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领袖胡适（新文化领袖胡适）

胡适早早地起了身，他拿起今天送来的报纸看了看。看着眼前的报纸，他深深地叹了一口。

远在台湾宝岛的他，并不知道目前的大陆是什么样的，但是他明白，以目前自己的情况肯定是没有办法再回去的了。

他继续看着报纸，眉头渐渐地皱起来。这张报纸是拖友人送来的一份大陆的新闻报纸，里面细细地记载了目前大陆的重要事件。他胡适之没想到居然也能够“人在台湾，名在大陆”。这一份报纸的含量可不低，想来已经在整个大陆彻底流传开了。

他胡适之看来是又“出了一次名”，只不过这一次的名，可不像早年搞新文化运动那会儿的盛名了。而是一个妥妥的骂名。

他胡适之成了众人唾弃、众人鄙夷的对象了。

胡适知道，既然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在他们眼里是“背离”真理的道路，那就得做好一路黑到底的准备。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份报纸的底下，居然有自己的小儿子胡思杜发表的文章。

胡适笑着往下看，可他越看，却越是发现不对劲。他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消失。

胡适与自己这个孩子不大对付，可常言道：父子情深。自己再如何与这个儿子不对付，那也总不得会彻底撕破脸。可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与这个孩子的理念完全冲突了。

胡适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这是他在自己儿子报纸上的文章中感受到的。他缓缓放下手中的报纸，说了句：“人各有志，都为自己所想而战，纵然是父子，也不得不沙场相见啊。”

只见那张报纸上，赫然能看见自己小儿子胡思杜文章中极为醒目的几个字：胡适乃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

关于胡适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那么一个关键人物是不容忽视的，他就是胡适。不论是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胡适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由于胡适的个人原因，他的形象也总是有所不同。由于胡适个人的种种原因，以至于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胡适的基本面貌都是“战争罪犯”、“反动宣传的鼓动家”、“资产阶级买办文人”此类完全属于反面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形象，使得人们对胡适的印象产生了刻板因素。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之下，导致胡适最终妖魔化了。

然而在九十年代之后，文学艺术此类学术界逐渐步入新阶段，胡适的正面形象逐渐的回归，更多人慢慢地了解到胡适，虽然他的理念有所偏差，但他具有着知识分子的良好品格。他在文学界以及唤醒中国青年道路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晋朝名将刘希乐曾说：大丈夫盖棺事方定。然而，许多的伟人在死后比深浅更容易了解也更容易被人曲解。胡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胡适从1917年回国一直到1962年，这是几十年的历程中，不是在我国的文学上、思想上、学术上、政治上都是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的。

从最开始五四运动“领头羊”之一的学术大家、新文化运动启蒙者、优秀的北大教授，晒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批判成的蒋匪奴才、买半文人，再到如今的启蒙之父、学术领袖。胡适的形象也在崎岖坎坷中慢慢改变。

声名鹊起的绩溪三胡之后

胡适在被陈独秀引荐至北大，并在北大逐渐获得众人认可的艰辛过程中，蔡元培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蔡元培在初始胡适之时 ，便对胡适的出身产生了一定的“误解”。

胡适在引荐进入北大之后，撰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了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能够更为之名气盛起，于是邀请了当时就任于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来为此书作序。

虽然胡适作为自己学校的一名文学系的教授，但是蔡元培却在之前与胡适的接触着实是比较少的，于是在看完了胡适给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理所当然”的误会了胡适。

观看完《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双眼为之一亮，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充满了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探讨与深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文。

这样的想法令蔡元培十分感叹，这胡适居然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历史研究得如此之深，胡适也不时在蔡元培身旁说着：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此类语句。一下子使得蔡元培将胡适误认为是“绩溪三胡”(即：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之后了。

蔡元培也为之高兴，毕竟这样一名不仅懂得西洋哲学与西洋文学，又能兼治汉学的人才能够成为北大的一名教授，也是北大的光荣事。

这个误会可能是胡适对蔡元培的暗示，也可能是蔡元培有意为之。但至少胡适这个所谓的“绩溪汉学世家之后”的名声流传开来了。

而胡适这本由蔡元培作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2月由出版后。因其“绩溪汉学世家之后”的名头迅速走红，刚一发售就广受欢迎，甚至有不少人读完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发出感叹：“《哲学史》一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

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物陈独秀、胡适等人面对“守旧派文学家”林纾对新文化运动发出质疑的时候，蔡元培站出来为胡适等人发声。

