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朋友野太郎（从野郎到）

世界上许多国家从古到今都有男的“性工作者”，日本并不例外且历史悠久。但是，日本男妓的真正滥觞，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8年）。

江户时代是日本迄今为止历时最长的和平年代，商品经济趋向繁荣，社会面貌“风情万种”。当时，京都、大阪一带的 “游女”以表演歌舞伎为幌子做皮肉生意，被称为“游女歌舞伎”。但是，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不久就被德川幕府取缔：1629年，幕府颁布法律，禁止女性登台演戏。于是，年轻貌美的男子便妆扮女人，当起了她们的接班人。这种男扮女装的歌舞伎被称为“若众歌舞伎”。

游女歌舞伎

“若众”最初是佛教用语，“若”在日语中意为“年轻”，“众”意为“众多门徒”。“若众歌舞伎”的男演员叫“女形”。从此以后，男扮女装成为日本歌舞伎的传统并一直流传至今。不过，历史上的“女形”和现在的“女形”，有一方面存在明显差别：化妆。现代的歌舞伎，女形的化妆都浓墨重彩以致“面目全非”。而江户时代的“女形”是不化妆的。为什么不化妆？因为他们的相貌非常重要，图一脸油彩，如何分辨美丑？所以必须素颜。

歌舞伎

后来，“若众歌舞伎”的“女形”逐渐分化，有的表面上是表演歌舞，暗地里却是出卖色相即服务女人。与这种“女形”的野合，不仅在上流社会流行，而且在下流社会也流行。幕府最初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久以后，“若众歌舞伎”被“野郎歌舞伎”取代。所以被替代，主要是幕府认为，有的“若众歌舞伎”男演员甚至和大名的女人勾搭成奸，给大名戴绿帽，甚至和大名的女人双双殉情，这样下去成何体统？

幕府官员认为，那些大名的女人喜欢“若众歌舞伎”的男演员，不就是因为他们长得美吗？那好，我让他们丑一点。于是，幕府在庆安元年（公元1648年）颁布法令，对“若众歌舞伎”男演员的穿着打扮定下规矩：必须衣着“朴素”。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第二年，出现了一种叫“狂言尽之名”的表演形式。虽然那和“若众歌舞伎”的表演很相似，看似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但有一点两者明显不同，就是幕府命令男演员必须将前面的头发剃掉，弄成一个被称为“野郎头”的发型。也就是“若众歌舞伎”成了“野郎歌舞伎”。

虽然幕府当局想通过剃掉“若众歌舞伎”演员额前的头发，使美男变丑男，但那些家伙并没有因为剃了“野郎头”而变丑。他们想出各种办法“遮丑”：有的用头巾裹住脑袋，有的将染过色的布放在被剃掉头发的脑门上作为装饰物，最常见的是用一条汗巾作为“钵卷”。

野郎头

“钵卷”原先是农民干活时为了防止汗水迷住眼睛而卷在头上的，后来被武士在格斗时采用，现在却被脂粉气十足的“若众歌舞伎”演员采用。有的“野郎”弄个三尺左右的头巾一包，登台表演时，头巾在脑后飘逸，显得很是“风流倜傥”。由著名男演员水木辰之助首创的头巾扎法，更是以“野郎帽子”而闻名。“野郎帽子”最初是戴在前额的黑色头巾，后来变成了绢制的四角锤形，再后来 “野郎”用一种叫“缩缅”的材料制作成头巾，色彩接近紫色，使他们更添了几分姿色。

“若众歌舞伎”变成“野郎歌舞伎”后，最主要的变化是有的男演员干脆做起了皮肉生意，连“歌舞伎表演”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如果要让这种“野郎”提供“服务”，要先下定金，然后“野郎”会按照客人要求，到喝茶的茶屋去提供“服务”。

江户时代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男色大鉴》，对此有生动具体的描述。元禄六年（1693年）出版的《古今四场居百人一首》中，也描绘了当时一百名“野郎”的身姿并附有评语。这些“野郎”不少被包养，包养“野郎”的大都是武士或僧侣，普通百姓当然是包养不起的。

由于是做皮肉生意的，所以有没有艺术修养无所谓，有没有表演才能也根本无所谓。只要相貌好，即便啥都不会，也会被认为是“一流演员”。按照当时一本叫《野郎虫》的书里的评价，有的野郎跳舞像野猪游泳。一个叫“坂田市之丞”的“野郎”，甚至连舞都不会跳，但由于年轻貌美，也被称为“太夫子”。“太夫”是妓女里的最高级别，“太夫子”也就是男妓里的最高级别。

不过，“野郎”是一种蔑称，民间通常称他们“舞台子”或“色子”。压根儿不上舞台表演，专门出卖色相做皮肉生意的男妓，主要分两种，一种被称为“荫间”，另一种被称为“飞子”。“荫间”指不登台，以出卖色相为业的所谓的“演员”，“飞子”是指专门在各地游走“跑码头”的男妓。当时有一本叫《人伦训蒙图汇》的书，对这方面情况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江户时代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里，也有对一个名叫仁王堂的“飞子”，有详细描述。

