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有可能爆发大流行病（大流行病不会消亡）

据多家媒体消息，当地时间2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紧急委员会时宣布，在过去六周内，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超过3200例猴痘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

“猴痘”病毒是一种与天花病毒同属痘病毒科的双链DNA病毒，但其毒性比天花弱不少。人类感染猴痘是在1970年刚果（金）的一名9岁男孩身上首次发现，此后大多数猴痘病例发生在刚果（金）、中非和西非，并且逐渐增多。

在历史上，人类曾与许多大流行病做过抗争，流行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在这之中，与猴痘同属正痘病毒属的天花是唯一被人类根除的传染性疾病。那么，在过去近千年的时间里，人们与天花又经历了怎样的共存历史呢？

了解流行病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抗击流行病的历史中，人类一再犯下同样的错误，又一再吸取同样的教训。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弗吉尼亚大学全球传染病研究所成员克里斯蒂安·W.麦克米伦在《大流行病》一书中提醒我们，大流行病不会消亡，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流行病；我们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积极合作，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流行病。

《大流行病》，[美国]克里斯蒂安·W.麦克米伦 著，李超群 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6月版

许多地区发现的证据都表明，天花和人类共存了几个世纪

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天花前，它作为一种规模性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已经肆虐了近千年的时间，甚至可能更久。

来自埃及木乃伊身上的证据有趣但不具有确定性；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发端于公元前430年令人难忘的雅典鼠疫可能是天花。数亿人因此病而丧生。最早最详尽的关于天花的描述来自公元4世纪的中国药学家葛洪，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生活在公元10世纪巴格达的波斯医生拉齐著有《天花与麻疹》一书，其中关于天花的描述流传最广，对天花救治的影响延续到17世纪。中国、印度和非洲许多地区发现的证据都表明，天花和人类共存了几个世纪。

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特别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将天花视为神灵而非疾病，天花女神名为湿陀罗。1830年代或许更早，切诺基人发明了名叫itohvnv的舞蹈，来平息以天花现身人世的邪灵（名为Kosvkvsini）的怒火。西非的约鲁巴人和其他部落信奉天花之神。1770年代天花大规模暴发后，南非科萨人不再举行葬礼仪式；感染者在灌木丛中独自死去，无人照料。死亡不再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而是面目狰狞、令人胆寒的存在。日本的阿伊努人认为天花是沟通天地之神，它把人变成鬼，在人间散播疾病。天花这样一种造成惨重伤亡的疾病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心理也在意料之中。

《肘后备急方》，葛洪 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4月版

非洲的奴隶贸易和定居者的殖民政策将天花带到了美洲，它和其他一些疾病使得多达90%的土著丧生。16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因为大量易感人群的存在，天花造成了一连串致死性的规模性流行，并演变成了延续几世纪的全球大流行。

确定美洲土著感染的疾病很有难度。许多疾病都很相似，都有发烧、身体不适或咳嗽等症状。目击者的描述可能太模糊。不过，天花的独特症状，特别是葛洪首先描述的脓疱，使得识别天花比仅依靠殖民时代的简单描述来区分其他一些疾病（比如肺炎和肺结核）要容易得多。天花的症状对大部分当代观察家来说都清晰无误——到16世纪和17世纪天花已经是欧洲大多数地区孩子们常得的病——因此他们不再用疫病或瘟疫而是直接用天花来称呼这些流行疾病。墨西哥人没有相应的词汇来描述他们从未见过的疾病，但1520年《佛罗伦萨法典》中的记录表明，正是天花使得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其蒂特兰的人们大量死去，城市随后才被西班牙人占领。

人群中暴发了一种可怕的疾病并且蔓延开来。疫病肆虐，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感染的人们全身布满脓疮：头上、脸上和胸膛上到处都是。境况凄惨无比。人们动弹不得，连转头或是动一动都无法做到。脓疮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病人不能趴，不能躺，也不能翻身。当他们试着挪动身体的时候，会因为疼痛而大叫。许多人因此丧生，还有许多人活活饿死。而他们之所以饿死是因为已经无人再来照顾他们。许多人被毁容；他们变成了麻子，脸上坑坑洼洼，会伴随一生。还有人瞎了眼，双目失明。病情最厉害的阶段会持续60天，整整60天的恐怖。