称胡适是“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这也让本以汉学自居的林纾没了质疑的气儿。

兴许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许多名家文士都对胡适产生了这样的误会。比如吴虞听闻之后，再加上其看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受益颇多，于是将胡适视为标杆。并大力赞赏着胡适是“讲新学而不昧汉学家风”。

著名的名家金毓黼读到胡适发表的文章之后，也说出了“胡氏承其家学，颇右汉而左宋”这种对胡适评价颇高的话。

甚至于当时名声十分响亮的章士钊都赞赏着胡适：不仅是有极高超的“家传旧学”，而且新学水准更是“实远在其中国知识之下，现在他所提倡的并不是他所长。”

作为顶级的留美博士胡适，更是名传世界的美国哲学大家杜威的门徒，由此可想而知，胡适的新学水平是极为高超的。而当时的舆论却是：胡适自身的新学水平尚不及自己的旧学水平。

倘若拥有博士头衔，且还是杜威的弟子，以这样水平的新学造诣都不如旧学水准的话，那胡适旧学底蕴之深，就更为之夸张了。

由于这些误会，使得胡适当时的处境极为微妙，甚至在之后胡适对于自己形象的塑造助力颇大。

然而对于别人以“绩溪三胡之后”的身份误会自己，胡适对此误会并不否认，而且坦然地接受，这也使得在之后对胡适的研究中，许多名人都就“胡适思想同乾嘉汉学的关系”不断地探究着。

成为极具盛名的文化领袖

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教授钱玄同等人对胡适的帮衬也是胡适能够猛然崛起的一大助力。

他们对胡适揄扬有加，本就是引荐胡适来北大共谋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更是时常为其呐喊助阵。陈独秀等人并没有因为胡适年轻资历浅就对胡适产生轻视，反而时常对他多加赞誉。其中钱玄同更是成为了胡适经常援引的对话对象。

为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吸引更多《新青年》的读者。陈独秀与钱玄同发表的言论时常有很多所谓的过当之处，甚至于刘半农和钱玄同不惜在《新青年》杂志上化名唱双簧，以此宣传白话文、故意人身攻击属于“守旧派文人”的林纾和各种古文。

甚至于鲁迅挖苦属于“守旧派文人”、“不晓得变通”、“不知世界潮流浩荡”的林纾和刘师培等人时发表的言论，口气更是出格与激烈。

虽然这些名人文士们这样比较出格的言论只是为了鼓吹宣传的缘由而张大其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力、宣传了新文化运动。

但这样的言论和方式，也使得不少的名人文士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反动的声音。也正是因为陈独秀他们这些文人名士们这样的过激言论与行为，反衬出同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的温和理性形象。

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的一个点，就是胡适欢迎反对的言论，即使胡适本人是十分的坚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胡适依旧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胡适为此还曾说过一句实属有趣的话：“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

即使面对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大力批评，怒斥白话文以及新思潮，胡适依旧会在教学中选取林纾的文章作为教本，并不因为林纾辱骂他胡适之、贬低新文化、抨击新思潮和白话文就因此对林纾嗤之以鼻，并不因为理念的不合而偏狭自限。

也正是胡适这样的表态与作为，让许多的学生、文人雅士们对其赞赏有加。如一个留日学生张黄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此地的留学生都格外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所持的纯粹是学者的态度，不像钱先生他们常常怒骂。”

由此可见，胡适本身是和善的。

“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的老师杜威前来为他加油助威，在这样的万众瞩目之下，本就在刚归国不久时因“绩溪三胡之后”而声名鹊起的胡适，再加上自身在“新文化派”与“守旧文人派”争战中温和的形象。胡适便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块极具影响力的“金字招牌”。

不仅成为了诸如出版社重金拉拢的对象，更是成为了诸多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

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舒新城，很早便订阅了《新青年》，甚至在《新青年》上发表过通信，还得到了《新青年》主办人陈独秀的热情回应。

但即使是如同他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对胡适的了解也并不深，只是到“新文化派”与“守旧文人派”争战与五四运动时期，才知道胡适是“思想界的一个明星”。

也正是因为逐渐了解到了胡适，他为了向胡适表达出逐渐的仰慕之情，于是在1919年10月29日写了一封有趣的信给胡适:“年前我在《新青年》上看见先生的文章，我就羡慕异常，以为西洋留学生能肯在中国旧文化上去研究革新的方法，将来效果一定是很大。当那个时候，我虽然羡慕先生，但还不知先生是甚么人。近来在各杂志上 时常读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先生您是思想界的巨星。我并不是在恭维您，因为以今日文学界、思想界革 新的成绩来推论及于先生的。”

