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模型的五个维度（万物共通的尺度法则）

作者：杰弗里·韦斯特

引子：伽利略的洞见

提起伽利略，大家可能会想到，比萨斜塔上的著名实验：伽利略手持大小不同的两个铁球，轻轻放下，最终同时落地。随着铁球一同落下的，还有许多围观者的下巴。

此前，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基于直觉的亚里士多德理论统治着世界：重的物体要比轻的物体先落地，而且下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

这次实验物理学里程碑式的反直觉事件，让伽利略被后人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

即使对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杰出贡献，晚年的伽利略却由于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在69岁高龄时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关押，在软禁中度过了余生。

在长达九年的软禁期间，伽利略写出了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也是科学文献史上的典范《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这本书，记述了伽利略40年来系统性地应对“以逻辑、理性的框架理解我们周遭自然世界”这一挑战的研究成果，为日后牛顿及许多科学成就奠定了基础。

这本伟大的书籍，以三人对话的形式写就。在虚构的四天见面时间里，他们就（伽利略希望解答的）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和辩论。

在对话的第二天，书中伽利略的化身萨尔维亚蒂，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自然界能否长出巨大的树木，人、马或其他动物的身高能否无限增长，又或者能否造出巨大无比的轮船、宫殿或寺庙？

伽利略的观点简单直接，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造的物品，它们能够长到多大要受到基本的限制。

伽利略的洞见示意图

限制来源于一对基本的矛盾。当物体的长宽高等比例扩大一倍，在密度不变的情况下，其重量（也就是体积）会增长8倍，而强度（也就是面积）仅增长4倍。

持续增长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自重会超越自身的承重能力，进而压垮自己。

伽利略的洞见，有着深远的影响。

比如，像哥斯拉这样身高数百英尺的庞大怪兽根本不可能存在。原因在于，如果它也是由构成生命的基础材料组成的，不要说身手敏捷，仅仅是它的体重就能把自己压垮（想想那些只能终日卧床的大胖子吧）。

等比例缩放所带来的非线性变化，在《规模》一书中，被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不仅是生命，就连城市和公司，其背后都有着统一的规模法则。

在多样和复杂的背后，有着惊人的简单与一致。

生命与规模

生命或许是宇宙中最复杂、最多样化的现象。据估计，地球上有超过800万不同的物种。最小的细菌质量不足1皮克（万亿分之一克），而最大的动物蓝鲸则重达100多吨。

不只是质量，物种的寿命与胃口也是千差万别。许多细菌仅能存活1小时，所需的食物微不足道；而鲸类普遍可以存活百年之久，每天需要吞食数吨的鱼虾。

生命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运行在范围广阔的多个空间、时间、能量和质量的尺度上。同时，生命系统又是自适应系统，在自然的选择下，更适应环境的偶发突变得以保留，并通过繁衍快速放大。

既然物种的多样性能够归结为进化规则经年累月、反复作用的结果，那在这多姿多彩的背后，是否还有为生命所普遍遵循、跨越尺度差异的基本规律呢？

答案是有的。

代谢率：生命的规模效应

新陈代谢的正常运行是生命得以维持的基本前提。代谢能量为生物体提供维持、生长、繁殖及体液循环、肌肉收缩、神经传导等生命过程所需的动力。如果不能从食物中汲取代谢能量，无论是大脑中的神经元还是基因中的遗传因子，都将无法发挥正常作用。

代谢率是生物学的基本速率，衡量生物每天需要多少食物才能生存，通过它可以确定生物体几乎所有的生命节奏。以我们人类为例，平均基础代谢率大约90瓦特，相当于一只白炽灯泡，也相当于每天需要通过饮食摄入2 000卡路里的热量。

人类如此，其他生物每天需要多少食物和能量呢？

动物代谢率与其体重的关系

如上图所示，你可以会感到惊讶，动物的代谢率与其体重竟然呈现出清晰的比例关系。

实际上，早在1932年，丹麦生理学家马克斯·克莱伯就在常见的动物身上发现了这一规律。此后，研究人员做了深入的拓展，发现同样的法则适用于横跨27个数量级的不同生物。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进一步发现，规律呈现为对数坐标系下的一条略向下倾斜的直线。之所以采用对数坐标系，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示更大的范围。而略向下倾斜，意味着直线的斜率小于1。

