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有名不有名（余秋雨与陈鼓应）

余秋雨与陈鼓应本是不同领域的文化名人，但因余秋雨先生“积三十年之功”完成了《老子通释》，加之他在文化领域的名气，使自己跟陈鼓应先生在老子研究方面有了某些方面的可比性，因此常常有人把二人在《道德经》方面的研究成果拿来比较或作为佐证。

其实这两位文化大家，各有专长领域，但是要比较在老子研究方面的成就，二人还真的没有可比性，仅就他们的《老子注》而言，以前对余秋雨先生的《老子通释》做过评价，总起来说，他的《老子通释》属于儒释道大“融合”，老子思想在他的“通释”里被严重稀释变味了。

而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行销半个世纪，成为研习老子思想的“经典”读本。

之所以把“经典”二字引起来，是因为在“传统文化”领域，陈先生对《道德经》的解读堪称经典，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就是“酱缸文化”——不把儒释道浸泡在一起相互熏染，似乎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不说余先生，光说陈先生；不是大而化之地说，而是以具体案例来说，看看陈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的“传统文化”特色。

这个问题涉及学术争议，也不太受人关注，我们只需简单梳理一下历代研究解读《道德经》大致情况即可。

这个问题必定涉及到《道德经》的版本，以及历来注解《道德经》的作者其学术倾向问题。

目前最为流行的是三国曹魏时期的王弼本，在王本之前是西汉初期的方仙道家河上公本，王弼之后，河上公本曾经长时期的失传过。但这两个版本的文本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河上公偏重于养生，王弼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的。

尽管从魏晋以来1700余年，老子注之类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影响力能超过王弼的，恐怕还没有。魏晋时期是玄学大兴之际，魏晋之后，除了儒家，佛家也加入到“玄学”的讨论中并后来居上，成为玄学的主力，以至于南北朝之后“儒门淡泊”。

需要说明的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思潮是儒家率先刮起来的，汉武帝时期设立的“五经博士”们，到了东汉时期，已经名存实亡，仅仅充当着汉王朝施行礼乐教化的摆设。因此，与其说“玄学”是所谓的“新道家”，倒不如说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更为恰当。

儒士们试图从繁琐的经学中解脱出来，到了东汉末，逐渐形成了以“祖述老庄”而立论，以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为宗旨的哲学思潮。以王弼为例，他想以“易道”会通孔老之学，把伦理纲常上升为自然之道，最终以“玄学”思想，嫁接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

玄学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庄学、佛学、易学，直至两宋“道学（理学）”，“北宋五子”和朱熹，直到王阳明，没有一个不是老庄之学的专家。

由此可见，有三点基本的结论：一，玄学思潮是继两汉经学之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潮；二、玄学的初衷是打通儒道两家，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的哲学尝试；三，从玄学开始，历来的注老、解老者，鲜有不涉及儒佛二家的。

此后，随着东汉道教的产生，老子思想被玄学化、世俗化的同时，也被宗教化。

时至今日，解读《道德经》的名家，多被冠以“圆融儒释道”的桂冠。下面来看看陈鼓应先生“老子注”中的儒佛倾向。

刚开始接触《道德经》时，参照的第一批译注本就包括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他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等等“革命性”的观点，都曾强烈地吸引着我。

但是陈先生的“老子译注”，在儒家文化圈中，依然难以摆脱“三教圆融”的困扰。

道是造物主吗？

在宗教教义里肯定是，但在老子思想里肯定不是。

儒家的伦理纲常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宗教更要设计一个至高神作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这是佛儒道“三教”的共同特色。然而作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他没有这样的思想。

老子说：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万物归焉而弗为主（王本是：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大道不是神祇，没有神格，它与万物之间是“辅”而不是“主”，因而不存在“主仆”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更不是祥瑞灾异的谶纬之神。

但陈先生在他的《老子注》里确定无疑地把“道”理解为“主宰”“宗主”。他对“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的解释是：道体是空虚的，然而作用却不穷竭。深渊啊！它好像是万物的宗主。

陈先生不仅把“道”的虚空无限，能“容纳”万物而不盈满理解为“作用不穷竭”，更把作为万物“起源”的“宗”，理解为万物的“宗主”，给万物找到一个“主宰者”。

一个“盈”字，无意间透露出陈先生的以儒补道思想

《道德经》中，“盈”出现10次，都是盈满之意。老子文本，涉及形容词的，通常都是对事物初始、发展、变化状态的客观陈述，不含感情色彩，没有价值倾向，更非鸡汤说教。因此“盈”也只是状态描述，而非劝诫、教化或者励志。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若其已。”这个“盈”是指在已经持有的基础上的继续添加，这是老子对“不知足”行为的动态描述，所以老子警告说“祸莫大于不知足”，要赶紧停下来，因为“夫唯不欲盈，是以能蔽而不成”。

而陈先生对“盈”的解释是：只因他不骄傲自满，所以能去故更新。

“没有了身体就没有了大患”，这是宗教教义，而不是老子的思想

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的意思是：我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我“不知足”，有切“身”利益的牵挂，如果我没有这些切“身”利益的牵挂，我还会有什么祸患呢？

老子接着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汝可以寄天下”。老子强调的是为道圣人的“以身为天下”，这才是“无身”的经内解释。即是说：圣人以百姓心为心，“后其身”“外其身”，不与民众，“天下皆乐推而弗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

陈先生把“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译为：我所以有大患，乃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如果没有这个身体，我会有什么大患呢？

陈先生这种译文很显然是宗教性质的，可能他认为这样更通俗化，更易被人接受，却无意间把译文引向宗教领域。

但是很简单：老子要的是“无为之治”，没有了身体，如何“以身为天下”？

遗憾的是，陈先生在注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汝可以寄天下”时，却是另一番解释：“所以能够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前边说“不要身体”，接着就说“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到底这个“身体”是舍弃呢？还是要“贵”呢？

人们常说，天下之大，注老者之众，至今没有一人能解透《道德经》。是的，即便如陈鼓应教授那样的“道学”大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