而毛泽东同也崇拜着胡适，而胡适对毛泽东也非常看重，两人曾经有过不少的互动。

这时候的毛泽东与胡适无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到1920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反对统一》的文章中依旧引用了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

只不过在最后双方因为各自的思想不同，各自的追求不同，从而分道扬镳。

上述胡适与包括舒新城、毛泽东这样的在地青年知识分子互动的情况正可印证《努力》周报的读者徐望之在致胡适的信中所言的情况:“先生的思想是很博杂的，所以先生的事业亦是多门的，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 西，都要先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

胡适的抉择与被批判

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经常与李大钊对于“问题与主义”一事产生争执，李大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胡适对于自己老师杜威的理念更为赞同，胡适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有强烈的偏见。作为共产党员的董必武，曾经对胡适给予过劝说，董必武希望胡适能够对共产党进行支持，然而更加清新与国民党的胡适对于董必武的这个劝说是拒绝的。

在面对董必武的劝说时，胡适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如同美国那样做和平议会，而并非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甚至在不久后胡适公开发表了一篇名为《胡适致毛泽东》的电报，其中的内容无不在轻视着中国共产党，并劝说毛泽东等下放下武力。胡适的这一篇电报，使得他与中国共产党逐渐地走向了决裂。1948年，国民党溃败，蒋介石逃跑时制定了相应的“抢人计划”，胡适也赫然在列。为了留下胡适这样的人才，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予了胡适一个机会，在广播中，特意的劝解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逃跑，会让胡适做北大校长。然而顽固不化的胡适却始终与蒋介石站在一起，最终毫不犹豫地坐上了飞机与蒋介石共同逃往台湾。

胡适在蒋介石的劝说下，答应了蒋介石前往美国去寻求支援，并以“泪珠盈眶地请求”美国能帮助蒋介石进行战争，而不许共产党统治中国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来改变中国。

为此，他以决心放弃学术专业而“为国服务”。也正是因为胡适这样的言论与行为，让他彻底的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而并未跟随着胡适逃跑的儿子胡思杜多次发表了对自己父亲胡适的批判文章，胡思杜甚至称自己的父亲胡适是一名“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并且主动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自己与父亲胡适分化出界线。并将胡适最终定义为“反动阶级的忠臣”。这样大义灭亲的举动，让胡适心中疼痛万分。

在1951年年末，开启了针对胡适的批判运动，此时的胡适彻底的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成为了文人的反面。胡适在哲学史学文学，等等领域的成就与著作全都被简单粗暴的否定。在“文革”十年里，胡适这个名字甚至成为了一顶恶臭的“大帽”，人人都避之不及。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基础下，许多文人开始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为此，许多文人编辑出许多关于胡适的文章，在思想方面，虽然还是批判胡适，但是在其他领域上对胡适重新评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五四运动迎来了60周年，在这个时机，许多文人对于胡适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客观贡献做出了分析，他们肯定了胡适追求社会自由的思想，肯定了胡适在当时反封建文化和思想的功劳。

随着客观的评价，所有人都摘掉了，看胡适的有色眼镜，开始逐渐赞赏起胡适在各个领域的成就。

结语：胡适的一生可以说是从高光到低谷一路下坠。高光之时深受青年一辈的喜爱与追捧，不论是其文学造诣、革除封建的新思想，还是他在“新文化”与“守旧派”争战中保持着的温和尔雅，都是他吸引着别人的魅力所在。不可否认，胡适在后期因为自己的信仰问题与思想问题走上了与人民背离的道路。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去批判的，甚至是值得我们去唾弃的。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人“政治抉择”的问题，就彻底地将他所有的贡献与成就否定了。即使离世而去，胡适也依旧被全盘否定，“鞭尸”数十载，甚至一度成为了人人避之的“反动文化高帽”。但胡适展现出来的诸多成就与贡献，是我们中华发展以来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倘若如早期的胡适所说“不谈及政治”，那无疑，胡适在我国的近代史上，能够成为前三的文化大家。只不过有时候选择，也很重要。而如今的胡适早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得到了“翻案”，我们能够以最客观的角度去解读这个曾经有名的才子。而我们在看待胡适时，应当抛开看他的“政治有色眼镜”，用文学的角度、用启蒙思想的角度、用哲学大家这些角度来看他似乎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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