由此看来，天花不容易和别的病混淆（尽管有时候区分天花和麻疹会很困难）。

在被某种疾病感染之前，所有的人群都毫无抵抗力

像天花这种疾病，直到17世纪末在欧洲都并不特别致命，为何在美洲却夺去众多性命呢？新英格兰早期的殖民者认为是上帝为了惩罚他们异教徒的生活方式并且清理人口，才将疾病和死亡带给印第安人的。清教徒编年史作家威廉·布拉德福德在回顾1633年的天花流行时写道，“给印第安人带来疾病合乎上帝的心意”。这样一来，“上帝赋予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在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托马斯·哈利奥特写道，阿尔冈昆人认为“疫病是上帝的旨意，借人之手来实施，在神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不费片甲杀光一切敌人”。休伦人则怪罪于法国人。据1630年代末天花大暴发后一名耶稣会传教士所写，休伦人觉得法国人是“地球上最厉害的巫师”，这些人所到之处，休伦人纷纷丧命，而传教士则安然无恙。

历史学家常常把人口大规模死亡归因为所谓的处女地流行病。这种观点很简单：欧洲的儿童常见病对那些从未接触过的人来说就是夺命杀手。处女地的说法也延续了基因和种族的共同作用造就更强壮或更孱弱的民族这一观念。事实并非如此。

在被某种疾病感染之前，所有的人群都毫无抵抗力。1713年的处女地流行病中，南非的科伊桑人饱受天花之苦；1707-1709年间，一次天花流行夺去了冰岛这片“处女地”上三分之一冰岛人的性命。这一概念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天花等疾病在许多成员都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起初是新大陆的原住民，后来是18世纪早期的科伊桑人，再后来是间隔几十年的数次流行侵袭下的大部分冰岛居民。处女地这一说法可以极好地解释美洲印第安人对天花等疾病的易感性，但它只能用来解释对从未遭遇过的疾病的早期易感性。

天花的毁灭性影响还可以用其他因素解释。有可能美洲印第安人在与世隔绝千年之后形成的基因同质性使得他们更易感；也有可能新大陆的天花来源于非洲而非欧洲，因此毒性更厉害。天花被再三地带到新大陆，而每次流行之间都有着时间间隔，这意味新的流行在许多地方袭来时，上一次流行的幸存者业已死去。许多人群的人口数量较少，天花不足以形成流行以使人群获得免疫力（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20世纪早期天花在肯尼亚的游牧民族中造成的惨重伤亡）。一个社群中只要有足够的缺乏免疫力的人口，天花就会持续为害。未感染过的母亲没有抗体可以遗传给后代，而母亲一旦患病也无法照顾染病的孩子。

纪录片《病毒为何致命》（2010）剧照

许多印第安人的村庄都人口稠密；更甚者一大群人常常住在一个屋檐下——为天花快速传播创造了完美条件。由于没有传染的概念，健康人会去看望病人。人们因为恐慌纷纷逃离，天花就这样播散开来。大量人口死亡带来的混乱导致许多人因饥饿和脱水而死。1630年代，威廉·布拉德福德在描述天花幸存者的生存境况时写道：“这些人境遇悲惨，疾病感染太过普遍以致最后他们无力互相扶持，连生火或是弄点水喝或是掩埋死者都做不到。”

天花不断卷土重来，一次次重塑了各民族的版图

天花流行是带来深重灾难的殖民地运动的产物。1696-1700年的东南部天花大流行是因为当地奴隶贸易带来的混乱和人口持续流动才成为可能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奴隶贸易通过劫掠和迁徙扰乱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天花重塑了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分布情况。自1630年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欧洲人与土著之间的河狸皮、枪支和酒精贸易促进了天花的播散，给五大湖区和平原/牧场交界地带带来了改变。1630年代遭受天花的毁灭性打击后，易洛魁人向宿敌休伦人发起了更多的“哀悼之战”——俘获敌人来代替本族的死者。天花给易洛魁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却几乎给休伦人带来灭顶之灾。另外，由于易洛魁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们成了这一区域的霸主。这次疫情迫使索克人和福克斯人为寻找藏身之处逃往更西方的部族中间，促进了新民族的产生。