随着男妓的增多，相应的场所，如“荫间茶屋”、“若众茶屋”、“男儿茶屋”，不断出现。根据18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菊之园》记载，当时仅江户10家此类店铺，就有230名男妓，店铺外面挂有男妓的名牌。而根据《男色大鉴》等书籍记载，当时江户的浅草、目黑、大阪的道顿堀、京都的宫川町等男妓聚集地，被称为青楼、荫间茶屋、若众屋，等等，名目繁多。男妓的年龄，一般是10岁到20岁，被称为“竹笋”。所以得此雅号，就是因为竹笋老了就啃不动、嚼不动了，味道也不鲜美了。

幕府将军的“大奥”中的女性，是男妓的“重要客户”。她们有时在外出观赏歌舞伎后，请“野郎”或“荫间”一起去茶室喝茶，然后让他们男扮女装，将他们带入宫中。由于装扮成“女性”，因此并不引起特别注意，但也时有奸情败露的事发生。根据《春雨日记》记载，有次，一个大奥的佣人凑巧看到一个“荫间”站着小便，大吃一惊，狂呼乱喊。给将军戴“绿帽子”，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个“荫间”的下场，可想而知。

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也就是17世纪末，男妓最繁荣昌盛，即便如此，江户的男妓最多时也只不过230人左右，在数量上远远比不上妓女。从19世纪20年代的文政年间开始，男妓趋向于衰落。到19世纪30年代的天保年间，像“芳町”那样最昌盛的“荫间”所在地，也仅剩下两家店、10个人；“汤岛”和“神明”，也分别减少到22人和11人。天保四年，即1833年出版的《疑问录》，有一句话反映了“荫间”的衰落：“如今不及宝历时十分之一”。天保十三年，即1842年，幕府颁布禁令后，男妓在市井上基本消失。

到了战后，长期蛰伏的男妓再次开始兴旺。1965年，一家叫夜晚东京（“Night东京”）的牛郎店，在“东方第一欢乐街”新宿歌舞伎町一番街开张。“牛郎”的正式身份是ホスト（英语host的日语外来语），中文通常翻译为“男公关”。

所谓“温饱思淫欲”，牛郎店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产生并迅速发展，主要因为当时日本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而东京奥运会的举行更使繁荣的日本经济锦上添花，家庭主妇手里的钱多了，她们中有些人对流行的交谊舞产生了兴趣。但是，丈夫忙着赚钱，哪有时间陪太太跳舞？1971年，一个叫爱田武的人发现一些日本女人“想跳交谊舞，但老公没时间陪，所以想找个陪跳舞的男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商机，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陪女性开心的牛郎俱乐部，取名“爱俱乐部”。在这以后，“牛郎俱乐部”逐渐成为“时髦”。“爱俱乐部”现在的入场费是5000日元（约合300元人民币），但在那里玩一个晚上，开销最高可能达到几百万日元。

“牛郎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后，一些牛郎也成为时尚宠儿，成为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一些影视作品也推波助澜，使“牛郎”产业顺风满帆。有一部叫《夜王》的24集电视连续剧，很能反映一些日本人的价值观。

《夜王》剧照

在这部电视剧中，松冈昌宏饰演的男主角的场辽介，原本是家乡的“暴走族”成员，后来到东京发展。可是，繁华的东京似乎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几次碰壁后，他进了一家叫“罗密欧”的牛郎店工作，那是一家在新宿歌舞伎町首屈一指的牛郎店。最初，点他的人不多，他干得很不顺利。后来，一个叫加纳丽美的设计师每次到“罗密欧”都点的场辽介，并鼓励他，使他最终成为歌舞伎町最红的“夜王”。

电视剧《夜王》每一集的故事都以辽介和女客人为中心展开，讲述他的成长史，其间穿插牛郎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辽介和恩人加纳丽美催人泪下的诀别。整个电视剧所表达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确：牛郎是治愈女性心灵创伤的职业，可以干得很燃很专业很有尊严，并不可耻。

实际上，作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牛郎店在日本的兴旺首先因为有社会需求。日本女性现在不愿结婚的越来越多，她们中有些就喜欢找牛郎，既不用做家务照顾丈夫，也不用作为妻子履行义务。一些结了婚的女人也会上牛郎店。特别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等的阔太太，会将丈夫的钱用于自己享乐，她们“雅”一点会去学插花、茶道、书法、绘画，“俗”一点会包养情人或泡“牛郎店”。

日本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寻欢作乐，日本人无论家庭还是社会的宽容度，都和中国明显不同。有的牛郎店的女顾客表示，“花点钱让一个男人娱乐自己，让自己开心，这有什么错？这难道不是两性平等的体现？”

今天，日本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牛郎店” 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大开绿灯，导致这个行业一直处在“灰色地带”。按法律法规规定，“牛郎”只能陪女客人喝酒、聊天、寻开心，可以“动手动脚”，但不能有再进一步的性关系。但牛郎及其服务对象是否真那么守规矩，得打上大大的一个问号。另一方面，虽然日本作为世界闻名的“性大国”对女性进行性服务习以为常，但对男性从事性服务仍存在歧视。有的日本学者认为，“牛郎”存在破坏家庭的弊端，应该彻底取缔。

但是，牛郎店在日本依然红火。仅东京新宿歌舞伎町一条街上，就云集着两百多家“牛郎店”，数以千计的“牛郎”在那里靠迷人的笑容和强壮的身体为女人服务。牛郎店的兴旺发达，反映当今日本社会，女性越来越独立，经济上越来越自立，但是她们的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孤立。她们认为，下了班流连酒吧夜店不应该是男人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