实际上，直线的斜率为3/4，这也是克莱伯定律中的著名指数。这意味着，如果30克体重的老鼠，代谢率为1瓦特的话，那么体重3000克的猫，代谢率为32瓦特。

如此一来，尽管猫的体重是老鼠的100倍，但其代谢率仅为老鼠的32倍。也就是说，代谢率的增长，要显著低于体重的增长，这让生命系统具备了规模经济。

生长、寿命与心跳：规模效应的影响

动物体形扩大一倍，只需增加75%的能量消耗，等价于每次体重翻番都能节约25%的能量。这种系统性的规模经济给生命带来深远的影响。

首先来看看生长。对于生命来说，摄入的代谢能量，一方面用于细胞的一般性维护和修复，另一方面则用于生成新的细胞。换句话说，代谢能量遵循着基本的守恒规律，要么用于维护，要么用于生长。

想象一下，一个生物体的体形加倍，相应的体内细胞的数量也会加倍，因而细胞生长所需的能量也要加倍。然而，其代谢率（能量供应）仅为原来的1.682倍，小于2。这就导致用以维持存量细胞所需的能量比新陈代谢所能提供的能量增长得更快，迫使可用于生长的能量持续地减少并最终归零，因而生长停止在某一时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会停止生长，即使我们仍然在进食，仍然在新陈代谢。同样的，维护能量的持续增加，可以定量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生长速度，在刚出生时最快，后来逐渐变缓，并最终停止。

这一通用过程，决定了所有动物的生长曲线，看起来都很类似。它揭示了生命的高度一致性和相互联系性。

所有动物的共通生长曲线

我们再来看看寿命。现代社会的一大改善是，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自然，我们很关注的是，人类的寿命到底有没有上限。

为此，生物学家、精算师和老年学家创造了死亡率一词，用以表示在某一特定时期（例如一个月）内死亡个体数与存活总人数的比例。

结果发现，大多数生物体的死亡率是与年龄无关的常数！举个例子，如果5%的人口在5~6岁之间死亡，那么45~46岁之间，或95~96岁之间的死亡率，同样也是5%。

恒定的死亡率，意味着在某个时间段内死亡的个体数与存活到该时间点的个体数成正比。换句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死亡的概率呈指数级增加。

这恰恰也是物理世界中许多衰退过程遵循的规则。比如，量化放射性物质的衰变过程的衰变率，通常是恒定的，因此放射性物质的数量随时间呈指数级减少。

人们的死亡遵循着恒定的死亡率，所以长寿的概率非常小。尽管随着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开始活得更长并逐渐摆脱了恒定死亡率的束缚，但曲线的终点，即存活率为零和死亡率为100%，总是保持不变——125年左右。

人类存活曲线的演变

动物寿命存在上限，根本原因来自于细胞与分子层面的损伤，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累积。当累积的损伤超越某个阈值之后，整个生命系统将无法继续运转，从而死亡来临。

在关键的细胞层级上，动物体形越大，代谢率越低，它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越少的系统性损伤，这会使它们的寿命得到相应的延长。

换句话说，动物的寿命和代谢率成反比。代谢率的规模效应，使得体型越大的动物，寿命得到相应的延长。

最后来看看心跳。如下图所示，所有哺乳动物一生中的平均心跳次数大致相当（大约15亿次），尽管体形较小的老鼠只能存活几年时间，而大型动物鲸则可以存活100年之久。

动物一生中的心跳次数与其体重的关系

相同的一生心跳次数，意味着寿命约为两年的鼩鼱每分钟心跳1 500次左右，而寿命75年的大象，每分钟心跳仅30次左右。

最大的例外正是我们人类自己：就现代人类而言，我们的心脏平均能够跳动25亿次左右，几乎是一般哺乳动物的两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拥有如此长的寿命，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纵观整个人类历史，除了相对较近的这段时期，之前人类的寿命仅为我们当前水平的一半，与大多数哺乳动物相当，都遵循了“15亿次心跳”的恒定“法则”。

恒定的心跳次数，结合代谢率和体重的关系（3/4次幂），我们容易得出：哺乳动物的心率随身体质量的1/4次幂下降。

小结一下，体重越大的动物，心跳越慢，而寿命越长。

生命的第四维：1/4次幂规模法则的由来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几个例子，有趣的是，不仅如此，生物体中几乎所有最基本、最复杂的可量化特征，都以一种非常简单的规律方式随着规模的缩放而发生变化。

