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在大兴安岭富林（在海南岛橡胶林当割胶工的日子）

我的公元1970年作者：黄涤平

目 录

一. 想吃的

二. 偷吃的

三. “教唆”别人偷吃的

四. 班长送来的“营养品”

五. 我的连长

六. 我的团长

七. 阿婆的“南洋梦”

八. “老乡”的宣传队

九. 冲凉

十. 看报纸. 看书和看电影

十一. 荔枝病

十、冲凉

广东人把洗澡叫做”冲凉”。

其实，“洗澡”与“冲凉”还是有区别的。

在广东把一切不是广东的人都叫作是“北方人”，而海南人把生活在琼州海峡对面的人一律都叫做“大陆人”；当年海南岛归广东管，岛上又有大量广东移民，所以在海南也叫做“冲凉”。

被广东人称之为“北方人”的洗澡，是一件大事。

因为那时城市里大家住房普遍不大，一般百姓的住房都没有洗澡的地方，连厕所都是几户、十几户甚至上百户人公用。所以洗澡就是成为一件麻烦的“大事”。大机关、大企业设有公共浴室在那里上班的人洗澡就比较方便，而其他人就靠街上的公共澡堂。郭德纲常调侃的“清华园”，就是北京著名的澡堂。北京市的一般企业和机关每月会发一张或几张“澡票”，当福利；一张澡票可以在公共澡堂“池塘”部分洗澡一次，或也可以理发一次。如果没有澡票，洗一次两毛钱。

关于北京人洗澡情景，人艺老戏骨朱旭和濮存昕演过一个电影《洗澡》里有详尽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在北京人认为的“南方”地区，而海南人认定的也是“北方”的地区：江、浙、沪一带，冬天洗澡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江浙乡下用“浴锅”洗，下面烧火，人坐在锅里架的木板上，一家人轮着洗；上海人“汰浴”也很难，因为房子小得憋屈，洗澡非常麻烦。有条件的人就去租一间好一点的招待所的房间，全家人，经常还招呼上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洗上一天；像个欢乐的聚会。

当然不会是经常这样。这场景，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有生动地记述。

在广东在海南，出汗多，关键是“天气热”！能洗澡的客观条件很好，北方人称之为“洗澡”的行为变为“冲凉”天天要冲，冲了就凉快！

我们海南农场，冲凉很方便。

有家庭的老职工，一般都有一间自己盖的“小伙房”，在里面用细竹、稻草和泥巴砌墙。围出一块地方做“冲凉房”；而单身，主要是知青，就在连队里修的“公共冲凉房”冲凉。

我们连的“公共冲凉房”建在水井边上，而水井在离食堂不远的一块坡地上；有两个水井，一口井比另一口井高一米多，建在坡地的半腰，另一口建在坡底；高的那口井是吃水井，建得高，是觉得那样干净一些；低的那口井是洗澡、洗衣服什么的，这样设计是想洗衣、洗澡的脏水不会污染饮用水井；奇怪的是：“公共冲凉房”却建在坡顶，在这两口井之上，居高临下的，又没有下水道，洗澡水顺着小坡蜿蜒流下，经过饮用水井、再过洗衣井最后流进更低处的小鱼塘；冲凉水一路渗进泥土里，最后流进小鱼塘的冲凉水并不多。

公共冲凉房也是用小树桩、细竹、茅草或稻草和泥建的；很有特色。首先没有房顶，其实也真不需要；首先天气不冷，不用保暖、如遇下雨，就当作天然雨水冲凉，那时海南的雨水非常干净，还不用费力挑水上坡去冲凉；墙，其实只有中间一段，下露脚，上露头，当然身材要在一米六以上才行；上露头，边冲凉便可以瞭望四处风景；下露脚，方便水可以四处流出；冲凉房盖得虽然简陋，但还是非常注意“隐私”一人一格，也用泥墙遮挡，大家不会互睹对方的酮体，不尴尬。

所以海南人非常不习惯北方的大澡堂，里面的人都赤条条地“以诚相见”。几年后我回到北京，两个海南的小伙伴到北京来玩，我带他们去澡堂洗澡，他们一进澡堂就被惊到，说死也不解下围在腰间的浴巾，惹得澡堂里的北京老少爷们都用非常惊异的目光一直盯着这对海南来的小哥们俩；像看外星人。