纪录片《天花大爆发：瘟疫的解剖学》（2010）海报

天花不断卷土重来，一次次重塑了各民族的版图。死亡率的差异使得有些部族渐渐式微，有些变得强大。1670年代，说阿尼士纳比语的蒙索尼人成为很有势力的皮毛贸易中间商，而在1730年代的天花疫情中他们却几乎被灭族；幸存者流落到其他部族中，到18世纪末期蒙索尼人已经不再是独立的民族。他们像北奥吉布瓦人一样消失了。

1780年代早期，墨西哥城暴发了疫病并一路向北蔓延，抵达哈德逊湾和太平洋西北部。最初的慌乱平息后，南部平原上的科曼奇人躲开了疫病的袭击：他们没有旅行前往疫病多发的商业中心，而是待在家里等着生意上门。躲开天花袭击以及另外一些原因使得科曼奇人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最强大、人口最多的美洲印第安部族。北部平原上，密苏里河沿岸的村庄几乎被疫病损毁殆尽。阿里卡拉部落人口减少了80%。1795年，法国商人让——巴蒂斯特·特吕托写道：“历史上阿里卡拉是大部族；共有32个人口稠密的村庄，不同时期数次天花袭击过后，村子里人烟稀少，几乎全部被毁。每村只有几个家庭逃过一劫。”

平原上骑马的民族，特别是西苏族，因为地理的庇佑躲过了最严重的疫病，在竞争中占了上风。到1800年，整个大平原地区都被马背上的游猎民族所占领。密苏里河沿岸的村庄被大量损毁。1804年11月，威廉·克拉克和梅利韦瑟·路易斯造访平原地区时写道：“许多年前，他们住在密苏里沿岸的数个村庄里，天花夺去了大多数人的性命，只留存下一个大村子和一些小村子。疫情之前其他民族都很忌惮他们，而在他们衰落后，苏族和其他部落发动了战争，杀人无数，他们只得沿密苏里河而上。”

直到19世纪印第安人仍饱受天花之苦。1837-1838年的疫病几乎使得曼丹人、希多特萨人和阿里卡拉人被灭绝；同一次疫病向西蔓延，摧毁了黑脚、大肚和阿西尼博因部族。而日益强大的拉科塔人、夏安人和阿拉帕霍人组成的联盟占领了这些无人之境。当19世纪中期不断增加的美国人向西部腹地挺进时，他们所发现的由科曼奇人、拉科塔人、阿拉帕霍人和夏安人统治的印第安世界其实是在天花影响下形成的。在早期现代欧洲，天花是常见病，它在许多地方都很流行，在另一些地方则进一步播散成为大规模流行病。

17世纪中期以前，天花并不是厉害的致死性疾病。它是低风险的流行病，在教科书或者编年史作家和旅行家的记录中，很少会作为危险疾病出现。大范围的疫情没有出现过。在16世纪晚期的伦敦，因天花而死的情况很罕见，而且死亡的都是孩子。然而随后天花发生了变异。18世纪天花成为欧洲致死率最高的疾病，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慌和致死率都超过了鼠疫。1649年开始暴发，并且在17世纪后半叶每隔一段时间就卷土重来，天花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伦敦年死亡人数中占比超过8%。到18世纪中期这个数字翻了一番：1762年天花夺去了3500人的生命，占伦敦死亡人数的17%。到18世纪末天花使得8%～20%的人口死亡。

接种改变了人们看待天花的方式

随着接种和疫苗的出现，情况出现了转机。接种是在伤口上接入少量病毒，以引发身体低水平的免疫反应。如果一切顺利，病人会有轻微的天花症状并且获得终身免疫，就和得过病的幸存者一样。早在18世纪中期接种于欧洲流行起来以前，非洲、印度和中国一些地区的人们就采用了这种方法。18世纪早期，关于接种疗效的新闻慢慢传到了英国人和美国人耳中——波士顿的科顿·马瑟牧师告诉人们，一名来自西非的奴隶说这种做法很普遍；中国人接种天花的消息在1700年传到了英国；17世纪波兰和丹麦的农民开始接种的消息也流传开来。1718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在接种已经被人们熟知的君士坦丁堡给女儿接种了天花，之后接种开始流行起来；1721年她的儿子成为英国首个接种天花的人。英国皇室也很快开始接受接种，天花接种成为医院的普遍做法。

