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最强时期（古代朝鲜进入火器时代的坎坷经历）

自中国的炼丹家发明了火药之后，从唐朝末年开始各种利用火药的武器陆续出现，人类战争史正式进入火药和火器时代。

和世界很多国家一样，古朝鲜也是从中国引入火药和火器的，不过他们按照本国独特的方式，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武器。

朝鲜此后主要也是从中国，以及日本引入与改进了火药和火器，这也是古代中、朝、日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从中国传入的时间

火药和火器最初由中国传入朝鲜，但是具体时间无法确定。

南宋时期的有高丽史籍记载：“有乔人赵彦献计制砲机，置土山上。其制高大，飞石重数百斤，撞城楼糜碎”。韩国学者就此判断南宋时期中国火药制造术已经传入朝鲜。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古代对“砲”字的使用比较混乱，可以指火炮，也可指石砲，而这段文字明显是指抛石机，用其抛射石头打击城楼。如果扔的是火药包，那就不是撞碎的描述了，也不会是用火药作为动力来抛射石头--那时能射击几百斤重巨石的火炮还没被发明，所以此时朝鲜并未开始使用火药或火器。

一般认为火器传入高丽应该在14世纪，蒙元大军曾经七次进攻高丽，携带火器东征朝鲜半岛，最后将其完全打服，而高丽士兵就是在元朝统治时期开始使用火器的。

从高丽王朝的高宗时期开始，高丽国已经成为元帝国的属国。元朝在至元十一年 （1274年）和十八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分别征调高丽士兵八千人和二万五千人，应该是在联合作战过程中，高丽士兵学会了使用火器。元末，高丽军队被征调进入中原，征讨高邮张士诚起义军，在大规模战争中应该也接触到了各种火器。

直至14世纪中期，终于开始有明确文字记载了：有火药和火器从中国传人朝鲜。

高丽恭愍王五年（1356年）九月，＂宰枢会崇文馆阅西北防击兵仗，放铳简于南冈，箭及顺天寺南，坠地无羽"(《高丽史》卷八十一) ，可见这时高丽已经开始使用与火药齐射的箭。

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年）冬十月，“丁丑（恭愍王）观新造战舰，又试火箭火简，晚宿马场"(《高丽史》卷四十四)。

但是，此时朝鲜所用的火器是由中国明朝政府调拨的，他们还不能自制。

同年十一月，高丽向明政府请求火药支援来抗倭，“移咨中书省，请赐火药，曰倭贼作耗，乍往乍来二十余年矣，自来本国沿海州郡关隘去处止，是调兵守击不行，下海追捕，今年以来贼势已炽，今欲下海追捕，以绝民患，差官打造捕倭船只，其船上合用器械、火药、 硫磺、焰硝等物无从可办，议合申达朝廷颁降，以济用度。"(《高丽史》卷四十四)

第二年，明政府即“教那里扫得五十万斤硝，将得十万斤硫磺，来这里著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高丽史》卷四十四) , 明朝随手就给了几十万斤的制作火药的原料，高丽军队凭借火炮火箭焚贼船，抗倭战争获胜。

所以，在14世纪中后期朝鲜的高丽王朝已经开始使用火器。

火器的威力大家有目共睹，为了能够自制火器，当时的高丽人也是绞尽脑汁。时任高丽军器监（兵曹下掌管兵器的部门）判事的崔茂宜，就力主火器自制，到处寻找火器之法。

当时高丽在北元和明朝之间反复摇摆横跳，明朝在少数时间之外，坚持对高丽的武器禁运政策，火器技术自然是不会输出的。不过，两国贸易依旧往来频繁。

“茂宜每见商客自江南来者，便问火药之法"，后来遇到了在元朝时期做过焰硝匠的中国商人李元，崔茂宜刻意礼贤下士，与李元结好，然后“窃其术，令家僮数人习而试之，遂建白置之修"(《高丽史》卷一百三十三)。