也有男知青不进冲凉房，就在井边冲凉，他们腰间围一条“汗巾”遮羞；汗巾长约两米，宽一米，用红色或灰色纯棉细线织成，用途很多，一般是围在脖子上当擦汗用，或围在腰间当腰带，或当捆绑东西的绳子，流行于华南沿海和东南亚一带。如果大家看过当年西哈努克回柬埔寨的影片，在丛林里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们脖子上几乎都有一条这种汗巾。

下午下工后，井边逐渐热闹起来：从高处吃水井挑水的男人们、在低处水井洗衣的女人们、在公共冲凉房里冲凉的、提着洗浴用品在公共冲凉房外等着冲凉的，也有不愿排队等着进冲凉房的男知青就在井边，提起水，直接冲凉的，水井的水位很高，手臂稍微长一点的人都可以直接用手从水井中打水上来。

一个在食堂干活的印尼归侨“知青”，个头近一米八，一身腱子肉，大眼睛，皮肤黝黑，是帅小伙！他姓钟，忘记他名字了；平时很有女人缘，女知青、当地的姑娘，甚至一些老职工的爱人（那时我们都叫她们“阿姨”，现在细想起来，这些“阿姨”也就三十岁上下）都愿意和他聊天、开玩笑；这位帅小伙腰围一条红色汗巾，用一个收胶水用的小桶直接从水井中打水，从头冲下，再打水再冲头冲下........清凉的井水掠过帅小伙健壮的身体哗啦啦地流向地面，以此往复；在一桶桶井水的冲击下，围在帅小伙腰间的汗巾慢慢松开、滑落......而帅小伙儿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于是，一尊完全裸露酮体的“大卫”洗浴的“雕塑”招摇地矗立在井边.......

一片女人们的欢笑、尖叫与叫骂：“达巴鬼”！“达巴鬼”.........一些“阿姨”笑出了眼泪，她们一边用手擦眼泪一边嘴里继续叫骂......

“达巴鬼”是一句客家女人常挂在嘴边的骂人话，似乎并不恶毒；直到我离开海南也没有弄懂其中确切的意思.........

十一、看报纸、看书和看电影

在乡下娱乐活动不多，也么有什么书报可看，我更没有半导体收音机。

连部有两份报纸，用木制报夹一板正经地夹住，供我们看。但报纸常常是残缺的，老职工有时会撕下一条报纸的白边，卷烟用。

两份报纸，一份是《兵团战士报》，农垦系统出的；一份是《海南日报》，地方办的。

通常情况下，两份报纸的第一版，内容差不多：各种“最新指示”、各种“大会”的消息；二至四版才开始有些差异：兵团的、地方的；但是从写作角度来说，虽有不同，但写法、用词甚至照片的内容都差不多，只不过换了人名、人物与场景。

连长的级别够了，可以订《参考消息》；连长常把这份报纸叠成长条状，插在工作服裤子的“屁股兜”里，报纸的的上半截露在外面，迈着有点内八字的脚，扛着锄头走在出工队伍的前面，每天都这样；为看这份报纸，我常紧跟着连长，伸手把插在连长裤兜里的《参考消息》抽出来，这当口，连长就会回过头来，朝我笑笑，并不责怪；有时还会操着浓重的雷州半岛普通话，告诉我今天报上哪篇文章“有意思”；这情景和几年后我到“书报社”后，常拿副社长的每天两本厚厚《参考资料》来看，副社长也是朝我笑笑，用福建普通话，告诉我上午版或下午版上有哪篇文章可读。

那几年在乡下，记不得有什么书可看。

当时北京的下乡“知青”几乎人手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厚厚一本，介绍一些常见病的治疗方法，也介绍了许多中草药；现在只记得“七叶一枝花”的图形，对其他草药就全无记忆了；而这本书里画的“人体解剖”图倒是反复看过，尤其是“生殖系统”部分，从这书里第一次看到女性的“生殖结构图”，这个记忆到现在还蛮深的，可见当年我读过多次，那年我十五岁。

