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子着装名称（美男风姿褒衣博带）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题《美男、风姿、褒衣博带》，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美貌、美酒、美景辞赋，共同构成了萦绕于“魏晋风度”之上的光环。

记者/杨聃

《高逸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视觉中国供图）

美男风

古代四大美男中除了宋玉，潘安、卫玠和兰陵王三位都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潘安即西晋文学家潘岳，据说年轻时走在洛阳道上，常被“女粉丝”团团围住。他的漂亮用三个字可以概括——“美、姿、仪”。可惜虽有才情和专情，潘岳的为人却轻躁势利，为了飞黄腾达去巴结权贵贾谧，落得身首分离的下场。相比之下，卫玠生前死后都更为人所仰慕。

卫玠，字叔宝，《晋书》中用明珠和玉润来形容他的美。他不仅有风姿还有才辩。西晋名士王澄（字平子）已是才华横溢，听到卫玠谈玄理，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盛传：“卫玠谈道，平子绝倒。”东晋的刘惔评价道：“杜乂肤清，叔宝神清。”“清”从描述外貌上升到描述精神，形容卫玠的品格清明、澄澈。百姓久闻卫玠盛名，为了一睹风采将他的马车围得密不透风，卫玠一病不起便有了“看杀卫玠”的典故，听上去他是古人追星最大的受害者了。事实上，卫玠本就体质羸弱，终日思索玄理过劳成疾，“看杀”只是病情加重的导因，从侧面更称颂了他的颜值。

魏晋时期士人推崇男性肤白、纤瘦的柔美，常用“玉”和“璧”来形容男子姣好的容貌。被拿来与卫玠进行比较的杜乂同样身形消瘦，王羲之说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开创玄学先河的何晏也是一位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趣事：因为何晏皮肤太白了，魏明帝以为他是化妆画出来的，便让他大夏天吃热汤面，想看看何晏“脱妆”之后的样子。结果何晏边吃边擦汗，面容依旧白皙。

即便白如何晏，同样要化妆。从《魏略》中“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可见自恋的何晏不管到哪都粉不离手，走起路来顾盼生姿……虽说有些女性化，可士人说“傅粉何郎”时并无贬义，毕竟那时男子化妆也算不得新鲜事，据《颜氏家训》记载但凡士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

按理说履（上古时称“屦”）才是比较正规的鞋子，通常用葛、麻、皮、丝等材质制成。此前都是单层薄底，魏晋时期才出现厚底。贵族会穿纯粹用丝绳编织的全丝履。鞋头向上翘的高头大履走起路来颇有风度。木质底带齿的屐原本是用于出游和雨中行走的“运动鞋”，在魏晋时期被高门士族穿上了朝会等正式场合，虽有自我解脱的意味，不乏自恃身份之嫌。《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说王献之兄弟谒见郗愔，“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甥）礼”，在郗愔子之郗超死后，王氏兄弟再见他时，则“皆著高屐，仪容轻慢”，履和屐的转换把王氏兄弟的前后态度刻画得非常形象。

成群结队的魏晋“男子天团”中，有精致的，也有不羁的，嵇康便属于后者。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一起被称为“竹林七贤”，与阮籍并称嵇阮。不同于何晏的粉雕玉琢和卫玠的柔弱纤秀，嵇康身高“七尺八寸”（估算约一米八到一米九之间），雄健不修边幅，即便“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也没能掩盖住他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这份优良基因遗传给了儿子嵇绍。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记载：“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鹤立鸡群就是这样来的。而王戎对此的回应是：你还没见过他的父亲呢！

山涛则以“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来形容嵇康形俊于外，才蕴其中。他的《声无哀乐论》是士人清谈的主要话题之一；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体现了朋友间的“忘言之契”；他的诗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像他的为人一样清峻洒脱；他刑前从容的《广陵散》终曲，令其刚烈的形象流传至今。嵇康被认为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总结了“竹林七贤”不被模式化的特立独行。