终于得到火药技术后，崔茂宜向国王建议，在1377年十月设立了火桶都监，用以专造火药、火器，由崔茂宜担任提调官。第二年又成立了火桶放射军，将其登于京外各寺中防守。

此后，高丽开始大量制造各式火器。

到了朝鲜王朝的太宗时期，火桶军的数目已经增加到千人，火桶数量达到一万余柄。崔茂宜还著有火药修炼之法一书，现已佚。

所谓火桶军、火筒军，主要武器就是用火药在金属管内推动发射箭簇 (铁翎箭 、皮翎箭、穿山五龙箭)的火炮 (按大小分火桶、大将军、二将军 、三将军)。

还有纸制火药筒的纵火火器（火箭）和爆炸火器（疾黍炮、流火、走火、触天火）等类别。

二、从中国引入焰硝提取术

火药制造最关键的步骤在于从土中提炼硝石，即焰硝煮取术。

朝鲜的焰硝提取术主要经历了四次技术上的变革，都是来自于中国。后两次变革主要是通过多次重结晶、吸附法或者加进碱土中的钙盐镁盐形成沉淀的物质等方法除去杂质，进而来提高硝酸钾的纯度和产量，由此提高火药爆炸性能。

第一次变革在世宗朝时期。朝鲜自设立火桶都监开始制造火药起，经过短短三十年，至太宗七年（1407年）时所造的火药已经数倍于前，其燃烧和爆炸力度得到了提高。到世宗十六年(1434年），朝鲜大概从中国商人那里得到了新的生产法，通过试验新的焰硝煮取之法，发现“所出倍于乡焰硝气”，于是令“今后以唐（中国）焰硝例煮取，今秋送焰硝于平安、咸吉、江原、黄海等道煮取之法，俾令教习”，此后各道的焰硝煮取按照新方法进行。

第二次焰硝煮取方法变革是在1631年，郑斗源奉使北京之后，从耶稣会士陆若汉处得到了西洋的焰硝花（煮硝的碱土），还从中国学得焰硝新煮法，朝鲜因此增设军器寺别造厅，专门负责制造火器和炼取火药，并在庆尚道设立营地，将煮硝新法传习各道和各营，自此焰硝生产量大增。

第三次是在崇祯年间（1628-1644年），朝鲜的关西人成根得到来自中国的煮硝方。这 种方法记载在1635年兵曹官员李曙所著硝石制造法的书中，其提炼硝石所使用的土从灶台和房屋的台阶上搜集，再与尿、木炭混合，用马粪灰覆盖，装进木桶中加水煮沸，冷却后待硝析出。这种方法通过加木炭（主要含碳酸钾）来除杂，同时通过加水煮沸，冷却后重结晶，从而提高硝酸钾的纯度。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硝石的产量，三个火药匠和七个工人每个月能生产近千斤硝石。

第四次变革是在17世纪后期，朝鲜译官金指南随行出使中国时，四处购求中国的煮硝法，后在辽阳花了不少钱得到了一种新制硝方法。新制之硝，性燥力猛，还可以防潮，并且取土方便，大路上的土即可用。由于这种方法功效卓著，产量高，朝鲜政府让金指南作《新传煮硝方》， 刊布于市。

《新传煮硝方》中详细记载了硝石煮取法，包括取土、取灰、筛水、熬水、制毛硝法、毛硝再炼、三炼法等。

黑火药

现代韩国学者因此认为当时朝鲜所用的煮硝法已经不同于中国，是改良革新后的新法。实际上通过对比中国17世纪早期成书的《神器谱》、《武备志》、《天工开物》中的提硝法，朝鲜的《新传煮硝方》中的硝石煮取法，其提炼过程和原理大都与中国的相似，制取的原理相同，重结晶的方法也相同，所以朝鲜并无对煮硝方加以革新。

《新传煮硝方》中记载了朝鲜古籍中少见的火药配方，但没记载火药制造的方法。火药配方为精硝一斤，柳灰三两，硫磺一两四钱，该配方中硝石的含量达到70%, 属于高爆炸性火药。这种黑火药配方应该是元朝就传入高丽的，朝鲜国一直沿用了两百多年。

