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鲁迅才是一辈子知己（毛泽东和鲁迅才是一辈子知己）

一、

毛泽东曾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但很多人没当回事，几乎不认为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有什么心心相惜的地方，甚至编出“鲁迅活着得坐牢”的段子，来编排他们的关系。

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和鲁迅的误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把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掰开揉碎的讲清楚。

毛泽东和鲁迅的“心灵相通”，要从青少年时代说起。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某天老师在课堂上播放幻灯片，里面有大量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的画面，而刑场之外，都是围观的中国吃瓜群众。

鲁迅看完幻灯片大受刺激，彻底改变了“救死扶伤”的初衷。

因为体格再健壮，也只能做麻木的看客，这样的国人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重点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是文艺。

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许寿裳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能治疗的么？”

短短2年后，鲁迅就在《河南》杂志发表《文化偏至论》，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至此，28岁的鲁迅确立了“立人”的思想，也就是把麻木的中国奴隶，从封建纲常里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有勇气知廉耻的人。

没有任何人值得他们跪下去，别说日本人，哪怕是皇帝都不行。

此后清廷覆灭，鲁迅回到国内，在教育部工作，却发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和清朝也没什么不同，无非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鲁迅心灰意冷，感觉中国没救了，偶尔跑到教育部门口讨薪，但大部分时间用来抄写古碑佛经，聊以度日。

直到陈独秀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创办《新青年》，要通过杂志传播思想，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精神，才有了钱玄同请鲁迅出山的故事。

自此以后，鲁迅一发不可收拾，《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文章接连在《新青年》发表，把中国底层人民的劣根性，批判的体无完肤。

鲁迅的用意很明白，我都说出问题在哪里了，咱们一起来改正，大破才能大立。

这也是鲁迅一向主张的，要改造国民精神。

《新青年》创刊的时候，毛泽东是湖南一师的同学少年，深受杨昌济“唯心论哲学”的影响，有了“国民精神决定命运”的观点。

为了锻炼自己的精神，毛泽东经常静坐冥想、冷水浴、到湘江游泳、对着大树背诵唐诗，甚至跑到长沙城墙上大喊大叫。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精神越来越强大，成为可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人。

当《新青年》传到湖南以后，毛泽东和同学们成为《新青年》的粉丝。

于是在1917年，他们七八十个学生成立新民学会，宗旨便是建立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逐渐从精神文化方面，改造中国和世界。

所以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和鲁迅就有了共同的追求，以及对国家前程的类似判断。

毛泽东对鲁迅，怎么可能不心心相惜呢。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工作，除了拜访陈独秀和李大钊以外，专门跑到鲁迅家里见面，结果鲁迅正好不在家，毛泽东白跑一趟。

事后来看，这可能是两人唯一的见面机会，错过以后，毛泽东和鲁迅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只能千里神交。

很多年后，毛泽东都特别遗憾：

“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周作人，就是没见鲁迅。”

类似于你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却一辈子都不能见面交流，那得多遗憾啊。

二、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毛泽东，还没有什么名气，可能鲁迅只是听说过而已，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但“五四”之后革命运动汹涌澎湃，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崭露头角，之后更是率部走上井冈山，实践革命救国之路。

毛泽东改造中国的理想，彻底照入现实，逐渐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

而鲁迅搬到上海，不停的写杂文批判现实，继续走文艺救国之路，成为中国左翼文人的一代宗师。

一个亲自实操，一个探索方向，虽然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目的却是相同的。

殊途同归罢了。

于是，鲁迅通过听到的革命故事，逐渐认可毛泽东。毛泽东通过流入苏区的杂文，更加理解鲁迅，可以说中国最理解鲁迅的人也不为过。

有证据吗？

当然有了。

1934年1月，中央和鲁迅的联络员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调回瑞金出任党校副校长，专门去拜访毛泽东，并且向他介绍鲁迅的近况。

毛泽东非常高兴，和冯雪峰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只谈鲁迅。

随后，毛泽东便谈起鲁迅的《阿Q正传》。

他说阿Q是落后的农民，鲁迅能看到农民的要求，把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同时又能批评阿Q的弱点，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有时候对农民的要求不理解，实在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的意思是，鲁迅的文章充满对农民的批判，但在批判之外，却是同情农民苦难的大爱。

犹如杜甫的诗一样，看起来是苦大仇深，其实是爱之深痛之切。

这才是真正读懂了鲁迅的作品。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博古提议，请鲁迅到苏区做教育人民委员，负责苏区的教育事业。

毛泽东听完大吃一惊，吐槽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都不了解鲁迅。鲁迅的作品是匕首，在外面的作用更大，要是到了被围剿的苏区，文章基本传不出去，那给谁看嘛？”

这是毛泽东懂鲁迅的事业和价值。

鲁迅也懂毛泽东。

他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有浓浓的山大王气质，毛泽东也很开心，上井冈山之前，我就说要和绿林交朋友，鲁迅竟然看出来了，你懂我。

后来上海的托派给鲁迅写信，想挑拨鲁迅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关系，鲁迅不能忍，直接口授了一封信喷他们：

“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言外之意，你们别费心了，我和毛泽东是一路人。

而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鲁迅和茅盾起草贺电，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特殊关系转达陕北，贺电里说：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这不是鲁迅懂毛泽东的事业？

此时的毛泽东和鲁迅，即便从来没见面，已经是神交知己，然而毛泽东的事业刚走上正轨，鲁迅却病逝。

毛泽东伤心透了。

1937年10月，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给鲁迅极高的评价：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中国的圣人。”