刘伶，竹林七贤之一（FOTOE供图）

褒衣博带

“竹林七贤”的名号从东晋时期开始广为流传，是东晋士人以及后来文士阶层津津乐道的对象。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从唐代画家孙位所作的《高逸图》中可窥见一二。如今的《高逸图》残卷只剩对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四位的描绘。山涛袒胸露腹，披襟抱膝，左手臂上垂悬的白色“吊带”是内衣“裲裆”的挂带。这种魏晋时期的内衣背心也叫心衣，背后是裸露的，仅用布条勾肩至背。其余三位衣衫稍整，自然垂下，尽显褒衣博带之风。出土于南京西善桥的南朝墓葬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对孙位的构想进行了更细致入微的补充。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分布在贵族墓葬的南北两壁，各由300余块青砖拼嵌而成，画中人均席地而坐，肆意酣畅。嵇康头梳丫角髻，光脚盘膝，腿上放置了一架古琴；对坐的阮籍高卷袖子，右手放在唇边，仰头鼓腮做啸状。啸相当于现在的吹口哨，无需依仗乐器，也不受地点和环境的限制，只要兴之所至，就可以凭风而啸。诸葛亮有心境恬淡的安逸之啸，谢安、孙绰有海上泛舟的镇定之啸，阮籍有在司马昭宴席上的傲然长啸。从“啸赋”中可以看出，作为魏晋名士行为符号的啸被寄托了多样的情绪，浑然天成的人生比丝竹之声更能宣泄自我，怪不得本有济世之志却避世而不任的阮籍如此擅长啸了。

砖印壁画中其他几位的姿态也尽显各自的“人设”，比如“守财奴”王戎倚着钱箱，“酒鬼”刘伶一手拖着酒杯，一手蘸酒想要品尝，“音乐家”阮咸弹奏着琵琶。阮咸对于音律的把握十分精准，少年时便可以做到“神解”，只要乐声钻进他的耳朵里，是高是低，是清是浊，都能分得丝毫不差。估计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绝对音准”吧。琵琶又名“阮咸”，可见其对音乐的贡献了。七人中多袒露上身，所着服饰逍遥奔放，具有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的特点。

如此风格并非魏晋独创，《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汉书·隽不疑传》也有“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的记载。自汉代以来，褒衣博带就是中原儒士流行的服装。魏晋时期，加上玄学清谈的风气，士人追求潇洒、自然飘逸的境界，助长了衣裳博大、广袖长裙的流行。山涛、阮咸头上系着幅巾，其他人更是舍去了冠饰，可见士风放纵，不拘礼法，所以有“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

然而，对魏晋士人尚褒衣博带的另一种解读是服石，即服用“五石散”。五石散，也称寒食散，普遍认为是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五种主要石药加以草药等辅料研煮而成。其配方可追溯至汉代，但服用的人很少，起初对它着迷的何晏自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与其同时期的学者兼医家皇甫谧在《寒石散论》中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可见，何晏对于五石散在魏晋名士中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认为五石散可治“男子五劳七伤，虚羸着床，医不能治”之症，但他也强调了这是“唯久病者”的权宜之法。五石散药性燥热，是一种慢性毒药，服用后有如火烧身的副作用，在寒冬腊月也必须赤身裸体来散热，还需吃冰冷的食物。长期服散的何晏被形容为“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或许他的肤白也是五石散造成的。士人由于服散而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才穿得褒衣博带且不能常洗澡，如此一来很容易生虱子，“扪虱而谈”便成了清谈家们的风度。至少从《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画中王戎一手摆弄着如意的形象，可以推测“扪虱而谈”确实不假。