除了代谢率，它还包括诸如增长率、基因组长度、主动脉长度、树木高度、大脑灰质数量、进化速率和寿命等，可能有超过50种这样的规模法则，令人吃惊的是，它们的对应指数都接近1/4的整数倍（类似克莱伯定律中的3/4）。

由于在规模缩放的过程中，生物特征随着体重的变化成幂函数关系，因而1/4次幂规模法则成为生物学的普遍特征。

这有力地表明，进化受到了自然选择以外的其他物理学原则的制约。我们不由得会发问：神奇的数字4是从哪里来的？

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外界持续不断的供应物质、能量与信息。在身体内部，各种分级网络系统，诸如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将所获取的供给，逐级地输送到每一个细胞。

事实上，仔细想一想，就会意识到，在光滑的皮肤下面，我们人体是一系列网络的集合体，每一级网络都在忙着运输所在层级的代谢能量、物质和信息。

实际上，规模法则在生物学中的机理源头，就根植于多重网络的通用数学、动力学和组织特性。

生命的网络系统，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 空间填充：网络的触角必须延伸至它所服务的整个系统的各个角落。比如，人体的循环系统从心脏开始，经过规模不断缩小的血管，最终通过最小的毛细血管供给全身养分。
• 终端单元的恒定性：仍以循环系统为例，无论哺乳动物的体形多大，终端单元毛细血管，都有近似相同的尺寸和特点。
• 优化：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隐含的连续的多重反馈和调整机制在过去长期发挥作用，使得网络性能得到了“优化”。比如，循环系统的优化目标是输送血液的平均能量值最小化。这在物理学中，被称为最小作用量原理，即一个系统在多种可能配置中，最终得以实现的是作用量最小的那一个。

在这个基础上，自然选择让循环系统进化出了自相似的分形特征。简单来说，下一层级的单元，都与按比例缩小后的原版整体相像。

为了让在其中脉动的血液，不在血管的分支处出现反射现象，从分支点出发的子血管的横截面面积总和，需要与抵达分支点的母血管的横截面面积总和相等（类似于交流电输送中的阻抗匹配），即形成如下图所示的等面积分支构造。

等面积分支结构

网络的体积（体内的血液总量）必须与身体体积成正比，因而与体重成正比。当体重增大一倍时，网络的体积也要增大一倍。由于终端单元毛细血管大小恒定，可以自下而上倒推出网络层级的增量。

在书中，作者并未提供详细地定量推导，只是指出长度的立方根规模法则和半径的平方根规模法则之间的数学关系，受到血液体积的线性缩放和终端单元恒定性的约束，由此产生了1/4次幂的规模法则。

对此，我的定性理解是，由于分形网络的空间填充特征，使得本质上二维的微管，通过折折叠叠的分支，最终覆盖了三维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中间管道，由于复用了上一层级，从而产生节约。

读者朋友，如果你看懂了推导的过程，还请不吝赐教。

有了1/4次幂规模规则的约束，包括你我在内，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哺乳动物平均来说都可以看作一只理想化的哺乳动物按比例缩放后的版本。

生命之间，由此产生深刻的内在联系。

城市与规模

在人类存在的几乎整个时间段内，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非城市环境中。然而，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2006年，地球跨过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分水岭：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了，而100年前这一比例还仅为15%，1950年时仅为30%。预计到2050年，城市人口比例有望超过75%。

无怪乎，现如今历史学家会将最近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城市世。地球，已经演化至由城市主导的阶段。

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性结果，城市是否如同动物，是彼此按比例缩放的版本？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如同我们在生物界发现的普遍性相似？

城市的物理基础设施

城市的正常运作，需要源源不断地供应物质和能量。我们先来看看，物理基础设施这一面。

最早的发现，来自于城市规模与加油站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下图所示，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化，加油站数量的增长遵守简单的幂律。直线的斜率，即指数大约为0.85，比生物体代谢率中的0.75（著名的3/4）略高。

加油站数量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由于0.85这个数字比1小，因而比例缩放是亚线性的，代表着系统性的规模经济，这意味着，城市规模越大，人均所需的加油站数量越少。因此，在规模更大的城市，平均每座加油站服务的人数会更多，每月卖出的汽油数量也比小城市更多。换句话说，人口规模每增加一倍，城市只需要增加85%的加油站，而不是翻番。