三、奇葩的自制火器

李成桂在1392年推翻高丽，建立李朝。明朝在火药、火器方面继续保持对朝鲜的禁运，但是却并不禁止与李朝的技术交流，默许朝鲜人学习模仿中国的武器。

虽然朝鲜得到的火药配方是高爆型黑火药，但是朝鲜所自制使用的火器，爆炸型火器很少。在17世纪壬辰抗日战争前，朝鲜火器一直是以火药作为推进剂来发射箭簇的铳筒为主。他们从来没有学习制造中国的火炮火枪、多级火箭、地雷等，朝鲜似乎铁了心要坚持发展铳筒之类的射箭火器，在发射弹丸的筒形火器这方面毫无建树。

其实这种铳筒火箭也是从中国学去的，明朝初期大量使用的“一窝蜂”、“百虎齐奔箭”就是这种东西，靖难之战中常被使用。

中国常使用的铳炮大部分发射霰弹或者石子、金属弹丸，而朝鲜人则尽力实现管状火炮 发射箭矢的射程提高以及一次所发箭数量的增多。从李朝太宗时期开始到世宗时期，几十年研究后终于得到了实现：新造的火筒在世宗十五年 (1433年)的试验中，一次能发四箭了！

第二年军器监便开始新造一发二箭、四箭的火炮，还开始改造适合险阻道路使用的火炮。 改进之后的火炮射程也提高了一倍。

从铳筒一次所能发射箭的数量来看，最多是一次八箭铳筒，主要以火药作为推进剂来 发射箭簇。从朝鲜王朝《国朝五礼序例》（成书于1474 年）中的图解来看，箭以圆木或竹制成，末尾铁羽三叶，在金属管的药筒中填装火药后，在火药前先置入直径与炮的前膛内径相同的木条或者说木塞，再插入各种类型的箭，发射时箭的大部分（含铁羽）露于炮管之外，管筒上留有直径为一分的药线穴，点燃药线后，火药喷发箭即发出。

不过，朝鲜人走了以火药发射箭矢的邪路百多年后，总算是认识到了问题，从16世纪后期开始使用的铳筒，在外形上没有大改变，但是由发射箭簇改为发射弹丸了。朝鲜人也制造了一种三穴铳，应该学的是明朝的三眼铳，不久他们觉得三穴铳射出的弹丸距离近威力小，就废弃不用了。

明朝初期的朝鲜还不能自己冶炼铜，因此很多铳筒火炮是用纸筒或者竹子制作的，和中国南宋时期突火枪差不多。可想而知，朝鲜国的这种铳筒的作战能力如何了。

朝鲜人还有直接以火药为推进剂的火箭，如普通火箭、大神机箭（也叫散火神机箭）、中神机箭和小神机箭等。韩国有部历史题材电影《神机箭》即以此火器的使用为原型，一旦点燃那是惊天地泣鬼神，效力直逼如今的海马斯火箭炮。当然，这只是韩国人的意淫而已。

实际上的大神机箭，以羽毛作为翎，竹竿上用纸布包有火药包，置于箭簇下端三分之二，外面再涂以黄蜜、松脂，使用时临时打孔穿药线点火。火药包外部涂黄蜜和松脂，用来把球内物质密封起来防潮，点火时可以引燃和助燃。朝鲜所使用的火箭种类不多，而且并未出现过多级火箭、有翼火箭，以及有若干共同火药线的集束火箭等。

那部韩国电影所展示的“神机箭”，更像是朝鲜人在发展火箭武器时的巅峰产物，朝鲜文宗时期的“火车”。

朝鲜一般将火车的发明者说成是文宗本人，但是早在太宗时期，军器少监李韬、监丞崔海山便开始试制火车，并在太宗九年（1409年）试验成功。 这种火车载有数十捆铁翎箭和铜制的铳筒，以火药作为推进剂来发射铁翎箭。

