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有哪些 真正代表香港文化的

香港的街头，总有一种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味道。/ 卢修远

金庸去世后，还有谁能代表香港文化？其实，金庸代表的并不是香港文化，香港真正的本土文化是植根于市民生活的，不离地，不扮嘢，不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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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柒 排版/ 苏炜

2018年，香港文艺界极盛风华中的群星接连离去，所有见证过这片飞地风流的人，心内大抵都有几声叹息。

这种“港殇”的集体情绪，到金庸离世时达到高潮。

可是，仔细一想，你会发现，无论刘以鬯还是金庸，邹文怀还是高琨，都没有多少香港本土文化的基因。

他们是南来的海派人士，来香港以前已经在上海学成。对他们而言，香港这片土壤的作用，不在发芽生长，而在开花结果。

金庸，在香港发光发热，然后站上华人世界独一位置，固然足以支撑香港文艺的门面。可是，打开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看到纯正中文和家国情怀，江湖侠义和儿女情长，独独看不到任何香港本土的影子。

什么才是真正的香港文化？

香港地，向来接地气，宏大叙事太离地，港人反而会觉得“骨痹”。

香港文化如何接地气法？全在标志性的街头霓虹灯牌里了。/ pexels

01

许氏兄弟：香港喜剧与粤语流行歌

1976年的夏天，很多香港人在结束一天工作之后，赶回家追看电视剧《书剑恩仇录》。

那是TVB第一部改编自金庸小说的武侠电视剧，主角配角全是当时的一线花旦和小生，可谓真正意义的大制作。首播之后，这部剧居然还红到了东南亚，郑少秋也变成了“秋官”。

但是，这一年，最红的男艺人，并不是这位古装剧第一小生。1976年底，许冠杰推出第三张粤语专辑《半斤八两》，“卖到要抢”的热销程度，标志着香港粤语流行歌市场的正式形成。

很多人只知道许冠杰演过的令狐冲，而不知道许冠杰在粤语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0版《笑傲江湖》

在此之前，香港流行音乐市场仍然是英文歌的天下。许冠杰的歌，不避俚俗，描述草根生活内容和草根市民心态，直面社会，针砭时弊，缔造了粤语流行歌的神话，让香港流行音乐开始本土化。

《半斤八两》之所以成为神曲，完全有赖于当年一部同名神片。1976年，由嘉禾公司出品，由许冠文导演，由许冠文、许冠杰、许冠英主演的喜剧《半斤八两》，首轮公映就打破了香港开埠以来的票房纪录，成为整个1970年代香港最卖座的电影。

许氏喜剧打破了邵氏电影对上海文化传统的延续，令香港电影有了本土文化的生机。动不动就“发威”的老板，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的“打工仔”，形象生动具体，进一步令主题曲《半斤八两》的流传更为广泛。

《半斤八两》里赵雅芝还是年轻的小姑娘，就像那个年代，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模样。/ 电影《半斤八两》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香港人奉行“多劳多得”，恨不得“星期一做到星期七”。每个打工仔都渴望出头，每个打工仔心中亦有很多无奈。

在香港钻石山长大的许氏兄弟，自然感同身受。他们从广州来到香港，就一直在“捱穷”，小时候穷到饭都不够吃，兄弟几个要跟着运米货车，一人拿螺丝起子戳穿米袋，一人用盆子接漏下来的米。

因此，许氏兄弟打小就明白，凡事一定要靠自己，一定要真功夫，没人能帮你。他们的心声，就是小市民的心声。他们的成长，就是香港普通市民的日常。

02

肉麻的英雄：不可能是香港日常的歌颂

1986年，吴宇森执导的《英雄本色》上映，以3465万港币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港式英雄片席卷整个亚洲。现在韩国的70后依然对香港有一种仰望，完全来自于当年对周润发和张国荣的痴狂。

今年的那部《无双》获得成功，多多少少带着《英雄本色》暴力美学的影子。/ 电影《无双》里的发哥重新用两肩托起了步枪。

吴宇森的英雄梦想，显然受到师傅张彻导演的影响。成长于上海的张彻，在接触电影之前，是个从政的少年。后来，他所塑造的电影英雄都有几分浪漫、悲壮和至死不屈，比如独臂刀王，多半和他早年经历有关。

弟子吴宇森，无疑将英雄电影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但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类型电影也不过各领风骚好几年。观众还买港式暴力美学的账，但很快就不再做什么英雄白日梦了。

生活那么艰难，哪有那么多英雄啊。比起吴宇森，香港人可能更爱周星驰。

相比无厘头喜剧片前辈许冠文，周星驰显然走得更远。不管是小偷、骗子、差生、屠夫，还是警察、秀才、专家、大状，他们一律庸俗、好色、不负责任。英雄变成癞蛤蟆，爱情变成痴心妄想，警恶惩奸变成顺便为之，山盟海誓变成油嘴滑舌。

