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伊朗有多繁荣（传统与现代撕裂）

（伊朗阿拉穆特，是伊朗加兹温省北部的一个地区，多为丘陵地带。）

伊朗：魅影动荡

本刊记者/古欣 摄影 /Nicolas Boyer

发于2020.6.22总第952期《中国新闻周刊》

出生于1972年的法国的摄影记者Boyer Nicolas曾于2016年深度探访伊朗，以纪实的摄影风格揭示伊朗宗教与政治的种种侧面。Nicolas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伊朗，是上世纪70年代末穿着黑袍的伊朗妇女参加伊斯兰革命的画面。作为旅游胜地，伊朗有波斯文明、丝绸之路。它极其特殊的政体，神权、世俗权力混杂的体制也吸引着Nicolas。

两副面孔

2016年Nicolas第一次去伊朗，走了库姆、喀山、伊斯法罕这样的大众旅游线路，在设拉子以西跟随卡什奇部落的游牧民族，在喀而曼以南世界上最热的沙漠度过夏季，拍了第一批照片。六个月以后，他再次动身去更偏远的地区，沿着波斯湾海岸线北上，穿过两伊战争的战场和库尔德斯坦山区。他感慨，拥有八千万人口，占地150万平方公里的伊朗具有极其丰富的地理特征与种族、文化多样性，这也造成伊朗现在的价值与思想冲突很难用简单的二元论解释。

Nicolas习惯在踏上旅途之前读很多相关文献，去伊朗之前，他不仅读了地缘政治论文与社会历史，还读到记者拉米塔·纳瓦伊（Ramita Navai）写的小说《谎言之城》的一句话：“任何想在德黑兰生活的人都被迫撒谎。这不关乎道德，在德黑兰撒谎是一个生存问题。”

他在伊朗的旅行经验印证了这句话。镜头记录下染了金发的伊朗妇女一进屋子，就迫不及待摘下头巾的场景。画面的另一端街道上，三个头戴黑巾的伊朗妇女结伴而行。“在伊朗，人们习惯在公领域与私领域维持两副面孔。” Nicolas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伊朗人在公共场合遵守服饰的统一只是受制于“虚假的道德专政”，“一旦他们进入了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酒精就会在无拘无束的夜晚流淌。”

（伊朗德黑兰市中心Jomhouri大街街角，这附近有德黑兰最大的Alaeddin手机卖场，年轻人经常在这里休闲。在建筑物内，一名妇女没有戴头巾，而在外面楼下的三名女性穿着她们的黑色披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掌权的巴列维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过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国王推行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流阶层穿西装，看好莱坞电影。

流亡海外的什叶派学者霍梅尼成为这场革命的精神领袖。尽管霍梅尼在革命早期表现较为温和，并于1978年接受《卫报》采访时曾表示，他个人对权力不感兴趣。但很快，1979年3月7 日，他就下令强制妇女戴头巾，此后伊朗社会迅速保守化，电影院和歌舞厅被查封，公共场所实行男女分开，同性恋、妓女、奸夫被处决。霍梅尼本人的头像遍布大街小巷，刷到整栋楼房和整面墙上，Nicolas用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复杂的政治文化历史造成了伊朗街头传统与现代撕裂的景观，Nicolas喜欢捕捉这些“不一致”，比如，穿T恤牛仔裤戴耳机的滑板青年身后是穿黑袍的教士。Nicolas曾有广告创意经验，因而习惯在创作时结合审美、讽刺、幽默。他在革命纪念馆外拍过一张照片，革命者的塑像坚定地指着导弹的方向，站在一旁的小孩模仿他的姿势，却指着一头大白鹅。

（位于伊朗哈马丹的“圣防花园博物馆”，建于1997年，伊朗抵御伊拉克战争的纪念地。博物馆的外部区域设计有军阀雕像、自由和母亲雕像、 坦克和军事火箭复制品等。图中雕像为1982年在霍拉姆沙赫尔逝世的默罕默德· 沙赫巴齐将军。）