文宗时期只是革新了“火车”，分为两种，一种直接装载火箭；一种装载多个铳筒，用铳筒发射箭。火车的平板上竖有一个直立的木板，木板上设置许多孔，孔中装有一百个中神机箭或者五十个四箭铣筒，均为两轮车。另外，火车的平板上还会打孔以备放枪（冷兵器不是火枪），另有箱子用来藏枪和剑。

文宗非常满意自己的革新，认为新的火车移动方便，可以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箭矢，所以他极力提倡。在其亲自传授下，文宗元年(1451年）二月即造130 辆火车，六月、八月、九月加造几百辆，作为国家武备。直到壬辰战争时，在朝鲜国仓库内还有这种火车存在。

想象中的火车作战图

在实际使用效果上，这种火车没有任何防护装置，如中国明朝时期的“百虎齐奔箭”战车上的防护屏或者防护牌等。而装载的多火箭，也没有将引线连接在一起，所以也不像集束一级火箭，可以一次点燃连续发射多发火箭，得靠几个士兵手持点火棒一发一发点燃后发射。因此，改造火车只是为了移动火器方便，由于朝鲜平地作战少，且山地较多，这种重型火器炮车几乎未被使用过。

壬辰之役时有官员提出重新利用火车以备战，将古制的火车略加修缮，每辆载胜字铳筒十五个，建议造百余辆火车，四面排阵，再加以射手，徐行直进发射霰弹。但是此时朝鲜国危在旦夕，没有财力人力了来进行改装，此事不了了之。

最终，这种火车被完全废弃了，似乎一次也没上过战场。

另外，朝鲜人也制造过爆炸性火器蒺藜炮和震天雷，虽然名字和中国的同类火器一样，但形制不同。朝鲜的蒺藜炮主要用于战船水战，和中国《武备志》中记载的西瓜炮相似。中国从13世纪开始使用的震天雷，是一种硬壳装置的爆炸性原始炸弹，用铁铸成合碗状，除了装火药之外，还会根据需要装入石灰、铁疾蔡、毒草等，爆炸后威力很大，这种硬壳炸弹一直使用到清朝初期。

而朝鲜的震天雷由军器监火炮匠李长孙创制，外壳圆形以铁铸成，里面放有菱铁，外壳顶部开一口，有盖，盖上立一根竹管，竹管底部接火药引线。这种震天雷的引线为弹簧状，可以通过变化引线的长度来控制爆炸的时间，而且震天霄用大碗口铳筒发射，射程达到五六百步，坠地一段时间后，敌人因为好奇而在其周围观看，不久震天雷自行爆炸，爆炸后铁片星碎，可立即击毙大量敌人。这种震天雷实际是开花炮弹的一种，在壬辰之役中发挥了过作用。

从现存记载来看，朝鲜并未使用过水底龙王炮、混江龙等水雷及地雷等爆炸性火器。

震天雷

四、保守的火器政策

在朝鲜，炭的制取比较容易，而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硫磺的获取并不容易，大部分需要从邻近国家获得。如李朝初期，日本使者常带去大量硫磺，仅世宗五年（1423年），日本的几次进献硫磺，多达七万八千五百斤。此外，周边国家的使臣来朝鲜时，也常会带上硫磺。

虽然焰硝煮取术经过几次变革，煮取地点也不断扩大，但是焰硝煮取常侵扰平民，加上农事、救荒等原因使得各地不断请求停止煮取等诸多因素，朝鲜长期处于火药缺乏的状态，火炮放射军队形同虚设，平时也没有什么训练。

明朝初年为了让王氏高丽的立场偏向明朝，明朝确实大规模地向朝鲜输出了火药原料。但是在此后不久就采取了对朝鲜武器禁运政策，因此李氏朝鲜只能通过走私贸易偷偷地从中国获得一些原料，甚至是铜器。

1434年，朝鲜国王送呈关于贸易火药的咨文于礼部，明朝没有答应。朝鲜在不断向中国请求火药贸易的同时，还通过违禁贸易从中国取得火药。明代中朝使臣频繁往来，朝鲜使臣在违禁贸易中购买最多的物品是弓角、焰硝等军用物资。