不过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人们担心接种会带来危险，宗教人士担心接种会改变命运。这些反对意见得到了有力反击：接种使得更多人产生免疫，挽救了生命。18世纪中期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和美洲，接种都成为普遍做法。18世纪后半叶，接种方法的改进，以及给整个村子和城镇而不仅仅是个体接种，对公共卫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比农村城镇更难以实现所有居民的接种，因此伦敦人仍继续遭受天花的袭击。接种改变了人们看待天花的方式：它成了一种有专门有效的方法来对抗的疾病。这为医疗史上最重要的突破——疫苗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1796年，爱德华·詹纳用少量牛痘代替人痘给一个英国小男孩接种来预防天花，这标志着消灭天花的曙光的出现。［“疫苗”（vaccine）这个词也是詹纳发明的，他把牛痘称为牛天花（拉丁名variolae vaccinae）。］两年后他向全世界公布了他的发现。尽管在他之前也有人用牛痘给人接种，他的创新在于证明了这种方式是通过使人感染天花并获得免疫力而起效的。

用减毒牛痘代替人痘接种很快就传播开来：它没有感染天花的危险，因此也没有播散的风险。詹纳公布牛痘接种方法后三年内有10万英国人接种了疫苗。之后二十年里又有几百万人接种：俄国有200万，法国也接近200万。1800年疫苗接种传到了北美；来年传到了巴格达，随后又传往印度。到19世纪中期，天花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危害得到了遏制。牛痘接种（以及之前的人痘接种）减少了死亡人数。到183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给大部分加拿大西部的土著接种了疫苗；1770年代，危地马拉的殖民地医生开始给玛雅人接种，他们甚至采用了玛雅医疗技术，比如使用黑曜石刀。美洲的印第安人没有大规模地接种，开始接种的时机也很晚——这才造成了密苏里河沿岸的惨烈疫情。即便如此，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免疫力，天花也不再被频繁引入，死亡人数也减少了。

印度儿童声援世卫组织和印度政府1950年代发起的根除天花运动。公众对该项目的支持是成功的关键（《大流行病》内页插图）

尽管疫苗的使用早期取得了极大成功，但仍然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天花流行，因为疫苗使得天花发病率大大减少后，人们积极对抗疾病的热忱冷却下来，疫苗的效果也开始减退：疫苗并不能使人终身免疫，不过一开始无人知晓。1836-1839年英国有3万人死于天花。1870-1875年的天花大流行——由普法战争所引发——夺去了约50万人的生命，这使欧洲多国恢复了警惕。英国和德国通过了强制免疫法。不过在英国国内，对病因——环境、传染或瘴气导致——的争论，对政府强迫接种侵犯了公民身体的强烈不满，加上认为天花的重要性已经降低的观念，使得人们对强制免疫产生了激烈甚至暴力的反抗。1885年《接种法案》中的许多条款在1898年和1907年都被推翻。

尽管疫苗的使用使得人们放松了警惕，局部也频繁地有天花疫情暴发，1870-1875年的欧洲天花大流行仍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疫情。疫苗的使用以及重型天花慢慢被传染性更弱、症状更轻的轻型天花所代替，意味着到20世纪中期，天花在欧洲、美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不再是重要的疾病。1971年美国公共卫生部建议取消常规接种，相比天花本身，当时有更多孩子——每年6～8个死于疫苗相关并发症。

天花疫苗的出现是公共卫生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是针对个体健康的干预措施，并且对公众健康有着深远影响。使人群中易感者的数量减少以致传染性疾病无法传播，这是控制疾病的关键。而鼠疫期间采用的隔离等针对公共健康的早期措施则大不相同。隔离是为了在特定疫情期间阻止疫病的传播；疫苗从源头上降低疫病暴发的可能性。一旦足够数量的人都接种疫苗，找不到人类宿主的天花病毒就无处可去。天花是唯一被人类根除的传染性疾病。最后一例重型天花于1975年发生在孟加拉；两年后最后一例轻型天花在索马里出现。1967年人们开展了大力清除天花的活动——起初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想对天花宣战，而是想消灭疟疾，不过以失败告终——十多年后世卫组织于1980年宣布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从任何方面来看——资金、物流、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障碍、人道主义影响——消灭天花都是伟大的成就。

原文作者/克里斯蒂安·W.麦克米伦

摘编/安也

编辑/张进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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