15%的差异看起来可能不多，试想我们对比一下5万人的小城市与500万人的大都市，为了服务100倍于原来的人口规模，只需50倍于原来的加油站数量。因此，从人均意义上来说，服务同样的人口数量，大城市只需要相当于小城市一半的加油站即可。这个节约量，还是很可观的。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无论具体的城市体系如何，无论是在日本、美国或葡萄牙，无论具体的指标是加油站数量，还是管道、道路、电线的总长度，城市规模每增长一倍，只需要增加85%的物质基础设施。因此，人口每增长一倍都会带来15%的系统性节约。

随着人口增长，城市规模增大所带来的系统性基础设施节约，成为推动城市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

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

城市的建造目的，是为居住其中的人们持续不断的互动提供支撑。我们再来看看，社会经济活动这一面。

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获得了以生命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交换和交流新信息的能力。基于交流的信息共享，使得我们可以更快地完成特定任务，同时人均消耗的能量更少。更重要的是，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创新的摇篮。而创新是人类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根本出路。

城市对多样性人群的集聚效应，使其成为文明的熔炉和推动创造与思想的引擎。

如果说城市基础设施网络朝着成本和能源利用最小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城市社会互动网络则通过个体之间连接性的最优化来实现社会资本的最大化。

六度分隔理论的提出，明确了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有限的次数彼此连接。与表象不同，我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远比我们所知的更加密切。

城市规模的增长及基础设施的便利，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限制人们互动的时空约束，被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所改善，这导致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

基础设施与能量利用的亚线性规模缩放的程度与普通个体社会互动超线性规模缩放的程度相当。

换句话说，基础设施15%的规模经济，等效地提升了15%的社会互动程度。

其结果就是，所有以社会互动为根本驱动力的方面，都得到了系统性的提升。好的方面，城市越大，每个人的收入、创造、机遇、创新和互动越多；不好的方面，城市越大，每个人所经历的犯罪、疾病和暴力也越多。

社会互动的超线性（无论好坏）

多面城市

在前面两节，我们已经看到作为新兴复杂适应社会网络系统，城市规模的加大将带来人均社会互动的增加，与此同时，成本也会相应降低。这为城市带来了多面的特征。

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交通旅途所需时间的大幅缩减。人们经常会说，世界变小了。很明显，地球并没有变小，只是旅行时间缩短了，这为人们的个人生活、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按道理，交通时间的缩短应该让人们时间变得更为充裕。然而，以色列的一位工程师雅各布·扎哈维发现，无论城市规模大小，或者采用何种出行方式，一个人每天平均花费在交通上的总时间大致相同。基本上，人们通常每天花费一小时的通勤时间。

过去几百年来伟大的发明创造所带来的交通速度的提升并没有用于减少通勤时间，反而被用于增加通勤距离——人们利用这些进步所带来的优势，住到了更远的地方，前往工作地点的距离更长了。

此外，通过葡萄牙的手机数据和英国的固定电话数据，研究人员发现人们花在电话通话上的总时长和他们之间的电话通信总次数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系统性增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类的社会互动确实在增长。

有了规模法则之后，城市之间的排名有可能会变得更公平。传统的城市排名方法，是利用简单的人均值作为表现优劣的指数。规模法则揭示，人均指标会随着城市规模非线性增长，这使得排名天然的倾向于规模更大的城市。经过比例调整，去除规模带来的天然优势之后，城市之间的排名可以更加规模中性。

以美国城市为例，根据这一方法，纽约成为了一个十分普通的城市。在大城市之中，旧金山的表现最好。而真正出色的通常都是小城市。有趣的是，以圣何塞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之前，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有活力和创造力了。换句话说，可能不是硅谷成就了圣何塞，而是圣何塞市的文化和城市基因中的无形因素催生了硅谷的巨大成功。

有关城市规模与商业多样性的关系，也十分有趣。根据北美产业分类体系，人口规模从10万增至1 000万，会导致企业数量增长100倍，但企业的多样性只会增长两倍。换句话说，城市规模增长一倍，企业总量增长一倍，但新型企业的数量只会增长5%。

在纽约，数量最多的企业类型便是医生办公室，之后是律师事务所，然后是餐馆。而根据所有企业类型的位序——规模分布则反映了每一个特定城市的独特之处，这表现为其经济活动的构成。多样性的增长存在正反馈机制，企业类型越常见，该类型的企业数量增加得就越多；企业类型越少见，增加的数量就越少。

