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英年早逝让人惋惜不已（他告诉学生天快亮了）

郑太朴，1901年出生于上海。早年深受蔡元培赏识。1924年，在柏林留学期间与朱德等相识，任中国共产党留德直属组书记。1926年，他回国参加北伐。1945年，民建在重庆成立时加入了民建，1946年被增补为常务理事。1949年年初，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在途经香港时，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上海解放后，市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郑太朴曾与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份特殊的缘分。抗战全面爆发后，郑太朴随内迁的同济大学辗转来到重庆。1944年夏天，已内迁至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慕名聘郑太朴为数学系教授。到交大后不久，郑太朴那谦和敦厚、教学严谨、诲人不倦的长者风范在师生中留下深刻印象。那个时候的九龙坡位于重庆乡间，十分偏僻。教学之余，郑太朴常与青年学生在滨江的小茶馆谈心，疏解他们的郁闷，鼓励他们树立起中国必胜的信心。因此，“同学间相庆贺，谓交大得以贤教授耳”。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全国人民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郑太朴随交大复员返沪，乘坐轮船离渝抵沪。当时，郑太朴教授教学认真，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担任他的助教。他住在交通大学新中院二楼的一间朝北小屋。屋内光线很差，陈设简单，仅一张床、一张小书桌和两把椅子，面积10平方米左右。

1947年，正值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高潮，而交大学生执沪上学运之牛耳。郑太朴对学生运动竭尽其全力予以支持。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出《学生报》，专门报道学生运动，办报经费由郑太朴设法找人筹措。

郑太朴爱护学生、支持学生运动是全心全意的，是着眼于全局的。在交大校内，他穿着长布衫，脚蹬布鞋，头发蓬乱，说话慢悠悠的。他不演讲，不公开表态，他的爱护与支持是在非公开状态下进行的。交大地下党员说，郑太朴老师是最可信赖的师长和并肩作战的战友。

1923年，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合影。前排右起：朱德、贺治华、郑太朴、张申府

当时，交大开设社团活动，通过郑太朴邀请校外文化名人，如黄炎培、马寅初、雷洁琼、施复亮、李平心等来校讲演，此外，还请文艺界名人如秦怡、周小燕来举办晚会。交大学生社团没有经费，不提供接送，被邀请者都是自己坐车来学校的。每次学生运动的经费，不少是由郑老师向工商界朋友或爱国民主人士募集而来。

郑太朴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们给交大施压，迫使交大于1947年7月将他解聘。离开交大后，他先住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一位友人的小亭子间里，后得到学生的帮助，迁往愚园路蝶村。8月底，郑老师由马寅初推荐，往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并兼该校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分部主任。尽管离开了交大，他还通过地下党员贾业鹄和左东启，继续为交大学生运动提供帮助。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分部在外滩附近的朱葆三路开设日校和夜校。许多名人在那里兼职教书，有马寅初、李平心等。在任教期间，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胁、恐吓，继续参加各项民主运动。1948年6月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分部会聚着五六百名学生，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军警在朱葆三路两头荷枪实弹，将学生的游行队伍围堵在分部门口。那天，郑教授与学生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高呼口号，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围困，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脱险后，他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把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隐藏起来，为他们搞“身份证”，用自己的薪水资助学生做路费，送往延安等解放区。他叮嘱学生要一路小心，并语重心长地说：“天快要亮了，你们一定要继续努力，革命到底！”

1948年10月，郑太朴与药物学博士王雪莹（后任化工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结为夫妻，后来郑太朴去了香港。1949年1月18日，郑太朴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启程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迎接他毕生为之奋斗、朝夕盼望的新中国的诞生。然而，在1月20日，从上海乘船取道香港途中，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竟在船上去世。郑太朴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令人无限惋惜。1950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其妻王雪莹同志颁发了“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书”，证书上写道：“郑太朴同志是积劳病故”“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其事迹当永为人民所钦敬”。

郑太朴烈士在正当48岁有为之年牺牲在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征途之中，他以短暂的一生，在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原题为《郑太朴烈士在沪早期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