自古以来，孔夫子就是中国的万世师表，毛泽东把鲁迅和孔夫子并列，可见在毛泽东的眼里，孔夫子是崇尚尊卑的旧文化祖宗，鲁迅则是反抗战斗的新文化鼻祖。

鲁迅逝世以后，毛泽东便系统阅读鲁迅著作。

1938年，《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共200套，每套20卷，并且著名是非卖品。地下党秘密弄了2套给延安寄去，毛泽东收到的是第58号。

此后多年，《鲁迅全集》便成为毛泽东的案头书，休息的时候要读、忙里偷闲要读、行军打仗也背着，甚至1949年访问苏联也要带去读。

毛泽东自己说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

直到1975年底，他还在专门印刷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上，画了一个红圈，旁边写着“1975·8再阅”，并且号召同志们“一两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毕竟，他和鲁迅是心意相通的。

三、

那为什么毛泽东和鲁迅的心意相通呢？

如果仅仅是因为革命年代的互相欣赏，晚年时代的毛泽东，基本不会对鲁迅推崇备至。

要知道他早年间“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晚年就成了“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想想当年的阶级叙事，这可不是什么好评价。

所以毛泽东和鲁迅的心意相通，一定有什么其他因素，尤其是两个人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

我总结了一下，基本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两人都认可通过改造国民精神，进而改造整个中国，让古老的民族焕然一新。

这个就不需要多说，前文已经说了，毛泽东和鲁迅在青少年时代，便立志于此。

第二个原因是相同的事业进取心。

还是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评价鲁迅有三个特点：有政治远见、有斗争精神、有牺牲精神。

比如鲁迅去世前，肺病特别严重，朋友们都希望他去苏联疗养，只要保养得好，再活10年没问题。

但鲁迅觉得，出国就脱离国内实际，变成聋子瞎子，不利于创作战斗。

茅盾说可以寄资料到苏联，你写文章寄回国内发表。鲁迅掐指一算，一来一去需要一个月，便拒绝了茅盾的建议：

“杂文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明日黄花了吗？”

茅盾说服不了鲁迅，便转告史沫莱特，说大先生轻伤不下火线。其他人推测不治疗的话，只能活半年了，鲁迅也不在意，那就半年好了。

鲁迅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就体现在这里了。

仔细看看，毛泽东评价鲁迅的三个特点，用在他自己身上，其实也非常合适。

在事业进取上，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第三个原因是底层逻辑完美契合。

鲁迅在《自嘲》里写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意思就是，对待敌人要穷凶极恶，对待人民群众要如沐春风。

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事业，始终是“为人民服务”，这就在底层逻辑上，和鲁迅建立起深度联系。

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

“鲁迅的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四个原因是文化革命的理想。

这个和前三个原因是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毕生探索，就是为了完成文化革命的终极一跃。

换句话说，新政治制度和新经济模式，必须匹配新的文化，总不能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工业化了，再穿上儒家三纲五常的外套，那算怎么回事？

唯有完成文化革命，改造中国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的胜利，那么之前几十年的努力奋斗，都是半成品而已。

我们还是来看当事人的说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

“我们要革除的，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为之服务的旧文化，我们要建立起来的，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五四之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那新文化的领导者是谁呢？

中国共产党。

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鲁迅。

所以毛泽东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所谓服务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文化，可以简单理解为：

人民大众的文化、天下为公的文化、独立自由的文化、公平正义的文化、讲科学技术的文化、没有阶级的文化、人民反抗强权的文化。

这个理想，毛泽东到晚年都没有忘记。

1957年3月，他在南京人民大礼堂，给安徽、江苏和南京军区的干部讲话，再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现在处于一个转变的时期。阶级斗争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但这仅仅是为建设生产、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

“我们的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农业国、手工业国。”

所以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便需要一个文化革命。

只是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已经去世多年，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奋斗了，于是他自己扛起了新文化的大旗。

四、

晚年毛泽东，基本没有能谈得来的人，更没有人理解他，他只能和逝去曹操、鲁迅等人隔空交流。

他不厌其烦的背诵曹操的诗、读鲁迅的文章、读庾信的《枯树赋》，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时候，感慨岁月轮回，不禁嚎啕大哭。

1975年做白内障手术，问清楚医生唐由之的名字，突然就想到，这个名字可能是从鲁迅的《悼杨铨》里取来，然后就用湖南话背诵起来，并且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一遍。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毛泽东写完后，把手稿送给唐由之，便进了手术室。

种种事迹都可以想见，毛泽东在精神上，多么想念鲁迅。

那为什么会有“鲁迅活着要坐牢”的段子呢？

其实这个段子有两个出处，但都被人误解了。

第一个出处是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文艺座谈会，沈雁冰、老舍、巴金等人都出席了。

毛泽东说起全国知识分子500万，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十分之一，抵制的也不足十分之一，剩下的80%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未必相信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用来指导创作。

文化要改造，文艺要转型，就要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作品，来引导他们的创作。

虽然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如果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

“他一定有话要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毛泽东的意思是，鲁迅要是活着，一定会写杂文指导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且他特别希望鲁迅能做这些事。

第二个出处就是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新闻出版界座谈会，号召大家用十年八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报纸上写一些通俗亲切的好文章。

然后他开始自说自话：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的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所以他会写。”

“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二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做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不怕。”

“现在的杂文怎么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看到没有，毛泽东希望鲁迅出来讲话，和他一起并肩作战，把共同的理想事业推下去，又怎么可能让他闭嘴。

毛泽东和鲁迅的心相通，归根结底是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该说的话任何时候都要说，该办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办，无非是跌的粉碎而已。

这才是最高层次的精神共鸣。

而且毛泽东和鲁迅，都对青年抱有极大的期待。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毛泽东则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是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和鲁迅是20世纪的两个圣人，他们都带着极大的重任而来，又带着极大的期望而去。

他们的理想，留给了追随他们的后辈青年。

此致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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