特定的企业类型的排名，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变化。例如，在北美产业分类体系最为粗粒度的层面上，农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等传统行业与城市人口规模呈亚线性比例关系。理论预测，这些产业的排名以及丰度将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以专业性、科学和技术服务为代表的信息和服务企业以及管理型企业和公司，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比例关系，理论预测这些产业的排名和丰度都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升，比如规模更大的城市中人均拥有的律师数量就越多。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排名及位序-规模分布

最后，每一座城市的企业总量与城市人口规模呈线性比例关系，无论这些企业从事何种商业行为。平均而言，城市规模增长一倍时，你会发现企业数量也增长一倍。无论城市规模如何，一座城市中大约每22个人便会有一家企业。在这些企业工作的雇员总数也与人口规模呈线性比例关系。平均而言，无论城市规模大小，每家企业只有8名雇员。

城市增长是否有极限？

城市是我们发明的用于推动和促进社会互动与人类合作的天才机制，而社会互动与人类合作则是人类创新和财富创造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因素。因而，城市从诞生之初起，就开始了指数级的规模增长。

然而，指数的特性之一，便是未来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成为现实，当问题出现时，想要成功地解决就已为时晚矣。换句话说，城市的增长是否会由于触碰约束条件的极限，而难以为继？

支撑一座城市的底层物质基础是能量与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为城市发展找到足够的供给。越大的城市，增长速度越快，需要越多的供给。以能源为例，全球每年大约需要150万亿千瓦时。作为自然人，我们每天需要90瓦特的能量；作为城市人，这一指标稳步增长至今天3 000多瓦特的水平。而在美国，这一指标几乎是平均水平的4倍，达到1.1万瓦特，这比自然生物的代谢率要高出100多倍。

同样重要的是，能耗的大幅度增长是在按照进化标准而言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因此，任何系统的调整或对其影响的适应都无法实现。

在目前全球每年的总能耗（几乎是1980年的两倍）中，有大约1/3被浪费了。例如，汽油中只有大约20%的能量被用于推动汽车前进。创新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通过改进现有的科技、发明新的科技或者找到新的方式组织科技的应用，以减少这一低效率。

能耗的急剧增长及大量浪费，既推动了经济在整体和人均两个层面的高速发展，也让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如何在经济发展与可持续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创新成为了关键。比如，过去200年间对于化石能源的巨量开采与消费，更多的是在地球内部这一封闭系统内的索取。同时，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已经对地球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如何从这一封闭系统的能源供给及熵增困境中，转向更加开放的形态，比如直接利用太阳能、或者聚变核能等，可能是能源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城市作为思想碰撞的熔炉，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支撑，这也为解决约束城市发展瓶颈的全新方案的诞生，提供了更高的可能性。

最终，城市规模的上限，将取决于巨量消耗与天才创意的反复博弈。

创新或范式转移，帮助社会经济在重大不可持续来临之前，改变发展轨迹

公司与规模

与人和家庭一样，公司是城市和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创新、财富创造、企业家精神和就业岗位创造都是通过公司的形成和增长来实现的。公司在经济中占据统治性地位。

如果以公司的市值或者销售额作为排名的依据，公司规模遵循简单的幂律分布。大公司的数量极少，而小公司的数量极多。以美国为例，有近3 000万家独立运营的企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只有很少雇员的私人企业，而构成美国经济活动的主体的是大约4 0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1万亿美元，比美国的GDP总额还要高出15%。

很自然的，我们会问，公司是否展现出超越规模、个性和商业行业的系统性规律？

通过分析标准普尔会计数据库中1950—2009年近60年间在美国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所有28 853家公司，作者及合作者发现，公司的确按照简单的幂律呈比例变化。

公司由于存在的历史时长更短，其数据围绕理想比例曲线的波动会比城市和生物体更大。尽管是近似，沃尔玛确实看起来像是更小型公司按比例扩大后的版本。

不仅如此，公司的自相似特征，超越了国别的差异，这体现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上市公司都呈现出类似的比例变化的特点。

美国与中国上市公司的比例变化

对公司来说，许多关键的指标都像生物体一样呈亚线性比例变化，而不是像城市那样呈超线性变化。这表明，公司比城市更像生物体，更加受到规模经济，而非规模收益和创新递增的主导。