当年在农场“看电影”是件大事，非常期盼。

我们在下乡有三支电影放映队：兵团系统有团里的放映队。师部的放映队；地方的有县里的放映队；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看，团里的，就在连里的篮球场上看，不用走；师部来的放映队，在团部看，距我们连3公里，要走40分钟；而县里来的放映队，要走到距我们连分别是2公里或3公里的加林与加吉那两个黎族和苗族的村里去看。

最隆重的一次看电影是看69年的“九大”纪录片。

要走了5公里，到当地公社所在地去“腰子市”去看，“腰子市”其实就是一个沿着公路有两排几十间房子的小镇有两家小吃店，一家商店；2009年，我回海南时，已经改名叫“黎母山镇”一切照旧，只是房子多了一些。

要集中去看这部纪录片，据说这是因为整个海南地区只有一个“拷贝”，广大贫下中农和兵团战士“迫切希望”看到北京举办的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实况，上级领导只能在一个地区把兵团的和农村的“革命群众”组织到一个地点集中“学习、观看”。

天还没黑，连里就整队出发了，天黑尽，才走到公社的所在地“腰子市”。

在放电影的操场上已经挤不进去了，我们连的位置被安排在已经挂好的银幕背后，而且离银幕非常远，伸长了脖子也只能看到像手帕大小的一块银幕。

操场上“革命歌曲”此起彼伏，这是当年非常流行的会前“拉歌”：“七团的！来一个！七团的！来一个”于是我们团就有一个帅哥站起来，一般这是团宣传队的“文艺骨干”，抡起胳膊，指挥我们团的唱“语录歌”或者其他“革命歌曲”；唱完以后，这个帅哥又会带领大家呼喊“腰子的！来一个！腰子的！来一个！”于是“腰子公社”的少数民族“贫下中农”也会在人指挥下唱起来；依次反复，歌声不断。

唱了很久，还没有开始放电影，“观众们”有些躁动，一个带东北口音的声音在大喇叭里响起来，那是我们政治部主任；他告诉大家，因为只有一个“拷贝”得“跑片”就是现在影片还在其他地方放，还没有送过来，要继续等。“观众们”大声遗憾着，但是没有其他“怪话”；又开始“拉歌”。但是歌声不如以前“雄壮有力”了。此时已是深夜，有手表的人高高地扬起戴着手表的臂膀，告诉大家11点了。歌声没有了，不少人开始趴在自己的膝盖上打盹......

一阵汽车喇叭的欢叫，我们熟悉的那辆团里的老式美军吉普，开进了拥挤的操场：“来啦！来啦！”大家兴奋地纷纷站起来，看着吉普车停在早已安装好的电影放映机旁边，领导们又开始整理自己的队伍，让大家坐好；我们又纷纷坐回地上，伸长了脖子盯着那遥远的、看起来只有手帕大小的银幕.....

电影放完了，大家便掸着屁股上粘的土边开始往外走。这时，我们政治部主任的东北腔又在大喇叭里传来：“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看了‘宝片’，各连回去以后要马上认真学习、讨论！”

这时，有手表的告诉大家：“1点45了”。

回连的路上大家三三两两地走着，有几个有心人带来割胶时用的“电石灯”给大家照路。

回到连里，指导员没有要求组织大家连夜“学习讨论”，因为天亮还要上工割胶，此时已经快3点了，离天亮上工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

十二、荔枝病

六七十年代，作为生活在北方的孩子，对南方的一些水果认知甚少，有的一点知识大多数式从书本上得到的。吃过的只有桂圆，南方叫“龙眼”、是干的——桂圆干，讲究一点的人家会在每年煮八宝粥时放上几粒，觉得很珍贵。再有就是菠萝，因为有厚厚的菠萝皮保护，储存时间就比较长，所以比较的副食店的水果柜台也会见到摆了一些熟透了、金黄的外皮上常有像“老年斑”似的溃烂之处的菠萝…….还有甘蔗和黑了皮的香蕉…….