《北齐校书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饮酒任诞

“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鲁迅认为药与酒，是魏晋士人用以体验生命的东西。药令人游梦登仙，酒令人醉倒花间，两者都解放着他们被现实苦苦压抑的内心。“竹林七贤”个个能饮酒。阮籍最会“借酒遁”，当司马昭想和他联姻时，阮籍日日喝得酩酊大醉，让媒人“不得言而止”。他在《大人先生传》里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在阮籍看来，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他便沉湎于酒了。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源于对当政者的失望，多饮酒、少讲话，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原谅。

阮籍属于豪饮，嵇康喜欢小酌，一首《酒会诗》可以看出他们平日放情山水、饮酒弹琴的生活状态。阮咸最著名的便是“与猪共饮”，看来阮家子弟都放达任诞。山涛酒量最大，书中记载他能饮八斗，却没有人见他喝醉过。王戎为竹林七贤中最年轻的，因极吝啬，爱饮酒却不爱买酒。向秀个性沉静，为人内敛，酒量也小。

论最嗜酒如命的，非刘伶莫属，一篇《酒德颂》字数不多，却广为流传。刘伶长得又矮又丑，在那个看重“颜值”的时代，想要出人头地实属不易。如此“先天不足”还能“入选”竹林七贤，自然不是因为刘伶喜欢喝酒，而是因为他在喝酒之外的言行，符合名士的做派。即便在现代一些场合把裸体视为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仍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更何况是魏晋时代。刘伶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一次有客见他裸着身子便问责他，刘伶回应：“我把天地当作房子，把屋子当作衣裤，你们为什么跑进我裤子里来啊？”

竹林七贤的“任诞之风”在魏晋时很受追捧，一些附庸风雅、想攀附“名士”的人不断效仿他们的行为。《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东施效颦的例子。比如豫章郡守受人之托寄送百余份信函，渡江时一时兴起，将信函全扔进水里，美其名曰不愿做邮寄书信的投递员，实则是不负责任地耍了无赖。“任诞篇”的最后，引述了王孝伯的言论：名士不需要有奇才，只要经常无所事事，痛饮喝酒，熟读《离骚》，便可以自称是名士了。极尽讽刺。

不仅借酒咏怀，阮籍还把想摆脱礼教束缚、追求自由的理想凝聚在其音乐作品《酒狂》中。《神奇秘谱》写道：“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酒狂》的三拍节奏造成节拍轻重颠倒的效果，犹如饮者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状态。嵇康对音乐的理念和阮籍有诸多规则的对应。在先秦道家老子“大音希声”和庄子“至乐无乐”的音乐审美影响下，嵇康提出了与玄学一脉相承的“声无哀乐”。他认为，音乐本身有其自然属性，与人的哀乐无关。嵇康对听者主观能动作用的强调是对儒家音乐“教化说”的公开叫板。儒家认为听乐者是被动的，没有主观选择的能力；“乐”是德的象征，具有“德”的音才叫“乐”，若不能表现人的善性就只能称为“音”；音乐要和“礼”一起对人进行教化，有礼的规范和制约，因为音乐的内容代表着情感的喜怒、政治的得失和一切伦理纲常。嵇康则不以为然，坚持音乐和其他声音没有任何区别，都体现了天道自然。

1927年，鲁迅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了“魏晋风度”的概念，它后被现代美学家宗白华解读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在宗白华看来，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人心里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让他联想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样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时代，“文艺复兴”的美是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数十年后，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为“魏晋风度”提供了一个相对具象的解释——“人的主题”与“文的自觉”。

自汉末以来，战事不断，瘟疫肆虐，人生短暂如蜉蝣。就连帝王也难逃朝生暮死的无奈，曹魏一代的五个皇帝，大多短命。曹操的《短歌行》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的《善哉行》说“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对人生无常的感叹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典型基调。魏晋文人在思索人终将逝去的必然结局，反倒令他们对死亡感到豁达。这也成了世风崇尚任诞、酗酒、服药，大行豪奢之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与儒家教义显然不相容。当陈旧礼法没能挡住新思潮，狂诞不经的新东西取代了一本正经而更加虚伪的旧事物，“竹林七贤”成了理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