是十几本书。而且这还不是仅仅单纯的阅读，要批改，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有时还免不了要特别指导一下。他一直就是这么勤奋、如饥似渴地消化那些还没有问世、甚至没有问世机会的学术研究，尽心尽职地和作者们分享自己的知识和洞见。

很多出版社把新著寄来，有些还是未出版的校读本，有的是希望他写书评，有的也许就是希望他在封底写一两句评价当广告词吧。有次吃饭时无意谈起这些应付不过来的事情，他冒出一句：“一本书不彻底读完，我从来不敢乱说一句话。”当时我听了心里一惊，因为我就对很多书说了很多话，却未必读完。

他在《纽约书评》及《纽约时报书评》上相当活跃，这也是美国知识圈的核心平台。那里的编辑碰到和中国相关的新书，往往首先想到找他。有一次，有位中国学术明星的著作出了英文版，好像是《纽约书评》找他写评论。他细致地读完，有很多困惑之处。于是就和安平约我和庄玮到当地一家餐馆吃饭，摆出一副“讨教”的架势。我当时出来已经几年，略感隔膜，但尽自己的所知所能，和他分享一些看法。我们整整谈了一晚上，所以事后也很好奇他最终会写出什么样的评论。两个月后，我问他文章写了没有。他告诉我，他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也感谢我和他分享了这么多，但感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故而谢绝了稿约。很多重要的书稿，也是这样被出版社送到他的案头，想必他也一一阅读、研究，但从来没有发声。只是我们很难估计这种事情发生了多少次。

2004年，小女已经五岁。我拖家带口，生活压力颇大，博士没有读完就在波士顿市中心的萨福克大学找了个教职。当时接待我的Robert Allison，后来成为我的系主任和好友。事后我好奇地问过他是怎么决定把这个职位给我的。他说，现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本校没有一个全职教授是研究中国的。历史系面临开中国史课程的压力，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居然不得不去教中国史。他觉得自己对中国史一无所知，情急之中，找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一看就给迷住了。后来学校创立了这个职位，看到我的申请，其中正好有史景迁很强的推荐信，就马上给我打电话……

遗憾的是，我任教之后，有了一段颇不愉快的经历，事情虽然最终获得解决，但给家庭带来财务压力和不安定感。与此同时，我在中国倒是不停地出版，最忙时一年出四本书。所以，在2008年左右我决定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专心在中国的写作。后又转向网络教育。这些都是后话。

史景迁就是2008年退休的。我赶回去参加他的退休庆典。他见到我依然问寒问暖，但我对自己的决定则难以启齿。我觉得，他对我在学术上有所期望，至少认为我是非常专心学术的。我不想在大家庆祝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时给他这么个意外。

日后我也没再回过纽黑文。他退休的第二年，我们就隐居远郊山间。我每天跑步或骑车，从事马拉松训练，离群索居，除了教书外很少与人交往。在这种“乃不知有汉”的状态中，全然不知史景迁患有帕金森症几年。其实，女儿在NYU读书期间，我驱车送她在纽约和波士顿间往返了至少五六次，经常和纽黑文擦肩而过。但每次都是一早出门，半夜一两点回家的双程，忙着赶路。庄玮没少督促过我：“是否哪天在纽黑文过一晚上，看看史景迁和安平？”我每每点头，但总是推到下一次，然后就赶上了疫情。

这么拖延，总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惭愧。我当然相信，跟导师说明白自己的境况，他不仅不会介意，而且会给我很多鼓励。他那种对个人的尊重，那种“共情”能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是我总觉得要干出点拿得出手的事情后再回去。

另外，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一直体型挺拔，精力充沛，看上去非常健康。几年前还看到他在中国的活动。一位过去认识的女编辑，在社交媒体上晒他的现场照片，感叹他是如何帅得一塌糊涂。类似女粉丝倾慕的事情，我们在他家聚会时还拿他开心，说他是永恒的帅哥。我从来没把他看成老人，觉得他一直会在那里，会对我那么有耐心，我也会哪天回去跟他“吹牛”的，甚至连吹什么都想好了一点。就在2021年12月23日，我们还刚刚给他和安平写了封信，问起他是否在写什么新著。没想到，几天后他就离去。

这几天失魂落魄，除了拉拉杂杂地书写脑子里蹦出的这些画面外，就通过网络地图去看他家的院子。在纽黑文这么多年，穷得买不起机票，多年不回家，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想起喧闹的聚会，想起安平、Meimei和他是怎么合伙调侃我千篇一律地烤三文鱼，想起他带着我们在庭院中漫步，想起庄玮怀着女儿时在园中亭子里的留影，想起Yar（安平的儿子）牵着小女的手指头一起弹钢琴……我总希望还能在院子里看到他，但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安平在干什么？

然而，在哀伤中，渐渐地总能生出一种欣悦。他那张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狮子脸”，总是让我们在最沉重的时刻走出阴郁。他这一生，从来都沉浸在自己最为挚爱的事业中。他和安平，一直就是如同热恋中的高中生般的情侣。有时想想，上天真应该给他再长一点的时间，来享受如此灿烂的生命。但是，这种生命之灿烂，是无法用时间衡量的。这种灿烂，有着如此之大的传染力，乃至已经镶嵌到我们这些学生的生命之中，会伴随着我们走到自己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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