当年交通与物流哪有像现在这样方便。

在海南岛吃水果的方式也很特别：吃“洋桃”要切成片，抹上盐，说是这样更甜，有时西瓜也这样抹上盐吃。

还有一些热带水果是我们这些“北方佬”闻所未闻的：“菠萝蜜”：听都没听说过；“黄皮”一种野生的像枣一样大小的黄色果子，很甜；芭蕉是我到海南后才吃到，觉得比香蕉好吃，因为有点酸。

荔枝，在北方是吃过的，在“民航”工作的父亲，出差可以乘飞机，如果是恰巧碰对了季节，会带一些荔枝回北京，那可是天大的喜事，而且真是好吃！在我的心目中“荔枝”是天下第一好吃的水果！

当年在海南岛，荔枝非常便宜！

那年，是荔枝的“大年”，我们连周边的几个黎村、苗寨荔枝丰收！

有一天，班长笑嘻嘻地来到我的草房宿舍“走，小黄！去买荔枝！”我抓了顶斗笠就跟着班长就走，班长先到牛棚牵了一头水牛，再给水牛套上一辆木轮车，又回家里拿了几个以前攒下的化肥袋，这才让我坐在木轮牛车上向一个黎村加林走…….

在加林村的荔枝园，班长与一个黑衣黑裤的黎族大哥蹲在地上用黎话谈了半天，又共用一个竹筒水烟你一口我一口咕咕噜噜抽了两袋竹筒水烟，才站起身，指着前面不远的的一棵被一粒粒鲜红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的荔枝树，对我说，“那棵是我们的，六块钱。”

“六块钱？！这么大一棵？！”“嗯，本来还可以再便宜一块钱，但是这个老乡说，上一棵树被咱们连的几个汕头知青骗了，少给了一块钱，所以我们这棵就要多一块钱。”班长并不太高兴。可我高兴坏了！

这位黎族大哥真是质朴！……..

忙活了半天，荔枝塞满了七八个化肥袋，在木轮牛车上堆得高高的。水牛费力地往前拉，木轮与木车轴叽叽嘎嘎的重重地摩擦着，听着让人揪心，怕车轴或车轮断掉……

我一面帮着推牛车，一面遗憾地不断回头看着那棵还没有摘干净的荔枝树…..

我出了两块钱，分到两袋半荔枝，大约100斤左右！

过后的两天我都在忙。

忙着吃荔枝！

因为鲜荔枝过两三天就不好吃了。

忙着把个头大的荔枝放在海南岛的大太阳底下晒。

准备探亲时带回北京，让亲友们都尝尝。当然，荔枝干没有晒成，都烂了……

我确吃了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荔枝，多到得了“荔枝病”！

《赤脚医生手册》上说，“荔枝病”是荔枝产区的一种常见病。指某些人进食大量鲜荔枝后，出现头晕、出汗、乏力、心慌、口渴、眼部充血、饥饿感等症状，重者可有血压下降，甚至抽搐和突然昏迷等症状。这是由于大量进食鲜荔枝后，机体胰岛素分泌过多引起的低血糖反应。轻者口服糖水即可恢复正常;重者应送医院抢救，筋脉注射葡萄糖……

我是轻症，只是眼睛血红，像兔子一样，其他均无碍。

这天我瞪着一对血红的眼睛在胶林里割胶，这碰上在我们连蹲点的团政治部主任带着一个干事在胶林里转悠，政治部主任，老四野的，东北人，他认识我，他眯着眼端详着我的一对红眼问：“这是咋地啦？眼红成这样？”“没事，可能上火了。”我答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荔枝病”，班长说我荔枝吃多了，让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只是眼睛红得像兔子，其他一概不影响，所以我也不再乎，接着上班，只是不死命吃荔枝而已……

晚上“天天读”的全连大会上，团政治部主任讲完全国大好形势后，话题一转，表扬了我：“咱们连的北京青年（海南对来自各地知青的叫法）小黄，带病坚持工作，眼睛都红成那样了，还坚持出工割胶！”他转头向坐在身边的政治部干事说，“你要好好了解一下小黄同志的先进事迹，写篇报道给《兵团战士报》好好表扬一下！”干事一边狠狠地点头，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而我臊得闭上了我的红眼，脸上红得肯定比我的眼睛还红.....

过后几天我都躲着政治部干事，怕他找我。

幸亏没几天主任到师部开会去了，干事也去了。

或许干事了解了一些情况，知道我的“红眼病”是贪吃荔枝弄的，我的“先进事迹”实在没办法拔高，就此作罢，让我没有“遭到一次能登上全兵团报纸的表扬机会”。

这让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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