周星驰的很多喜剧细读下去，都有悲剧的意味。/ 电影《喜剧之王》

这样的周星驰，太对香港人的口味了。在规矩大过天的香港，人们对秩序的敬畏多于英雄。人人都像蚂蚁一样，进进出出挤挤挨挨，七情上面都很难，歌颂英雄这么肉麻的事就更难了。

至于江湖大佬嘛，郭靖、乔峰那样的人物太虚无了，还是湾仔的陈浩南和屯门的山鸡哥更香港。

后来，陈果连黑帮英雄的情怀都舍弃了，以反英雄的方式展示黑帮小混混看不到希望的明天。

非常震撼的本土制作《香港制造》，既有青春反叛，又是草根真实。两位主角，都是在公共屋村成长的边缘青少年，他们每走一步，都有囚徒一般的挣扎。

许鞍华导演的那部著名的文艺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背后，有王晶的投资身影，这是王晶的复杂性，也是香港电影文化的复杂性。/ 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

王家卫和王晶，固然都是“香港制造”。但如广州学者胡文辉所言，他们是香港电影的两极，“一个风花雪月，一个屎尿屁精”。王晶迎合大众，媚俗；王家卫迎合小资，媚雅。

反而是新世纪之后的彭浩翔更香港，不扮嘢，不肉麻。

处女作《买凶拍人》，可以说是千禧年之后最有新意的黑色喜剧了，荒诞之中流出人情味；小情小爱的《志明与春娇》，将现代都市爱情融合到香港全面禁烟的政策背景之中；《维多利亚一号》除了发展出独有的暴力美学，还延伸出更现实的香港楼市问题。

看了这些电影，你会觉得彭浩翔就是“香港仔”。

很多第一次到香港的人，可能会失望于它看上去没有那么现代。

03

香港本土的都市诗意

旧日文青追捧王家卫的文艺腔，今日来看，多少有点墨镜式的做作。

不过，2000年墨镜王炮制的《花样年华》，倒是真文艺了一把，据说故事灵感来自于刘以鬯的小说《对倒》。

这部小说蒙太奇的描述手法，固然将一幕幕充满地方色彩的南方海洋城市场景展现了出来，但文字气质上仍然散发着浓郁的上海摩登气息。

电影《花样年华》中的经典镜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香港文化的代名词。

在这个人群密集的城市，紧张，有序，大家都赶着赚钱，人们面无表情地排队等小巴，排队等地铁，排队进公司，排队吃饭，排队饮茶。

这么逼仄的时间和空间，哪里能在本土生成没钱的什么鬼文艺？这也是人们时常诟病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原因。

虽然每年香港书展都会吸引上百万人参观，但香港本土纯文学作家的书依然卖不太动。香港作家平日里举办讲座，观众时常只有小猫三四只，多的时候也不过几十人。在香港，纯文学小说能卖到3000册，已经是很畅销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忍受这样的孤独，其作品必然不会是伪文学。他们书写香港的诗意，也必定没有丝毫做作的成分。毕竟，这样的做作并不来钱。

或许是因为逼仄的城市空间，香港的诗意之下，都有一层压抑的底色。

比如董启章，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属于现代主义一脉。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的小说常常以城市书写作为切入点，从《安卓珍尼》《学习时代》到《梦华录》《博物志》，他的经验和想象全都离不开香港。

至于现实主义一派的纯文学作家，写得出妖娆的《胭脂扣》，黄碧云也能以《列佬传》切入湾仔的江湖岁月。唐睿的小说则关注底层，时常重现1980年代的香港平民生活，真实，有心。

香港本土文艺，有时可以先锋到吓死你。比如几十年如一日、不考虑市场因素的进念·二十面体。他们是香港的实验艺术团体，三年前创作的实验剧场《看不见的城市》颇有深意，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开放的舞台，它们都是香港。

因为逼仄，香港有了颇具想象力的城市空间，香港人有了犄角旮旯的城市诗意。

2004年，香港本地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在观塘一座现已清拆了的旧工厦顶楼的教会场所举行了“情留暑假音乐会”，全场爆满。

十数年来，他们可能是最多产的本地独立乐队，而且在大中华区颇受欢迎，前提是他们一直坚持唱的是“香港歌”。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艺和市井 ，正是香港文化的多层视角。/ pexels

在香港，My Little Airport只算是小众口味，但走出香港，小飞机场却成了一种现象。微妙的是，这是在香港流行音乐一蹶不振之后。

很多游客去香港，还会到他们歌中提到的地点打卡，比如下亚厘毕道、牛头角、九龙公园游泳池、信和中心、美孚、北角、歌赋街……还不忘在每年一次的音乐会上调戏乐队主创林阿P。

其实，他们的音乐很难定义。你视他们为小清新，但阿P的讽刺笔力常常一针见血；有时入耳的是清雅的小品，现场又变成迷幻的摇滚；一时觉得他们的歌很诗意，一时歌曲的用词又好粗鄙；你说他们的歌很幽默戏谑，但他们很多时又相当文艺。

唯一可以下的定义，大概就是“很香港”了。

只有香港本土生成的想象力，才能制造出“介乎法国与旺角的诗意”。

东方之珠，灯火闪耀。/ Jorge Ferná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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