而亚线性比例变化意味着，公司最终将停止增长并消亡，尽管这一景象是许多首席执行官所不愿意看到的。

类似生物体和城市的增长是由新陈代谢和维护之间的差额驱动的那样，一家公司的总收入（或销售额）可以被想象为它的新陈代谢，而支出则可以想象为“维护”成本。

有趣的是，公司的代谢率既不呈亚线性变化，也不呈超线性变化，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线性变化。收入端，销售额与雇员人数的对数比率接近于1。支出端，开始时呈亚线性变化，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最终转变为呈近似线性变化。因而，作为增长驱动力的销售额和支出之间的差额最终也近似呈现线性比例变化。

好消息是，线性比例变化足够支持公司的指数级增长。因而，经济作为公司的整体，从平均意义上也会呈现指数级扩张。然而，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公司要想适者生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要跟上指数级扩张的市场脚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总是把增长作为第一要务。

与生物体不同，处在早期阶段的公司，受到投资和远大于自身规模的贷款能力的支持，使其能够更快速的增长。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以及维护支出转变为线性增长，增速便开始放缓。平均而言，所有幸存下来的公司最终都会步入稳定但又缓慢地呈指数级增长的趋势。

再进一步，当扣除通胀和市场扩张因素之后，公司是否会在成熟阶段停止增长，并像人类一样终将消亡呢？

答案如下图所示，确实如此。

在根据市场扩张进行调整后，最大规模的公司停止了增长。

停止增长，意味着公司将变得十分脆弱。市场中一场稍具规模的波动，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发生某些意料之外的外部冲击，就会给收支恰好平衡的公司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会带来收缩和衰退，公司或许会复苏，但在严重的情况下，便会导致公司灾难性的消亡。

在1950年以来美国公开上市的28 853家企业中，截至2009年，共有22 469家公司已经消亡。其中有45%被其他公司并购，只有9%破产清算，3%被私有化，0.5%经历了杠杆收购，0.5%被反收购，剩余的则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消亡。

因破产清算（左图）或并购（右图）而消亡的公司的生存曲线

如上图所示的生存曲线所示，在50年内，死亡公司几乎占到了100%，其中50%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便告“死亡”。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美国上市公司的半衰期大约为10.5年。而且，公司的整体生命史与它们所处的行业无关。

从进化的意义来说，我们也无需为公司短暂的生命史而过度哀叹。它们的死亡是产生创新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好像雨林中死去的树木，为活着的物种提供养分和空间。这种“创造性破坏”和“适者生存”，是经济系统演化的重要一环。

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公司和城市。公司通常是高度受限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努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与公司相比，城市的权力分散于各个不同的组织结构之间。

为了在追求更大市场份额和增加利润方面达到更高的效率，公司通常会在组织的微小层面增加更多的规则、规定、协议和程序，这导致官僚控制的增加，并通常以牺牲研发、创新和组织活力作为代价。这导致公司变得日益僵化，无法对巨大的改变做出及时的反应。而城市通常流露出了一种自由主义、随心所欲的氛围，并利用了社会互动所产生的创新益处。

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司大量衰亡的同时，城市却保持了长久的活力。就像雨林中的物种生生灭灭，而雨林却长存一样。

后记：停不下来

自从数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大陆，人类逐渐在自然之上构造出人工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穴居走向定居，从群落走向部落，从村庄走向城镇，从城邦走向国家。

可以说，就这样一步步地，人类在地球上演化出全新的城市系统，并称之为城市化进程。

如果你离开出生地，步入一座更大的城市，除了更高的建筑物、更密集的人口之外，最直观的感受大概会是行人更快的步伐。

如今，城市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代名词。然而，身居城市的现代人，却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动力驱使。

作为生物体，生命的节奏要随着体形的增大，按照1/4次幂规模法则相应减缓。作为城市人，生活的节奏却要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系统性加快。

从农村来到城镇，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我们肉体的变化微乎其微，心跳不会加速，代谢率也不会提高。然而，城镇的生活节奏要快于农村，大城市的生活节奏更快于小城市。在我们的一生之中，只要城市发展、经济增长，生活节奏就会无一例外地加快。

就好像站上一台不断加速的跑步机，无论你多么努力，同样时间面对的压力却只增不减。

这对内在的矛盾，深刻地撕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人尽管关注的东西越来越多，然而关注的时长却越来越短。

不是我们不想等一等，而是时代内在的规律，只会越走越快。

（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根本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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