宗教与战争

令Nicolas印象最深的是德黑兰的神圣抗战博物馆，该馆由欧洲的场景设计师设计，重建了两伊战争时被炸毁的街道和教室，将参观者召回到残酷的现场。在哈米丹或克尔曼等省会省市也有类似的战争博物馆。

1980年萨达姆政权趁伊朗国内伊斯兰革命刚刚结束，入侵库尔德斯坦省的油田，他希望该地的多数人口逊尼派能向伊拉克投诚，但民族主义战胜了宗教主义。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延续至今，Nicolas在他的旅途中，碰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民兵组织组团去曾经战场的朝圣，这样的朝圣每年都要发生几次，他们把自己的队伍叫做“光之队”。战争的影响也渗透到日常。Nicolas拍摄“ urkhaneh”体育馆时，碰见失去一条腿的老兵，他卸下假肢，依然坚持着这项追溯到古代波斯的古老运动。

据Nicolas 观察，除了少数特权阶层，伊朗人活得并不好。Nicolas在伊朗的一位向导请他从欧洲寄牙膏。因为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国家缺少航空维修零件和药品。很多年轻人希望通过合法途径，甚至偷渡离开该国。

同样因为孤立，伊朗石油GDP收入减少，失业率很高。很多博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被迫担任网约车司机。Nicolas在设拉子地区认识的化学博士告诉他，即便是极力获得工作机会，四分之三的面试时间也都花在了了解被面试者对宗教的了解，而不是对专业的了解上面。

侯赛因的牺牲

因为摄影，Nicolas在伊朗被逮捕过三次。一次是在什叶派最重要的节日阿舒拉节的游行上，当时他身处德黑兰南部某底层民众聚集的保守社区，该社区充满了毛拉政权的狂热支持者。游行上到处是便衣警察，他看见一座空饭店一楼正有两个民兵对着游行队伍拍照片，便掏出照相机拍了下来。Nicolas 知道自己的西方面孔很容易被盯上，果然，三分钟后七个民兵围住他，把他带到警察局审问，好在他偷偷替换了SD卡，保住了照片。两小时后他被允许走人。“他们查了我的照片，还有身份证明，过程挺客气，有茶水。”

（距离首都德黑兰15公里的雷伊市，在阿舒拉节游行期间，两名伊朗志愿准军事部队民兵在临街的二楼窗口守望，拍摄这张照片五分钟后，摄影师第一次被捕了。）

阿舒拉节在伊斯兰历穆哈拉姆（Moharram）月的第10天左右，该节是为纪念穆罕默德外孙、第三任什叶派领袖侯赛因遇难。伊朗人口中有89％是什叶派穆斯林， Nicolas用照片记录了节日当天人们当街宰羊、当街演戏还原侯赛因遇害的那一幕。

每年阿舒拉节会举行盛大的游行，人们升黑旗子，着黑色，一些教徒会用铁链鞭打自己的胸膛，表达自己同侯赛因承受一样的苦难，更极端的仪式是割伤自己流血，近些年伊朗政府号召人们用献血替代。

什叶派信徒如此看重侯赛因的牺牲是因为这被视为什叶派自我身份的确认的关键。

公元680年，侯赛因为拒绝承认继任的哈里发耶齐德一世，在卡巴拉沙漠（今伊拉克）的被耶齐德派出的三万名部队杀害。从此，被迫害、反抗、牺牲成为什叶派的集体记忆。侯赛因的殉难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核心精神资源，它哺育了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圣战”的殉道思想。

殉道者在伊朗的语言中是“证人”的意思，意思显然易见，殉道的过程见证一个人走向信仰。Nicolas的照片记录了死于圣战的烈士的纪念碑，在德黑兰地铁、高速、交通动脉的各个角落以牌匾、雕塑和巨大浅浮雕的形式出现，路人随处可见。如今，疫情又给国家增加了一批烈士。宗教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纠缠，将在很长时间主导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