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壬辰之战后，为对抗日本人侵，朝鲜获允可在每年冬至派遣使者至中国贸易换取三千斤焰硝，但是违禁贸易仍然存在。崇祯四年（1631年），朝鲜译官韩彦博因在登州偷买焰硝而被都督黄龙告发, 第二年明政府收回当年已准备发出的焰硝，并停止此后向朝鲜每年贸易三千斤焰硝的政策。

李朝时期的朝鲜，严格保密火药制造法，对火药的保管和使用也十分谨慎。火药存放处由专人轮夜看管，经常检查，防止失效。李朝前期，火药除了用于军事之外，还会用于节庆 日、重要仪式上以及宫廷的娱乐。后来考虑到焰硝煮取不易，除夕放炮所用火药由千余斤剧减到“每年除夜听用勿过三十斤”。

十五世纪后，虽然朝鲜想向外国使者展示火药的威力，而起到震慑作用，同时又考虑到火药稀贵，而且自己所产不多，他们还担心“万一中国有变，若以朝鲜火药为贵而求之，则从之至难也”，从而取消向使者展示火棚（即大量燃放火药）表演。

但是朝鲜火器百多年没什么大变革，火器技术停滞的现象和明朝如出一辙。但是好歹明朝还能花样翻新出现“火龙出水”以及各种开花弹尝试，但是朝鲜人从明朝初期到壬辰战争之前，火器样式基本没什么大的变化。

日本军队入侵之后，其士兵主要以火铳为步兵武器，短时间内就将朝鲜军队完全打垮。朝鲜人的铳筒、火箭、神机箭、火车统统没啥用，最终得靠宗主国明朝续命。

入朝参战和战后留在朝鲜练兵的明军中，有很多原戚家军的人员。朝鲜领议政总管军务大臣柳成龙认为：“乘此南兵未还，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狼筅、长枪、用剑、鸟铳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

朝鲜人从明军手里买到了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练兵手册，并请明军将领为教练，开始重新整训朝鲜军队，训练出来的朝鲜军叫“三手军”，完全是戚家军的翻版，所使用的的武器全盘照搬明朝军队的，除了鸟铳。

明军在收复平壤、汉城之时，日军加藤清正所部打得太远直入中国东北，被女真人打回来时发现后路已断，突围时不少日军被俘。明军把倭人战俘打包全收，朝鲜人则留下这些日本俘虏中的火枪手和懂火药制造的，其余都杀了。那些倭人鸟铳手被当做教练，训练出了一批朝鲜火枪手。

郑斗洗于1631年的北京之行，不仅带回了焰硝花，还带回了不用火绳，以石击之而火自发的西炮，即用火石和钢轮来打火的燧发枪。这种枪相比朝鲜已有的鸟铳而言，发射速度快，“我国鸟铳二放之间（西炮）可放四次，捷疾如神"。

仁祖国王认为西炮“精巧无比，实合战用”而想嘉奖郑斗源，但此举为承政院强烈反对，称“其所上进之物，徒为巧异，无所实用者多，而盛有所称引，其不识原理甚矣＂，在此后半个月内九度请仁祖收回成命，惟均未获允。由此朝鲜丧失了一次大幅提升其武器性能的绝佳机会。

当然，这种燧发铳也没有受到明朝中国人的青睬。

皇太极于1637年征讨朝鲜时，使用的红夷炮”炮丸大如鹅卵，或有中死者，人皆亥惧” ，使得不少朝鲜城墙工事被轰塌。朝鲜政府认识到这种来自西洋的新型火器确实远超过明军原用之传统火炮后，逐渐开始引进制造西式火炮。

自高丽末期开始制造和使用火药、火器以来，朝鲜人一直处在不断发现外国火器更强更好的过程中，虽然火器在对日本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朝鲜政府对火药和火器的发展一直采取保守的态度。这几乎和中国明清以来的经历如出一辙，这确实值得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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